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初，当欧洲正在走向世 界，处于大航海时代的时候。东亚的中国、日本和朝鲜却都实行海禁，将国门紧紧地关闭起来，其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定，但却加剧了东亚的落后，这成为东亚近代的一大悲剧。
在中国，明太祖朱元璋一登基，便下令实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永乐年间，明政府虽曾派郑和七次下西洋。但是，皇帝只让郑和进行官方的朝贡贸易，而不允许私人出海经商。到了明世宗在位的嘉靖（1522-1566年）年间。明朝政府更加强了海禁。一再宣布禁止商人建造双桅杆的大船下海。如果被抓到，所载的东西，即使不是外国货，也要以外国货论处，除没收货物外，还要将人发配戍守边疆。此外，明政府又规定，在外国进贡的船只到来时，普通百姓不得贩卖其进贡物品，也不许替外国人收购违禁物品。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冒充政府的牙行，囤积外国货。
明朝政府的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对沿海地区的商人、农民和渔民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由于海外贸易一本万利，故此，商人开始进行武装走私，有的甚至勾结海盗。而农民和渔民，由于无法养家糊口，也相继成为海盗。使东南沿海的社会秩序更加不稳定。而明政府的一些官员也认识到，实行海禁既不能消灭私人海上贸易，也不能杜绝倭寇。因此，明政府允许进行小规模的海上贸易，对船只数目及交易地点等方面进行了种种限制。
就在此时，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国，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最先到中国的是葡萄牙人。1511年，他们占领了满刺加，也就是今天的马六甲，控制了海上通道，阻断了中国与南洋群岛的贸易。1553年，他们又假装说他们的商船遇到了风暴，要上岸晾晒货物，在澳门定居。1557年，在澳门建立中国最早的殖民地。在葡萄牙人之后，西班牙人接踵而至，于1626年占领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在西班牙之后，第三个登场的是荷兰人，他们于1642年打败西班牙人，占领了整个台湾。对于西方的殖民威胁，大明帝国的统治者茫然无知，只是一味地继续进行海禁以自保。到了明朝后期，为了严格海禁，并减轻因贡赐贸易造成 的财政负担，明政府对与周边国家的官方贸易也加强了限制。到 16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公开而合法的海外贸易几乎不再存在，趋于闭关自守。
日本的情况与中国相似。古代时期日本同中国、朝鲜及东亚国家的贸易往来十分活跃，中国盛唐时，日本曾经多次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先进的中国文化，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商人也经常往来于日本和中国及亚洲各国之间，那时的日本是一个开放的国家。16世纪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来到了东亚，他们先到了中国，随后他们也到了日本。最先到达日本的欧洲人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到底是如何到日本的，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1543年，3名葡萄牙人让中国人做向导，乘坐中国船只到达日本的种子岛。另一种说法为：3名葡萄牙人本来是要到暹罗（今天的泰国）去，结果遭遇大风，无意中漂流到了日本的种子岛。总之，这3名葡萄牙人最终到了种子岛。他们带去了欧洲人制作的鸟铳等物品。这些物品受到当时日本西部大名（地方实力统治者）的欢迎，尤其是武器备受种子岛人的青睐，故此，后来日本人将这一事件称为“铁炮传来事件”。
稍后，种子岛岛主时尧将改制而成的鸟铳献给了岛津贵久。岛津贵久以战略家的眼光看到了这种在当时还不太灵光的新式武器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便命令自己的家臣仿制与学习，并在天文十八年（1549年）的加治木攻城战中运用于实战，这是日本历史上首次使用火药武器的记录。当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澳门定居下来以后，他们以澳门为根据地，开始从事中日之间的贸易，当时他们把中国的生丝运到日本出售，把从日本赚到的白银再运到中国采购商品。
