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武备为先务者。”素有崇德尚武之风的清代统治者对此更是格外用心，“升平盛世”里还有什么比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更能宣扬国威、绥抚外藩呢？何况大阅制度本身也是对国家武器装备、军队士气与战斗力的一项督查制度。清代（后金）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阅举行于天聪七年（1633年）十月，顺治十三年（1656年）经“内大臣巴图鲁公鳌拜”等奏议，将大阅定为三年一次，并逐渐成为定制。
但这项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比如康熙皇帝的第一次大阅已经是康熙十二年的事了，而在康熙二十四年至三十六年的十二年间里又连续举行9次大阅。可见，决定大阅礼的时间和历史背景除了“恪守祖制”外，更多的还要出于对内、外部形势需要的考量。自号“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一生只举行过六次大阅，分别为乾隆四年（1739年）、乾隆八年（1743年）、十六年（1751年）、二十三年（1758年）、二十六年（1761年）和二十八年（1763年）。
其中，乾隆四年的大阅礼不但是最为隆重的一次，还经宫廷画师郎世宁之手以图画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即今日故宫博物院所藏《大阅图》。这种三百年前的“实况再现”方式无疑也为我们追寻历史谜题的答案提供了直观的指引。今儿姑且通过这幅传世之作，聊几句关于清末军制改革前八旗军兵的穿戴。
玄甲明光，我武惟扬
军服，顾名思义即指军队的制式服装，为适应不同场合情境的需要，现代军服往往会有礼服、常服、作训服、工作服等等不同的种类，清代八旗军的服饰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我们不妨将其粗略的归纳为官服、常服与戎服三类。而《大阅图》中所展现的，即是最能体现八旗军容威武雄壮的戎服。不过，清代八旗军的戎服一直是这样“彩旗飘飘”的状态么？
戎装，或称战服、盔甲、甲胄等等，是军人在出征作战时穿戴的能够起到一定保护作用的功能性服饰。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曾经规定“打仗时穿厚甲执长枪大刀的人在前面迎敌，披轻网甲手持弓箭的人随后”，可见彼时的八旗军装备有“厚甲”和“轻网甲”两种甲胄。
“厚甲”可以理解为由厚重甲片连缀而成的传统铠甲，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颇负盛名的玄甲、明光铠等将甲片裸露于外的铠甲都属于这一范围。不过在蒙元时期，一种将铁甲叶暗藏于布帛外罩内的布面甲（暗甲）开始出现，并且在明代得到继承和发展，现存的“清太祖高皇帝红闪缎面盔甲”便是这种“蒙古式长对襟褂”甲胄，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甲胄与明代帝王戎装像中的铠甲可以说是如出一辙，想来努尔哈赤从父祖那里继承来的那十三副盔甲，大约也应该都是这个式样的吧。
轻网甲是在唐代开始推广使用的锁子甲。锁子甲的结构为五环一组、各环勾连，柔韧性增强并且减少了甲叶对人体的束缚。在利器的撞击下“各环分散为度，减轻伤亡”，并且由于铁环间间隙非常狭小，一般的武器很难将其射穿，防御能力相对较好。锁子甲在八旗骁骑实战中的使用率较高，在紫光阁功臣像中，我们很容易发现锁子甲的身影。清代的锁子甲或穿在行服褂里，或直接穿在行服袍外，有带袖、无袖之分圆领、围领之别，铁环的样式更是纷繁复杂不一而论，沈阳故宫现收藏有清代锁子甲百余件，大都制作精巧，工艺繁杂，其中最重的可以达到20余公斤，轻者也已超过10公斤。
制式棉甲
后金时代对盔甲进行改革的人是努尔哈赤的继任者清太宗皇太极，他将明式的长款甲褂改为上衣下裳分制式，改进后的甲衣更加便于骑射之需，也成为清代盔甲的基本制式。翻开《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10，有着对八旗甲制的清晰描述：
“（原定）甲制。上衣下裳。甲衣长二尺二寸。下广一尺一寸。护肩二。各长一尺一寸。广一尺三寸。袖二。各长一尺二寸。上围圆一尺二寸。下围圆九寸。护腋二。各长一尺。上广九寸。凹其中以承腋。其末锐。遮裆一。方八寸。左裆一。方六寸。甲裳。长二尺六寸。幅二。每幅上广一尺二寸。下广一尺五寸。其表官用锦缎施彩绣。兵用布。无定式。甲衣用铁叶一百三十六。每叶长二寸五分。广二寸。甲裳用铁叶一百一十六。护肩、甲袖、护腋、遮裆、左裆、均用小铁叶、长一寸六分。广一寸四分。”
