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我们介绍的内容主要分为两大部分：思想与宗教，因篇幅所限，分为上下两篇推送。
唐代佛教与道教之盛，使得儒家思想难以抗衡。到了宋代，随着印刷业的发展以及官方对文人相对的宽容（据传宋太祖曾有不杀士大夫的遗训），使得儒家思想在一大批封建士人的推动下得到新的发展。到了北宋中后期，形成了新儒家学派。新儒学家已经不限于对于儒家经典著作中的义理进行充实与阐明，而是注意到经世致用，所涉及的领域也突破了孔门四科（德行、政事、文学、言语，一说为文、行、忠、信）：有的积极参与政治，如范仲淹、王安石等；有的擅长编撰史书，如司马光、范祖禹、李焘、李心传等；有的擅长文学著作，如欧阳修、苏轼、辛弃疾、陆游等；有的则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如苏颂、沈括等；有的则致力于研究历代以来典章制度，如浙东学派的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等人；还有专注阐发儒家经典中的义理的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家。两宋的文化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不仅超越了隋、唐等代，也达到了后世的元、明、清历代不能企及的水平。
宋初儒学家晁炯通佛、道之书，将儒、释、道思想相融为一家之学，而不囿于一家之见。晁炯的思想为后来宋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北宋中期欧阳修（1007—1072年）开始，一批士大夫以探求经典中的义理、“救时行道”、融合佛道学说为特征，创立了宋代的新儒学。所谓“救时行道”就是要进行改革。其中最早的一派为“新学”，由王安石（1021—1086年）创立。王安石对先儒的注释一律不用，进行新的解释，而主持编写对儒家经典的新义，编成《三经新义》，并颁行于太学。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以及其变法中对科举废诗赋而考查经义，是与当时统治阶级企图用一种学说、一种道德控制思想的需要相适应的。
著名文学家苏洵（1009—1066年）及其二子苏轼（1037—1101年）、苏辙（1039—1112年）合称“三苏”，也是蜀学的创立者（三苏是今四川眉山人）。苏洵曾撰《六经传》探求义理，曾著《易传》，未成而卒。苏轼贬居黄州期间，完成了《易传》的编写，后又撰《书传》，后世称为《东坡易传》、《东坡书传》等。蜀学的特点是吸收佛家、道家思想，提倡“三教合一”。蜀学的哲学观点是将“天”、“无”视为宇宙的本原，以“道”或“道之大全”作为最高范畴，通过“气”或“水”产生万物，蕴含有道家神秘主义思想。蜀学影响力在宋学中虽然较小，但对金代儒学有一定的影响。
理学是宋学之中影响最大的一派。南宋朱熹将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合称为北宋五子，列为理学的创始人，其中只有洛学和关学形成了两个学派，北宋末仅存小学派洛学。
洛学的代表人物是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兄弟，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合称为“二程”。程颢承认事物对立的普遍性，并承认对立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变化的原因。他还将天、理、心等同起来，把天和心的本质都视为理。程颐则认为“性即理也”，“天下更无性外之物”，理与性是一切事物的基础，又都先于物质而存在，而且是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二程的著作被后人编为《二程全书》。
关学的代表人物是张载（1020—1077年），关中郿县横渠镇（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代表作为《正蒙》。张载认为一切存在都是由“气”构成的，它是万物的本体，而太虚（天空）也是物质性的，是气散而未聚的一种状态。物质世界是由太虚和万物共同组成的。他还认为气变化不已、运动不止，它的变化运动是由于对立面的斗争。气的变化规律，也就是物质的变化规律，被他称之为“道”。这一点和蜀学有相似之处。
