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本书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
自从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之后，以天朝自居的清政府就结结实实地被揍了几次。虽说挨揍的是大清，但是真正感觉肉疼的却只有清政府。当时清廷举国上下依旧不可救药的自大麻木。在当时却有一场战败，却真真正正令举国各行业阶层集体悲痛，举国耻辱！中日甲午战争，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朝野一片愤怒，民间更是哀鸿。赔上老脸跑去马关屈辱求和的李鸿章，刚回到天津就被沿街老秀才扔烂苹果。李鸿章的老部下，退休在家安度晚年的原台湾巡抚刘铭传，更是气得呕血数升，含恨离世。
短短几年，北洋舰队就被日军全面超越
是年京城科举大考，上千爱国学子更拼上功名不要，集体罢考请愿，只求大清变法自强，演出了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热血澎湃的“公车上书”事件。就连那年月“下九流”的梨园艺人们，也都各种悲愤。昆曲名丑杨鸣玉的一幅绝命对联，尤其名流千古：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原本跟在中国后面的小弟，一朝之间，地位翻转！大清虽然生生被狠斩了一刀，可比这肉痛更不甘的，却是心痛：为什么我们会败给日本?
公车上书，不求功名，只图自强！
相关的原因，从中国到日本的专家在学习能力、民族性，甚至是国运翻转都做了大量的解读。有不少解读还是现在的初高中必考知识点。当年日本第一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高调访华时，被求教说中国应该如何向日本学习，伊藤博文哭笑不得地说：“问我干什么，看魏源的《海国图志》去！”
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海国图志》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被遣戍伊犁，途经镇江，与老友魏源相会。那是1841年7月的一天，当晚两人同宿一室。此前一年，林则徐在钦差大臣任上，曾指挥他的“翻译小组”编译英国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集成《四洲志》，未及出版。当晚，林则徐将书稿全部交给魏源，希望他编撰《海国图志》。魏源参以历代史志、明以来《岛志》及当时夷图夷语编成《海国图志》50卷，一年后成书 ，初版50卷于1843年1月刻印于扬州。后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为百卷本。
1851年，中国一艘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照例查检违禁品，翻出3部《海国图志》。从这一夜开始，这本看似普通的书，让日本人为之疯狂痴迷！此后几年，《海国图志》仍不断偷渡日本，计有15部，有的“被官方征用”，有的流入市场，到1859年，同样一部书价格涨了3倍。而在它的祖国，《海国图志》出版后几乎无人问津。《海国图志》东渡扶桑，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机缘，但书商深恐卖不出去，书款收不回来，这才让它远渡东洋，难说不是原因之一。
《海国图志》主旨，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已是开风气之先的改革思想，而近代的军事科技资料，但凡能搜集到手，无不汇聚书中。可惜，这一切都未被国人重视，而日本人却如获至宝，通过不断转译翻刻，使之成为日本朝野上下革新内政的“有用之书”之后的五十年里，日语版《海国图志》先后再版的十次，价格连年飙升，却依然怎么卖怎么活，轻轻松松就把钱挣。堪称整个十九世纪历史上日本的天价畅销书。半个世纪后，梁启超先生说，日本明治维新的前辈们，“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光裕年间根据《海国图志》改编的《日本国志》
在当时一代日本精英心中，《海国图志》更意味着珍贵的成长记忆。比如前面说到的佐久间象山，自从幸运买到一本，就终生捧读不辍，几年里陆续写了二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成为整个明治维新时代奉为至宝的珍贵资料。至于在日本大名鼎鼎的坂本龙马，当年为了能抢先看一眼书本，这个学剑道的孩子就勇敢地和师兄相约决斗。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战舰
就连当年远赴欧美留学的第一代大清留学生们，对这事也都有惊讶的记忆：北洋水师的那批留学管带们，都清楚的记得那些同吃同住的日本同学们，几乎人手一本《海国图志》，吃饭时都会认真翻开。仔细一打听，竟然是个中国人写的。
以明治维新时代另一位日本牛人吉田松阴的说法，正是这本书，不但激励了一代日本人为国家奋斗的决心，更帮助日本人找到了一条奋斗的道路。
大清怎么练不来“九阴真经”呢？
《海国图志》早期中国人对世界各国的认识