也就是说，清代八旗军骑兵盔甲的基本参数为：上衣长73.33cm，内嵌有136块大小为8.3cm*6.7cm的大铁叶；下裳分左右两片，均类似于上窄下宽的梯形，每片长86.67cm，宽处50cm，窄处40cm，内嵌大铁叶116块；两块护肩大小均为36.7cm*43.33cm，两个护袖长40cm、袖根宽40cm、袖口宽30cm，两肋护腋长33.33cm、宽30cm，前挡为26.67cm见方，左挡20cm见方。护肩、护袖、护腋、前挡及左挡所嵌小铁叶规格为5.33cm*4.67cm。而所有的这些组件并非是一体而成的，穿戴式需要靠绳带或纽扣连缀在一起。保守估计，这样一副精铁打造的盔甲无论如何分量也应该在12公斤以上。
可是这种厚重坚挺的覆面铁甲，是我们在画中所见的阅兵服么？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此时官员盔甲的表面用彩绣的锦缎，普通士兵用布，但并没有明确规定锦缎与布的式样或颜色。其次，康熙五年（1666年），朝廷正式规定八旗前锋校、护军校（正六品）“甲以白缎为表”，前锋及护军（精英部队）“蓝布为表”，并且首次规定普通八旗兵士“甲绣布为表，各如本旗之色”。大约应该是从这时起，普通八旗兵的制式作战服才开始明确以旗色为区分。
那么，盔甲是否也如补服顶戴一样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呢？当然有。雍正十一年（1733年）规定官员盔甲外罩的彩绣图案依据级别分为三等，其中一、二品武官周身可绣蟒15团，三至五品武官可绣蟒11团（护腋及前挡、左挡不绣），六品至八品武官可绣蟒6团（只绣在甲衣、甲裳及护肩），余者皆不能绣。并且头盔的垂髦、翎羽等也都有着明显的区别。
由战场走向典礼
这种沉重但极具防御性能的铁甲在火器渐兴的时代失去了原有的实用价值，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基于“慎重营伍体恤兵丁起见”的考量，乾隆皇帝亲自下令将旧有铁盔铁甲的三分之一（20000件）改为棉甲。“盔以革粲漆， 顶植铜叶， 护项、护耳、护颈均敷棉。甲亦敷棉，护军校、骁骑校、前锋护军、均全身。马甲无左右袖。鹿角兵、炮兵、无裳及左右袖左裆。”其中军官的棉甲“绮表绸里，外布黄铜钉鋟金”，普通兵士则“绸表布里， 外布白铜钉鋟银”。
为筹备将于乾隆二十三年举行的大阅兵，他还特旨赶制了18000余套完全不添加铁叶的“绸面金钉”盔甲，即为世人所熟知的“大阅甲”。大阅甲质地轻便、做工精良，但已然脱离了战争环境的洗礼，蜕变成一种单纯的礼仪性服饰。不过，这种礼服并非配发装备，而是典礼过后由朝廷统一保管，故宫博物院上世纪70年代还曾存有近万件大阅甲（每旗千余件），不过在经过一系列的“清减库存”运动后，现存的不过每旗百件而已，着实令人唏嘘。
补服与缺襟行袍
说罢了戎服，再简单提几句官服与常服。清代官服的主要制式为“外褂内袍”，即在朝服袍或吉服袍外面穿用缀有补子的补卦，同时搭配相应的朝服冠或吉服冠、顶戴、朝珠、花翎等物，武官的官服也不外如此，只是补子的图案皆为兽类，如麒麟、狮子、虎、豹等等，以彰显勇武有力之意。
所谓常服当然是指日常所穿的衣服，主要由常服褂和常服袍构成，并且依旧遵循着“外褂内袍”的穿法。如配戴常服帽，则可以在平常一般政务场合穿用，颇有点儿当下“商务休闲装”的味道。只是在军旅之中走马驱驰应该是较居家闲适更为常规的一种状态，因此行服才是军人真正意义上的“常服”。但这种常服除了大多为蓝色外，并不十分严整，似乎也不是由国家统一配给的制服，这一点在《平定西域战图》或《塞宴四事图》乃至紫光阁功臣像中都能得到验证。
行服可以说是清代最具骑射元素的服饰，由行服褂、行服袍外、行服裳、行服带等配饰组成，皆因出于骑射方便的考虑而设。行服的穿戴方式为：内穿行服袍、腰间系行服带、外罩行服褂、下系行服裳。
使用“行服褂”这样高冷的名词可能会让人觉得陌生，其实它就是清宫剧里比比皆是、现代“唐装”的原型——马褂。如果说没有装饰补子的补褂就是常服褂的话，那么马褂就是截去门襟下摆的常服褂。这种圆领、对襟、平袖、袖长及肘、衣长到脐、门襟上有五颗纽襻的服饰，据信在康熙朝以前即是八旗军兵日常穿着在外的军服，直到雍正年间才开始在民间普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演变出琵琶襟、大襟等样式，袖子的长度也渐渐由仅及肘延长到腕，成为“长袍马褂”这一典型形象的构成元素之一。
行文至此，提两个问题留给各位看官：
图一中打着三角形镶黄旗（黄旗镶红边）旗帜的方阵，为何穿蓝色大阅甲？
图二中正蓝旗的方队前，为何有穿着白色大阅甲的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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