此外，历来有学者认为周敦颐是理学的祖师。周敦颐（1017—1073年）世称濂溪先生，认为“一实万分”，指统一的本原的实体分化为千差万别的特殊物体；为了论证“一实万分”的本体论，他进一步提出了太极生阴阳的动静观：“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其学说被称为濂学。虽然周敦颐的门生很少，但他却得到了后世朱熹的推崇，尊为理学的开山祖师。
邵雍（1012—1077年）长期隐居于洛阳，自称安乐先生，著有《皇极经世书》等著作。程颢认为其学说为“内圣外王之学”，却认为是“空中楼阁”，不甚重视。他所创的“象数学”也被列入理学中。邵雍编制《皇极经世书》的目的在于经世，其对道的概念具有独特的形而上理解。
南渡之初，宋廷曾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罪于王安石变法与新学，理学借机得到发展。秦桧专权时期，曾大力扶植理学派而打压新学；但到了后来，一部分理学家反对秦桧卖国专权的行径，遭到秦桧的打击。到秦桧倒台后，理学派为了撇清与秦桧的关系，又说秦桧奉王安石新说。实际上这一时期秦桧主要是以各学派作为打压政敌的工具。
孝宗即位后，他对各种学说都比较包容，出现了一个相对“百家争鸣”的时代。这时新学仍是主流学派，另有蜀学和理学，并发展出了理学中的心学派和反理学的事功学派。在孝宗的扶持下，沉寂已久的蜀学再次兴起，但影响力仍较小。
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位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理学家，这就是朱熹（1130—1200年）。朱熹发展了二程学说，注解阐释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篇目，后来称这四种书为“四书”），通过注释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他对学生的一些谈话被整理为《朱子语类》。朱熹认为：“理在前，气在后”，“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理是本”，理的极致是“太极”。但朱熹说天下没有无气之理，不聚气则理无所附着，因此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而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还是一位教育家，曾重建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
不过，朱熹的思想强化了封建思想中的“三纲五常”，在被封建王朝奉为官方思想后，阻碍了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变革，在明清时期被发挥到极致。
朱熹像，图片来自网络。
陆九渊（1139—1192年）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发展了理学中的心学派，与朱熹等人的思想相对。他提出“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主张格物致知应当在内省和反求诸己方面多下工夫。
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邀请朱熹和陆九渊在铅山县（治今江西铅山县东南）东北的鹅湖寺举行辩论，史称“鹅湖之会”。
当时，浙东地区出现了吕祖谦（1137—1181年）、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适（1150—1223年）等学者。吕祖谦的观点与理学较为接近，而叶适、陈亮等人的观点则较为接近，反对理学家的空谈，着眼于经世致用，被称为“事功学派”。其中陈亮（1143—1194年）认为学者应当研究的是能够富国强兵、复仇雪耻的实用学问，要做一个“成人”而非“醇儒”。陈亮曾与朱熹争论过“王霸义利”的问题。陈亮反对朱熹只把三代（夏、商、周）说成合于王道、合于义，而把汉代以来的历史一律认为是昏暗无道。他认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宋光宗时，韩侂胄一度以朱熹理学为“伪学”进行打击，在庆元三年（1197年）列赵汝愚、朱熹等人为“伪学”人士，史称“庆元党禁”。后来史弥远杀韩侂胄，扶持理学派二十余年，因此没有被元代理学人士所修的《宋史》列入奸臣。理宗继续提高理学派的地位，到淳祐元年（1241年）把王安石从孔庙从祀中剔除，将二程、周敦颐、张载、朱熹从祀于孔庙，这时理学正式成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但距离南宋灭亡已只剩下三十多年。
