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抵抗侵略者的武装力量主要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收编、改造、团结和予以指导的各类地方抗日武装。八路军主要在华北敌后战场进行抗战，新四军则主要经略华东，包括山东和广大江南地区。
以往追忆中共江南抗战谍战史，基本都围绕上海，南京等隐秘的城市情工功勋业绩，而对于军事武装（主要是新四军）叙说比较少。而以中共军事力量为支柱的江南抗日根据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稳定根据地秩序，严防日伪顽的渗透。在此点，新四军的专职反特部门，即锄奸部发挥了异常重要的作用。
新四军战士
在各个时期和各个中共领导下的江南地方抗日政府时期，锄奸部有过各种称呼，有军法处、调查统计科（国共合作时期沿用的国民党编制）、保卫处、联防保安处（后改为抗日政府地方公安局），锄奸部等等。
新四军在开辟江南江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初期，不少地方政府机关尚未完善（建立），其锄奸任务则是由部队锄奸部门一体任之。如清查户口、设岗放哨、派出锄奸人员深入敌后，侦察和镇压日特、汉奸和其他反抗日武装（反抗日政府）分子，举办地方锄奸干部训练班等。
瞿道文，1964年少将，新四军保卫老前辈
抗日民主根据地已建立统一的地方政权机关和健全的公安机关后，地方锄奸完全交地方公安负责，当地部队的政委、政治部主任和锄奸部负责人，与当地党政军一体组成锄奸委员会。
1939年3月，新四军在皖南军部举办了第一期军法干部训练班，具体负责是时任新四军组织部副部长兼调查统计科科长汤光恢老前辈。这期学员只有八人，可谓少而精。分别是朱磐（烈士，1939年7月1日日军飞机轰炸云岭时牺牲）、周中奎（后改名周山，烈士，于解放战争中苏中七战七捷战斗中牺牲）、许西（改革开放后曾任鞍山市委书记）、周平、李长发、周柏林、石甘棠(建国后，曾任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等职），钱慧铭。这几位老前辈除了牺牲的两位烈士，其余的后来都在保卫锄奸的岗位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石甘棠老前辈
如石甘棠老前辈，曾经通过抽丝剥茧，破获潜伏在新四军芦港区情报站长达两年之久的卢姓汉奸（日特）案。
如周柏林老前辈（解放上海后，曾任上海公安局副处长），在上海解放后肃奸肃特中，亲自带队侦察并抓捕了《沙家浜》中“胡司令胡传魁”的原型，手上沾满了抗日战士和抗日群众鲜血的胡肇汉。并乘胜追击，上海市公安局、苏南公安处和苏州地区公安局、苏州市公安局反特部门的联合协作，于1950年6月初，将国民党潜伏的“东区前线指挥所”所辖的地下匪特组织80余人全部抓获归案。
开国少将汤光恢
彼时，虽然已经是国共第二次合作，但国民党的情报部门依旧将矛头指向中共，无孔不入，不仅不断向新四军内部渗透特工，也在日常寻找新四军指战员中的软肋。当时，新四军军部有一名机要员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中希望他能够脱离中共组织，回国统区报酬高的事由，这样一来可以养家糊口，还可以不必上战场万一有战死的可能性。汤光恢在和那名机要员沟通的过程中察觉到了对方言行举止不同于往日，当机立断的命令身边战士控制住这名机要员，并且切断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络，进行严格的搜身。
果然，这名机要员已被国民党成功策反，已经有了严重的叛变行为，将新四军内部最为机密的译电本抄录下来准备送给国民党。若不是汤光恢第一时间发现了机要员的叛变，恐怕整个新四军秘密都会透明般地出现在国民党特务机构眼前。
在新四军成立之初，各项物资和专业技术人才都十分奇缺，上海就成了新四军的“储备库”，许多爱国青年，和战略物资源源不断的通过中共隐蔽战线的组织运送到新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样，对于报名参军的青年也需要甄别，防特反特一直是新四军军法处（保卫处）的重中之重的任务。
彼时，上海有家德国人开的宝隆医院，该院有个护士长叫杨忠，此人原是受过专业训练并且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工组组长。便奉派打入新四军（其上峰名叫张超，戴笠部下，后来在负责福建军统的时候，被当时福建省主席陈仪所杀）。在进入新四军前三个月，其不从事任何情报活动，如同每一个进步青年一样，踏实做好军医工作，并且肯学上进，得到了其部队领导的首肯，准备发展他入党。但在组织谈话时，一个是恐惧于对其政治审查的严格，另一个是被新四军的新风气所感召，他自首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而其在新四军的一切行为都被记录在案，经过当时副军长项英、军法处处长李一氓，调查统计科科长汤光恢共同研究，决定将其发展，成为潜伏在新四军的中共“特别党员”，汤光恢是其单线联系人。此后，杨忠对自己这一特殊身份，除了根据军部特意为他制定的情报送出给张超外，对张超再次打入新四军的五名国民党特工也预先报告了汤光恢，结果也被反正。
