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央与地方的博弈，监察权的变迁
唐朝的地方政府，结构比汉朝要复杂得多。汉代地方分为郡县两级，唐朝将郡改为州，名义上仍是州县两级，但是根据管辖户口多寡，唐县分上、中、下三等，六千户以上称上县，三千户以上称中县，三千户以下的称下县，只有上县的长官才可称县令，中、下县长官只能称县长，在行政级别上自然依次论品级。唐州也分上、中、下三等，十万户以上的称上州，两万户以上的称中州，两万户以下的称下州。我们仅从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中，便可看出政治之精妙与狡黠。
首先，官僚制度本身就是一个金字塔，越往塔尖人越少，绝大部分的官员，一生只能在中下层混迹，能够获得升迁机会者凤毛麟角。长此以往，就会使基层官员失去勤政奋斗的动力，继而庸政懒政，于地方管理毫无作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躺平。亦或自知升迁无望，转而贪腐，则对地方政治产生严重伤害。所以，皇帝考虑的是如何调动官员积极性，要让官员拼命干活，就得让他们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升迁机会。
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拉伸金字塔的层级，由汉朝的郡县两级，划分上中下等，一下就变成六级，每一级的行政级别都不一样，所代表的俸禄和政治待遇也不一样。譬如就县官本身来说，干的还是一样的活，但是有副厅级高配县令，也有副处级低配县长，这样，地方官员们又有了攀登的动力。
其次，经过三级划分后，唐县管辖规模要小于汉县，唐州管辖规模更是远逊于汉郡，数量上较汉郡增加一倍不止。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使之没有力量与中央对抗，汉朝时期中央政府若要撤换州郡长官，必然慎重考虑对全国政局的影响，唐时期则不然，背后的压力明显要小很多。
随着地方政府的不断细化，相对应的中央政府管理半径也就越来越大，势必使中央管理机构也越来越臃肿与庞大。这一时期的官僚体制相对于汉朝来说，已犹如庞然大物，行政对于全社会的支配也就越来越明显。尤以地方政府来说，秦汉时期很大一部分管理职责需要借助基层自治，依靠宗族和世族的力量来贯彻国家意志，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也要通过对其进行妥协来共同分享政治财富，而唐朝的皇帝显然不希望如此。
最后，这种官僚机构的臃肿，也是中央政府一种不得已的权变。唐开国之初，为了大力招揽人才，打击世族势力，采用了相对激进的科举手段，即每年持续开科取士，且不限制报考人数。这为初唐至盛唐时期政府官员的更迭换代和整个官僚队伍的改造，储备了相当雄厚的人才基数。但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一大批的储备干部滞留，而普通民众对于科举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也更加加剧了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
政府用一种类似于市场经济调解手段的原理，拆分州县以增加官员职位供应量，这也是迫使唐朝地方政府不断臃肿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朝的科举制，一般史学界都定义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项伟大进步，而很少对其进行深入和综合的评估。上文所述，科举是导致政府机构臃肿的重要原因，科举取士，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而整个政府机构，也像河堤一样越筑越高，这样经年累月，水总有漫过河堤的时候。
这种状况，到了中唐以后就格外明显，大批的储备干部无法分配，后面的扩招还在源源不断地进行。政府只能先令其在吏部挂号排队，然后回老家去等待消息，什么时候编制有空缺排到你了，再来上班。刚开始排个一年半载，基本都能落实工作，后面就不像话了，三五七年已经是常态，再往后，很多士子皆明白，如果不走其他途径，恐怕一辈子都不会有工作安排。这种途径，就是攀附权贵，结党求发展。不要把读书人的情怀想得有多高大，读书人也要吃饭就业，寒窗苦读十数载，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中，这样高风险的投资如果不能得到回报，沉没成本无疑太大。
这时候就需要找一个相当级别的官员，或门生，或乡谊，作政治上的投靠，才有望落实工作。同理，中央政府的高级别官员，也迫切需要这种门生故吏遍天下的方式来扩大政治上的影响力，来保证自己的施政意志和行为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这种现象不断发展，便形成了中唐以后的牛李党争局面。党争的出现，毫无疑问首先损害的是皇帝的利益，党人逐渐控制朝政，皇帝不免成为傀儡，皇权在剥夺相权打击世族之后，又面临官僚集团的控制与挑战。
结党的根源在于开科取士，此乃国策，如果皇帝不能与三省六部达成一致单方面取消或变更此制度，会被认为动摇国本而遭到整个官僚集团的抵制。另一方面，士子尽管结党，仍不免一生都等不到职务，因为政府编制总体是无可能继续增加的，结党只不过更加剧了读书人的内卷而已。更多卷无可卷的士人，寓居乡里，怦议国事，成为破坏基层稳定的根源。唐朝对这些在籍的候补官员，有统一的政治身份“员外郎”，民间尊称员外，虽无职无俸，但档案上是干部身份，免除一切徭役田赋。随着这个政治群体越来越庞大，并开始兼并土地的时候，国家的基本财政收入就随之急剧减少，此亦造成晚唐国库空虚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制对比汉制，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监察权的动迁。汉朝三公御史大夫之下，有一个重要的副职叫御史中丞，专司监察皇室，并对丞相负责，遂令皇帝如芒在背，至隋唐时也就痛快地取消了。唐朝正式设立御史台，所谓三省六部一台，独立向皇帝负责。分设左右御史，左御史负责监察中央政府机构，右御史负责监察地方政府。当然皇帝身边也指派了御史台的官员，但品级已掉到六品以下，官职被称为“拾遗”和“补阙”，顾名思义，就是替皇帝拾捡遗漏，或补充一些行政意见，于监察已经关系不大。不过是皇帝选用一些有清誉的人，在朝政上发表一点清议，譬如唐朝著名的诗人杜甫，就做过左拾遗。
汉郡改唐州之后，主政官职也由太守改为刺史，注意这一名称，也将开启中国政治体制另一先河，即监察官员地方化。刺史顾名思义，是替朝廷刺探地方政务的意思，原为御史大夫所派遣低级别官员，然而到了地方，因为本身代表中央，地方官员在施政时，往往要先行询问以保证“政治正确”，久而久之，不免代替地方领衔政务，于是汉朝的监察官刺史就变成了唐朝的地方官州刺史。
唐朝御史台将地方州县分为十道，每道派遣常驻监察官一名，称为观察使，也就是观察地方政务的意思。跟汉朝一样，这些观察使到了晚唐，又蜕变成凌驾于州刺史之上的更高级别地方官，按照屁股决定脑袋的原理，从中央的人变成了对抗中央的人。
而派往边州的监察官，往往还要履行监察边军的职责，所以朝廷另授节信，当出巡时遇到外敌入侵，可代表朝廷调动节制军队御敌，此即节度使。这些节度使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和军事指挥权之后，便形成唐朝历史上著名的藩镇。藩镇导致了“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盛极而衰，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朝廷始终无力削弱藩镇，并最终将王朝葬送于藩镇之手。
盛唐之后，分裂与动荡贯穿整个“五代十国”时期，中国政治在藩镇制度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再也没有建立过如同汉唐一样强盛的国家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