辽国统治者尊崇孔子，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神册三年（918年），建孔子庙于上京。契丹统治者在用人行政和品德修养上也多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准则。在辽为官的汉人也向契丹统治者极力介绍儒家思想和封建帝王的统治经验，对契丹统治者接受儒家思想起了推动作用。自辽圣宗至道宗，都学习和吸收儒家经典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内容，并用修订法令和制定礼仪的方式贯彻、执行，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辽道宗认为辽国的文化水平已同于中原，不认为自己是“夷狄”。
西夏为适应封建统治需要，仿照唐宋科举制度，培养各级官吏。西夏建国前元昊设蕃汉二字院，后又建立蕃学，命野利仁荣主持，大量用西夏文翻译《孟子》、《孝经》、《尔雅》等儒家经典作为教科书，选择党项、汉族官僚子弟的优秀人才入学，学业完成出题测试，根据成绩，量才而用，授以官职。元昊还令各州都设蕃学。由于西夏吸收推广汉文化为主，吸引了一些宋的失意文人前来投奔。宋华州人张元、吴昊等人自负有才，在宋屡试不第，投奔西夏，得到元昊的重用，尤其是张元（？—1044年）任西夏太师、尚书令与国相，元昊对他颇为倚重。谅祚在位时曾向宋求宋太宗所作诗词草隶书拓本及《九经》、《唐史》、《册府元龟》等著作供西夏统治者学习。党项贵族中也有如野利仁荣、大族罔氏等爱好汉族封建文化者。嵬名仁孝在位期间极力推广汉文化，在各州县设学校，在禁中设小学培养党项贵族子弟，又创立大汉太学，尊孔子为文宣帝。西夏学者斡道冲（？—1183年）精通四书五经，著有《论语小义》、《周易卜筮断》等书，被仁孝任命为蕃汉教授，后擢升为国相。他死后，仁孝命人为他画像，祭祀于学宫中。仁孝还曾派遣使者到金国购买名儒翻译的各种书籍。西夏统治者主要用推行汉文化来提高党项贵族的汉文化水平，促进了党项族与汉族的融合。但崇儒和科举也使得西夏统治者逐渐安逸保守，渐趋腐朽，终至衰亡。
金国的女真贵族进入中原后，在契丹、汉人的影响下，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其大力提倡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九经和诸史是学校的必修课和科举的主要内容。金熙宗、世宗、章宗都不断提高孔子的地位。女真人中致力于经学的研究与传播者，有完颜宗道、徒单镒等。
金的儒学以蜀学、洛学和王安石新学为主流，而蜀学颇盛。泽州曾是程颢亲自讲学之地，泰和年间当地人李俊民传播二程学说，后又跟随隐士荆先生学习邵雍皇极数。
金在贞祐三年（1215年）迁都之后，南方理学在此时也开始北传。在南京（开封）的金儒通过南宋使臣得以了解南方理学著作，其中洛学的著作得到了传播，学说也因此得到发展。蒙古灭金的第二年攻南宋，俘虏了名士数十人，并将洛学之书送往燕京。其中，安陆人赵复影响最大。赵复到燕京后，在太极书院讲学。根据其著作，赵复是朱学的信徒，他将朱学比较完整地介绍到北方。但在程朱理学在北方传播的时候，也遭到一些儒士的批判与抵制。在元初，其权威性尚未确立起来。
忽必烈即位后，在各路设提举学校官，又立京师蒙古国子学、国子监学。在州县则以金代明昌年间的庙学为基础发展起来，以至于一乡一社皆有学。元朝的书院在宋金基础上也大为增加，而且远达漠北、云南等边疆地区都有学校、书院。而元朝对这些教育机构的控制也加强了，一是设置地方儒学提举司，二是书院的管理者由政府任命，从私学纳入官学范围，作为州县学宫的补充。许衡（1209—1281年）任国子祭酒期间，又确立了国子学的规模，学制参考朱熹，而州县官学、书院制度则取法国学建立。从此开始，朱熹的教育思想成为全国学校的指导，其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教科书。朱熹理学因忽必烈和许衡的推动得以迅速传播。