明朝末年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为中国人绘制世界地图时，不得不向中国流行的天圆地方而中国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观点让步，使中国多少占据着世界中央的地位。后来他说：“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言，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利玛窦已经看到了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的陶然之意，有个叫扬光先的人就说过，宁可使仲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仲夏有西洋人。
中英《南京条约》
几千年的文明史，已造成中国人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化身，一直做着华夏中心主义的迷梦。这个梦一直到1840年依旧没有清醒，当西方用枪和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时，《南京条约》的签定并没有引起国人的觉悟，大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这是民族危机的开始，只不过觉得同历史上的边患的危机一样，象汉与匈奴、宋与辽金，没什么了不起。更何况中国虽说曾被征服过但到头来还是征服了同化者，人们早已陶醉这种对于征服者的文化同化胜利之中，深信中国文化天下第一，道德文章天下第一，政治制度天下第一，根本就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更先进的文明。
林则徐说：“大有雨过忘雷之意”。中国人在文化优越感中走不来，尊夏攘夷主义的文化传统，在意识中扎根发芽更加膨胀。战争失败，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根本就没有提高国人的对西方的认识水平和认识能力。陈腐的观念根深蒂固，传统的力量异常顽固，但当民族危机迫近时，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已经开始小心翼翼地去认识西方探索西方。
1843年，《海国图志》出版，它是传播世界知识的第一个重要媒体。魏源试图通过该书向人们传递域外的信息，让人们看到外面的世界，来适应现在的挑战，结果是魏源的雄心壮志变成了无人欣赏的怪物。有人推测20年间五次印刷，仅印了1000册左右。不要忘了当时全国的绅士有150万左右，而有读书能力的人有350万左右。没有人愿意读此书，没有人愿意了解西方的风土人情。知识分子整体的自恋，以无知为骄傲，不看不读不知不学不用。1848年，徐继畲写的《瀛环志略》出版，它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内容比《海国图志》更近了一步，但它刺激了一些人的虚弱神经，保守派的李慈铭在日记写道：“或言此书实先人罪案，谓其夸张外夷，宜哉！”。
《瀛环志略》书成即被定罪
介绍西方的地理知识就成了“罪案”，传统的卫道士们已经按耐不住了。真正掀起波澜大波的是郭蒿涛，清朝第一任驻英公使，出使以前有人劝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但郭蒿涛决心已下，不仅去了而且写了《使西纪程》，他告诉在天朝自大中迷迷糊糊的中国人，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一石激起前层浪，骂声席卷而来，愤怒充斥朝廷，中国的士大夫们怎么能容忍对西方蛮夷的赞美呢？李慈铭在日记中写道“蒿涛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心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居心？”
清政府诏命立即销毁字版，禁止发行。晚清的中国已经容不下一本书了。不但是来自清政府的权威，更多的是来自传统卫道士们，不是几个人，而是绝大数的知识结层。近代思想家郑观应说：“今自命为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求西学者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这样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社会舆论，有几个敢冒着“名教罪人，士林败类”的帽子讲西方文明呢，说实话讲真理何等艰难，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敢想的不敢写，敢写的不敢出。
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1884年写成，但作者怕“难以获罪当道，是以犹豫未即付刊”，直到10年以后才面世第一版。黄遵宪写的《日本国志》正式完稿于1887年，直到1895年后才出版。甲午战败后，有人痛惜未曾早识《日本国志》，称之为早读此书何以战败？其实从《海国图志》的命运就已看出两国的胜负。第一次鸦片战争并未使中国人苏醒过来，却让日本震动不小。《海国图志》在中国无人问津，在日本广为流传，成为促进明治维新的启蒙书。中国比日本早接触十五年，却一直在轻蔑、敌视和排斥西方文化，日本却是吸收引进消化西方文化并广为传播。据史学家统计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江南制造局译书局的译著共发行了1.3万部，而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于1866年出版后，立即在国内卖出25万册。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本书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