莱蒙托夫被认为是俄罗斯继普希金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早在中学时期就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曾写下歌颂抗击拿破仑战争的《鲍罗金诺》、悼念普希金的《诗人之死》，以及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恶魔》和小说《当代英雄》。但诗人与上层社会关系微妙，1841年，年仅27岁的莱蒙托夫死于决斗，也使其在身后遭遇诸多非议。
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弗拉季米尔·邦达连科所写的《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并不是一部容易读的传记，作者代入书中的主观情绪多少会影响读者本身对传主生平和作品内涵的判断，但他也围绕传主莱蒙托夫的生平进行了多方查证。在邦达连科看来，正是由于莱蒙托夫对自由的热爱招致“上流社会凡夫俗子”们的不满，终于成为“被诅咒的诗人”，而这部传记正是为了正视莱蒙托夫生平及其遗产而写下的。
与多数莱蒙托夫传记不同，作者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考证莱蒙托夫的家世。坊间流传出身贵族家庭的莱蒙托夫是其母与农奴马私通产下的，其父尤里·莱蒙托夫只是莱蒙托夫的外祖母为掩盖女儿丑行而雇佣的一个倒霉鬼；又说莱蒙托夫是车臣后代，因此得以在对车臣的战斗中得到敌人的“保护”免遭枪击；更有以色列学者依据一部“纳粹伪科学的书”判定莱蒙托夫的生父是一个法国犹太人。邦达连科对此显然无法认同。
比起来自斯托雷平家族的母亲，莱蒙托夫的父亲一家显得黯淡许多。退役军官尤里·莱蒙托夫只是隐约向儿子提及自己的祖先是苏格兰来的雇佣兵。邦达连科从莱蒙托夫的诗中找到他对自己姓氏来源的察觉：诗中他把自己向往的西方称为“先祖的田野”，这激起作者寻觅诗人身世的热情。那位苏格兰雇佣兵名为“盖奥尔格·莱蒙特（George Learmonth）”，1613年服役于沙皇的军队，在莱蒙托夫族谱中被指认为祖先。邦达连科的实地考察更像是一则充满神秘主义气息的游记，在苏格兰高地城堡辗转期间，他先是考证莱蒙托夫一姓源自家族获封的土地，又将目光对准了十三世纪的诗人和预言家托马斯·莱蒙特（Thomas Learmonth），作为莱蒙特家族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他留下诸多以诗行呈现的神启预言。该家族中有一位英国诗人拜伦的先人玛格丽特·莱蒙特，还有一位远赴俄国寻求战功的士兵，他就是莱蒙托夫的祖先盖尔奥格·莱蒙特。作者的实地考察为我们揭示了莱蒙托夫身上所携带的“苏格兰基因”，他也乐于将莱蒙托夫和充满神秘主义气息的托马斯·莱蒙特，以及诗人的苏格兰远亲、同时也是其偶像的拜伦联系起来。
为了证明莱蒙托夫的确是“莱蒙托夫”，邦达连科还专门来到莱蒙托夫的父亲尤里的故乡丘赫洛马，甚至还在考察中遇到一位与诗人同名的远亲后代。详尽的考察让作者确信，针对莱蒙托夫身世丑闻般的推论均属无稽之谈。他说，如果尤里·莱蒙托夫不是诗人生父，为何还在临死前惦念孩子的创作并移交领地给诗人？如果尤里·莱蒙托夫只是被雇佣来遮丑的，那为何诗人的外祖母始终瞧不上这位女婿甚至将其赶走？
长诗《恶魔》和小说《当代英雄》无疑是莱蒙托夫最为重要的作品。诗人古怪的个性和非凡的才华让他在赚尽风头之余也陷入种种风波：先是在纪念普希金的《诗人之死》当中得罪沙皇尼古拉一世，而后又接连同法国公使之子以及友人马尔蒂诺夫决斗，并最终命丧后者枪下。天才之陨落似乎可以在这两部作品中找到依据。
尽管作者对莱蒙托夫的热爱在书中显得不够节制，但谈论《恶魔》时他并没有把莱蒙托夫完全当成被崇拜的文学偶像。如诗人开玩笑时所承认的那样，自己性格上的确存在具有神秘主义气息的“恶魔基因”。十五岁时诗人写下《我的恶魔》，年轻的他感受到了自身的“恶”，一种对他人、对自然的冷漠，并意识到自己将在未来不断对抗这种“恶”。《恶魔》的创作历程相当漫长，人们往往想根据文本的演变去探究诗人的内心世界，诗中那个反抗既定秩序和不公的“恶魔”正是诗人为世界留下的宝贵财富，即便这很难为上流人士所喜爱。