1584年，西班牙人也来到日本的鹿儿岛，开始同日本的贸易往来。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同日本的贸易非常活跃，曾经一度垄断了日本的对外贸易。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教士也紧随商人之后来到了日本，在日本传播天主教。在西班牙人来到之前，葡萄牙传教士已经在日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582年时，日本的天主教徒已经达到15万人。那时，一些边远地区的大名为了获得贸易的利润和传教士带来的先进武器，对传教活动采取鼓励态度。
天主教的活动及其与地方大名的密切联系，引起了幕府的重视，幕府统治者认识到这可能是对幕府的中央政权的一个潜在威胁。于是，1587年，丰臣秀吉在结束战国时代的战乱、大体统一日本后，颁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禁教令，下令传教士必须在20天内离开日本，但同意天主教国家的国民只要不在日本传教，就可以来日本经商。丰臣秀吉也没有完全禁止日本的对外贸易活动，1592年，他规定只要持有盖着丰臣秀吉的朱红印章特许证的日本船只，就可以出海经商，这就是所谓的“朱印船制度”。很显然，从这个时候起，日本中央政府已经加强了对贸易活动的管制。
1603年，德川家康开始统治日本，德川幕府（也叫江户幕府，江户即今天的东京）时代开始。德川家康继续丰臣秀吉的贸易政策，发展同海外的贸易。1609年和1613年，荷兰和英国也来到日本，同日本建立了贸易关系。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外贸易十分活跃。一位当时的日本学者在一本名为《长崎逸事》的书中这样记叙道：“方今吾客商通外夷者殆三十国。自有我邦以来，未有如今日之多且盛也。”但是，传教士的活动仍然很活跃，日本政府再次感到不安，1612年开始，德川家康颁布禁教令。
1616年，德川幕府的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采取了进一步的禁教措施。主要内容是：进一步取缔天主教，特别是彻底根除农民中的天主教徒；一切外国船只均不得在大名领地通商，只能在长崎和平户从事贸易活动；中国船只不受此规定之限制。同时，加强了对朱印船贸易的管制，禁止西部大名拥有载重500石以上的大船，朱印状只发给与将军关系密切的京都的少数豪商。即使这样，西部一些大名仍然在私下与西方商人经商，以求壮大经济实力，得到先进武器，幕府非常不安。1623年，幕府下令禁止西班牙船只来日本。紧接着，从1633年2月到1639年7月，德川幕府连续五次颁布了所谓的“锁国令”。其中主要内容是：禁止日本船出海贸易和日本人与海外往来，偷渡者要处以死刑；取缔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对潜入日本的传教士应该予以告发和逮 捕，以防止天主教在日本的蔓延；对驶抵日本的外国船只实行严密的监视，贸易活动也由幕府进行严格的管制。这样，日本的“锁国体制”最终确立。
1639年，幕府颁布最终锁国令，规定“从今以后禁止葡萄牙船来贸易，如果违犯，可以毁坏他们的船只，杀死其船员”。同时，规定，“日本人不许出国，如果发现有偷渡者，要将其处死”，“已经到外国定居的日本人，如果返回日本，也要将其处死”。而在这之前，英国商人因在同荷兰人的竞争中失败，在1623年自动撤出了日本。荷兰是一个新教国家，没有在日本进行传教活动，得到了幕府的赞许，而且荷兰商人还曾经支持幕府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因此，幕府特许同荷兰进行贸易活动。日本传统的对外贸易国家中国和朝鲜也仍然可以同日本通商。但是，荷兰、中国和朝鲜同日本的贸易活动也受到严格的管制，并且只能在长崎一地进行贸易。因为长崎是幕府将军的直属领地，易于管制，而且，幕府也不愿意藩国的大名享有对外贸易的巨大利益而壮大力量。从此，日本成为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
与此同时，朝鲜在15世纪中叶以后，传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科田制废弃，土地买卖和兼并加剧，封建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发生。16世纪又受到倭寇的严重侵扰和日本的大举侵略。因此，进入17世纪后，受中国和日本的海禁政策的影响，朝鲜的闭关自守倾向也日益加重。除了同中国和日本进行有限的贸易外，与其他国家没有发生什么往来。中国、日本及朝鲜的锁国政策使东亚经历了一个长时段的锁国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三国及东亚整体的稳定，但是禁止海外贸易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阻滞了东亚社会的近代化，后来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强大，东亚锁国体制被彻底摧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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