到元仁宗延祐年间实行科举时，制度多参考朱熹《贡举私议》，考试内容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设问，“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到元代后期，程朱理学已经取得教育、科举、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不过，元代科举虽然《四书》用朱熹的注外，《五经》则既侧重朱熹之学，也不废古人注疏，原因在于《五经》有一部分朱熹没有注释，缺乏公认的权威著作为准绳；而其他《五经》内容，则是元代人参用汉唐注疏。不过这却不能达到统治者企图统一道德标准的政治目的。于是元文宗设立艺文监，撰写类似唐代《五经正义》的著作，但因修《经世大典》而在元朝未得以实现。后来明成祖时修成《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主要也是取元儒著作而成。这说明元代实际上已经确立了程朱理学在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实际上，这与封建社会后期重建儒学、加强思想控制的需要是相适应的。
元代的理学在主要以许衡与刘因为主要流派。
正统派。该派以许衡为代表。许衡的天道观与人性论基本上是朱熹哲学的简化版。因为他所教授的主要是蒙古贵族子弟，文化水平较低，不需要探求义理的玄妙；又因为许衡学习的朱学已经是北传简化后的内容。所以他对朱学的理解不免浅狭，学术上也没有太大的成就。不过他强调躬行践履，使得朱学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许衡认为行比知更重，只有力行才是体现了真知。不过他的“行”是指“存天理，去人欲”。他还强调“中”“随时变易”，“庸”“行之日用，不可改易”。政治上，许衡坚持采用汉法，教学上重视实用，教授蒙古生算术等学。许衡所开创的躬行践履一派在明代成为朱学正统。
许衡像，图片来自网络。
理学别派。刘因（1247—1293年），被称为静修先生，基本过着隐居生活，著有《四书精要》三十卷等，都已佚失，仅传世《静修先生文集》十二卷。刘因虽然推崇朱熹，但学术源流则与朱学无关，他也并非恪守朱说，“未尝专守一家言”，而与许衡的态度不同。刘因与郝经一样，表示“六经皆史”，不过他强调古史经圣人整理，才升华成为经典，仍有一定的差别。他对于传、注、释、疏的评价也比较高，认为学习时应当先学习传、注，而后疏、释，再次则是后人议论。刘因的思想应当是由金代儒学产生的。刘因缺乏许衡强调实行的积极因素，但他隐居不仕的思想则符合儒家传统的出处行藏（《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观念，因此也被推崇为元朝两大儒宗之一。
在南方，朱熹之后，理学在闽北、闽南、浙江金华、四明、浙东南、绍兴、四川、江西等地都有学派。其中金华和江右两支影响最大。
金华派的何基、金履祥、许谦，谨守朱熹穷理致知的教旨，而批判心学派的理论。元代金华派的人才也是最多的，包括元末明初的宋濂。
江右理学的饶鲁已经带有一些陆学的成分，其再传弟子吴澄对后来明代王阳明的心学有很大影响，与许衡并称元代理学南北大家。
吴澄（1249—1333年）的思想兼有朱熹和陆九渊的成分，理学著作基本类似于朱熹，但哲学思想却本质接近陆九渊。他的著作《易纂言外翼》八卷，讲述《象数》，有人认为部分内容超过了元明时代的空谈者。不过吴澄因热衷用象数牵强比附，导致某些解释流于荒诞的谶纬术数。吴澄还经常用自己的思想来篡改删削经文，当然这是宋儒的风气，为元儒沿袭。他的哲学思想是调和朱熹与陆九渊，把心学提到孔子嫡传的高度，强调反求本心。他试图用心学改革国学，引起轩然大波，最后弃职南归。
元代，陆九渊的心学派已经逐渐衰落，仅有个别学者还坚持陆学门户。陆九渊本人不是主张不要读书，而是争论“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先后问题。陆学不学而知道，必然导致虚妄的空谈。朱学学而无所驾驭，最终则流于训诂。元代朱学和陆学的学者在争论的时候，也有人提出调和两者的思想。
元人有《四书朱陆会同》、南宋末有《朱陆合辄》。他们都强调两方所趋大同而其径小异。另有鄱阳汤巾与其子汤汉等，主张以朱学为主而兼采陆学。四明人史蒙卿、徽州人郑玉等人则是在支持陆学的基础上吸取朱学。朱陆两种学说的调和，对于后来王阳明创立心学，具有重要的影响。
此外，元代的邓牧（1247—1306年）自称“三教外人”，思想兼取儒家大同思想和道家的无为，所著《伯牙琴》痛斥皇帝专制与官吏贪暴，主张“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又有谢应芳，元末人，著有《辩惑篇》，摒弃佛教和道教，反对迷信。这两人思想在当时社会几乎没有影响，却有着独树一帜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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