对于热爱诗人的人们来说，莱蒙托夫一直是“我们当今时代的英雄”——这个比喻来自小说《当代英雄》，一部被别林斯基称为“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的作品，以其作为“整整一代人的恶习合成的肖像画”带来直入人心的震撼。书中毕巧林的原型被认为是莱蒙托夫本人，人们也热衷于为书中角色寻找现实原型。邦达连科也不会忽视《当代英雄》中那些颇具预言色彩的情节：小说中毕巧林同样迎来了一场决斗，并杀死了对手格鲁什尼茨基，除了没开枪，其他情节与使莱蒙托夫丧命的那场决斗是如此相似，以至于邦达连科愿意在诗人其他带有预言色彩的作品文本支撑下，选择相信莱蒙托夫是一位宿命论者，这无疑又是作者将诗人与其苏格兰预言家先祖莱蒙特联系起来的依据。
针对莱蒙托夫之死，作者提出了谋杀的说法。在他看来，马尔蒂诺夫残忍又怯懦地在莱蒙托夫放空枪之后瞄准诗人心脏所射出的子弹并非只是源于两人的私人恩怨。从纪念普希金的《诗人之死》开始，莱蒙托夫就已经成为包括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内的上流社会人士的眼中钉，借助某种手段除掉莱蒙托夫已经成为上层社会不少人士的共识。那场决斗的见证者们无不对真相三缄其口，仅有瓦西里契科夫和凶手马尔蒂诺夫在晚年搬出的一面之词；甚至莱蒙托夫的朋友阿列克赛·斯托雷平也没有对友人之死多说两句——邦达连科认为他知道莱蒙托夫之死是凶手们对他不愿朝“朋友”（马尔蒂诺夫）开枪这一性格的利用，毕竟他在与巴朗特的决斗中也是这么做的，但斯托雷平也不愿意撒谎，他也许深知莱蒙托夫难逃一死，干脆选择沉默。
比起了解莱蒙托夫如流星般划过的传奇人生，阅读莱蒙托夫显然是一件更为令人愉悦的事情，但这并不是说关于诗人的生平不足以得到重视。邦达连科所写的这部莱蒙托夫传记显然具备其现实考量，阅读此书时我明显可以感受到，他对于当前俄罗斯的社会现状多有不满，而他所批评的社会现实可以追溯到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所遭受的“折磨”。另外，从莱蒙托夫的身世着手所牵引出的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因素，实地和文本的双重考据，以及借助诗人作品进行史论结合阐述的写作方法，都使得这部传记在对比起马努伊洛夫、安德朗尼科夫或者伊凡诺夫等前人所作的诗人传记时显得更加详实，观点和思路也更加新颖独特。
在邦达连科看来，莱蒙托夫之死在文学史上是一个比起普希金之死更加惨痛的悲剧，这或许有通过压制普希金而抬高莱蒙托夫之嫌，但后者的早逝确实给俄国文坛带来沉重的打击，因为莱蒙托夫是如此优秀，以至于当天才陨落之后没有一个水平足以赶上他的人物能够在短时间内接过俄罗斯文学的大旗。我们也能从托尔斯泰的评价中感受到这位天才诗人的份量：托翁认为如果莱蒙托夫活得足够长，那起码在他那个时代就不需要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了。
邦达连科此书的写作在我看来恰好是借助莱蒙托夫这一人物及围绕着他的种种是非所展开的，如果莱蒙托夫能够得到公允的评判，他也许就不会大费周章地为他的偶像作传。事实上，作者还依靠这部传记迎来了事业的新高峰：《天才的陨落》把他从日渐边缘的地位中拉回文坛主流之中并收获荣誉，他当然乐见这部作品获得巨大的成功。而在我看来，该书的价值——比起为莱蒙托夫研究正本清源或是为作者本人赢得名利——在于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这位天才诗人的不朽，在充分展示诗人短暂一生后，他让人们找到了拿起莱蒙托夫作品好好阅读一番的理由。莱蒙托夫所具备的“恶魔”和“当代英雄”特质恰恰展示了他作为真实的人的一面，而不仅是依托文本被树立起来的偶像，同时这些品质也是诋毁莱蒙托夫的人们所不敢面对的；而他天才般的诗歌语言，以及自始至终洋溢着的追求自由的反抗精神，更已经成为后人无需赘言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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