杨忠从此一心工作，成为了合格的“特别党员”。此身份，直到“皖南事变”后，其从上饶集中营暴动中逃出，返回新四军后才公开。解放初期，其曾担任福建省卫生厅厅长，后来在运动中还是因为其特务历史问题被抓，还是汤光恢出具了证明，让其得以落实了政策。
1941年中共重建新四军，面对日伪顽三重反共卖国势力的挤压，甚至在敌特的蛊惑下，新四军也出现了叛变和哗变的现象，如1941年夏的新四军盐阜保安团（地方公安武装）4大队内部出现的投向日伪的事件，因此保卫和锄奸任务更为迫切。据此，撤销了从军部到各个师（当时编成7个师和1个独立旅）的军法处，设立锄奸部，锄奸部下设部队、地方、教育和执行四个科，履行锄奸保卫和军法双重职能（对外公开仍以军法处名）。师以下设锄奸科，锄奸股等。以后又根据战争和政权建设的实际，有所调整，锄奸部下设侦察、教育和执行三科。锄奸工作组织架构一直到抗战胜利，内战爆发前期。
新四军挺进华中后，成为了日伪的眼中钉，肉中刺。对新四军发动了频繁的“扫荡”和“清乡”，期间以潜伏特工为配合，对抗日根据地予以破坏。锄奸部因此工作任务日益加重，但在保卫干部的努力下，铸成新四军金盾，让敌特的活动无所适从，纷纷暴露。
如淮南根据地的淮南行署民政科科长王建中，曾在日本特务机关南京21号受训，后伪装进步，潜入根据地，先入淮南行政学院学习，骗取中共组织信任。在一次与淮南文协二人携款秘密赴南京采购物资时，出卖同行人员，并出面劝降原文协的人，后原文协的人叛变，都再奉日本特务机关命令，返回淮南根据地准备长期潜伏。
北洋工学院毕业生钱维人，1934年就在天津被日特机构密捕成为日特（汉奸），在抗战中，以售卖抗日书籍，报刊来伪装进步，博取中共隐蔽组织信任，并且日特机关以查封其书店，通缉他为掩护，让其潜入根据地，并进入抗日民主政府交通部门。在以后，曾向日特机构提供了新四军供给来源，兵工厂所在地，中共秘密交通线路等重要情报，给抗日民主政府和军队造成了严重损失。
派遣女特务利用姿色俘获新四军机要人员，如新四军政治部无线电台大队指导员郭力军，就曾被混入电台当上报务员的日本女特务吴静华所迷惑，打报告要求与其结婚。在政治审查时，仍不信任组织调查结果，企图用各种办法为吴静华开脱，受到军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党纪处分。
日本女特务田进，在新四军一师2旅扩军之时打入部队，其利用自身面容姣好，以谈恋爱（发生肉体关系）诱惑旅部工作人员。其因在面上伪装进步，得到过时任旅政委的信任，曾一度让其担任机要秘书，保管和抄写旅部机要文件和军事电报。致使几份绝密电报被偷转至立煌县（今天金寨县）日本特务机关。该旅政委受到处分。
泗县伪自卫团团长苗秀峰伪装进步，曾向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去信，假意要求反正共同抗日，并请求派兵去接受他的队伍，但彭雪枫师长通过锄奸部内线掌握了情报，规避了极大的风险，苗秀峰其实已经和日伪联络，企图守株待兔，打击新四军部队，抓获高级领导人。
从反共来说，包括混入队伍的奸细、伪政府的各类汉奸，甚至包括欧美国家的特工，国民党顽固派特务机构，叛徒以及封建迷信社团。新四军在艰难残酷，错综复杂的对敌环境中，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各项指示，将防特反特篱笆扎实的矗在根据地和部队之中。如上几例，只是日伪顽特务渗透新四军的冰山一角，在锄奸部的铜墙铁壁中，无一不撞得头破血流。
1943年整个夏季，仅就新四军锄奸部门的代号“望江楼”（苏中4分区东南政治保卫队）先后进攻日伪据点71次，抓获和杀伤日伪125人，在抗日政权所在地协同群众性锄奸860余人。
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在不断地掀起反共摩擦，在第三次反共高潮失败后，特别经营其特务组织，制定了“党（国民党）特合一”“团（三青团）特合一”的方针，但在新四军各个锄奸部的严阵以待下，屡屡碰壁。到1944年，仅津浦路西公安局就逮捕国民党特务399人，日伪（汪伪）特务177人。
全面抗战八年，新四军锄奸部为新四军江南浴血奋战，打击侵略者，巩固后方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共的第一所专业警官学校也在华东军区政治保卫部和山东省公安总局的筹备下，在山东省临沂城西梨坑村正式成立。时任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兼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任校长，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兼华东军区政治保卫部部长）梁国斌，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杜明任副校长。
新四军锄奸部，抗战时期的中共江南金盾。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