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但变革思潮引起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这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又一个异常繁荣阶段，大批文学、思想、学术领域人物层出不穷。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曾留学日本，生活放浪不羁，情史蹉跎。毕业于名古屋大学和东京大学。他是爱国诗人，现代散文家和小说家，抗战胜利时，在印尼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解放后，被追授为革命烈士。
（接上半部分）
五 迎娶杭州第一美人
回国后的这几年，原配孙荃在家中为郁达夫不辞辛劳地孝顺母亲、生儿育女，郁达夫仍在外寻寻觅觅，处处留情，广州的“白薇”、北京的“银娣”、安庆的“海棠”......。直到1927年初，遇见有着“杭州第一美人”之称的王映霞。
王映霞（1908—2000），本姓金，学名金宝琴，生于杭州。幼时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做孙女，易名王旭，号映霞。王二南先生琴棋书画俱精，满腹经纶。王映霞自幼承欢膝下，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
王映霞
1923年，15岁的王映霞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是时，五四新文学的清风吹进校园。王映霞始知鲁迅、胡适、郁达夫，对郁的文才十分倾慕。
令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几年后的一个偶然，在世伯孙百刚先生（郁达夫留日同窗）的寓所邂逅郁达夫。
落花无意，流水有情，相识之初，郁达夫就深深迷恋上了这位青春美丽的才女。立即展开强烈的爱情攻势，写了很多浪漫情诗，比如：“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王映霞在“犹豫、困惑、烦恼、兴奋”中举棋不定，最后，终于敌不住“欲撰西泠才女传”的郁达夫的苦心孤诣的追求。在郁达夫把原配夫人及家事“安顿一番”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1928年2月，俩人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礼上高朋满座，嘉宾如云，轰动一时，此时王映霞刚满20岁，郁达夫32岁。
而原配孙荃在富春江边的老房子里，守斋吃素、诵佛念经，好在三个子女都在身边（长子早夭），过着平淡的日子，直到1978年逝世，享年81岁。
婚后的郁达夫与王映霞过起了神仙眷侣的幸福日子，成了那个时代自由恋爱的明星人物。第二年，儿子郁飞出生，俩人共育有四子一女，然而，他们的婚姻也只维持了十二年。
1928年，郁达夫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郁达夫为发起人之一。1931年初，左联五烈士喋血龙华，郁达夫作诗《钓台题壁》，表达悲愤之情。
郁达夫与郭沫若（坐者）
郁达夫生性忧郁善感，周氏兄弟还是很关心他。一次，郁达夫发表了谈自杀的文章。潜居上海的瞿秋白还特意委托鲁迅转给郁达夫一首诗：“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满神州。旧书摊畔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以示鼓励。
1933年，郁达夫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上海移居杭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诗词。并于1934年，出任浙江省政府参议。
前妻孙荃与子女们
六 积极抗日爱国
1936年，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出任福建省参议兼公报室主任。在福州，郁达夫号召文化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写了《怀鲁迅》一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郁达夫被公推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并担任《救亡文艺》主编。慷慨陈词：“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1938年，郁达夫赴武汉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期间曾赴徐州劳军，在各前线参访。
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受命作为特使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代表团到台儿庄劳军，回到武汉写了一系列文章，热情讴歌了中国军民坚决抗战的英雄气概。
同年冬，郁达夫赴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主笔，坚信“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决不会动摇”。他写的多篇抗战文章引发了强烈反响，海外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支持抗战，更有华侨回国直接参加抗战。
七 “郎情妾意”的爱恨情仇
当年郁达夫和王映霞才子佳人的结合，一时传为佳话。但俗话说得好：“秀恩爱，死得快”，果真不假，王映霞进入社交圈后，如鱼得水，与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少棣闹出绯闻。
据说，郁达夫发现了许少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致使夫妻反目，后经友人苦口婆心的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最主要的还是王映霞与戴笠两人关系暧昧。戴笠贪财好色是出了名的，连著名影星胡蝶都难逃魔爪。
而且戴笠绝对是情场高手，他先不动声色，投其所好，重金铺路，赢得美人好感，然后再靠权势，无人能逃脱。
他们住在杭州时，戴笠借故经常备“厚礼”来访，郁达夫对戴笠的用意有所觉察，但也无可奈何，只好举家迁往福州。然而，戴笠的“恩惠”也寄到了福州。
1938年，南京失守后，他们都到了武昌，于是，趁郁达夫随政府慰劳团到前线劳军之际，王映霞被戴笠派豪车接走，一夜未归。
郁达夫从前线回来，发现奸情后，愤怒已极，而王映霞却无所谓，干脆不辞而别，郁达夫长夜不眠，成诗一首：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碧落有星烂昂宿，残宵无梦到横塘。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侯门”当指戴笠的府邸，对它郁达夫只能是“更断肠”。
郁达夫想出一计，他在报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启事，使得王映霞颜面尽失。后来，还是戴笠通过中间人来做郁达夫的工作，郁达夫没有办法和戴笠“掰手腕”，只好又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王映霞也写了一纸“悔过书”，双方于是又言归于好。
这时武汉局势吃紧，郁达夫答应了新加坡《星州日报》之聘，带着王映霞及他们的大儿子远赴南洋。
1939年，郁达夫在一次酒宴上，结识了21岁的新加坡歌星玉娇，于是老毛病复发，两人如胶似漆，甜甜蜜蜜的过了几天浪漫生活。
他与王映霞的夫妻关系也在无休止的争吵中走到了尽头。郁达夫在香港的报刊上推出《毁家诗纪》，这组诗词毫无保留地自暴家丑，公开了妻子“红杏出墙”的艳事。
王映霞也不是省油的灯，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回应，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下，俩人的婚变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
1940年春，在新加坡，王映霞与“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郁达夫协议离了婚。
郁达夫与王映霞12载的婚姻，在美好中开始，终究在散场时一地鸡毛。在12年中，有过琴瑟和鸣的温馨，也有过短兵相接的争执，不过最终都被封印在回忆中难以再见天日。
王映霞后半生还算幸福。1942年，王映霞又与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经理的钟贤道，在重庆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婚礼极为排场，贺客盈门，宴宾三日，王莹、胡蝶、金山这些当时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
俩人育有一子一女，2000年，王映霞病逝于杭州，终年92岁。王映霞晚年在她的回忆录中说：“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八 离奇失踪于印尼苏门答腊
1940年，郁达夫与友人创建了新加坡南洋学会，继续进行抗日宣传。不久，认识了在新加坡英国情报部任职的华籍职员李筱英，李筱英刚满26岁，因和丈夫感情不合而离婚。
李筱英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两人感情迅速发展，不久，李筱英便与郁达夫同居。两人度过了一段甜蜜而难忘的时光。
1941年岁尾，太平洋战争爆发，李筱英担任联军电台的播音员，先行撤到爪哇，从此，两人断了联系。
1942年年初，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
不久，新加坡即告沦陷，胡愈之、郁达夫等文化界人士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巴亚公务市，郁达夫化名赵廉，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厂维持生计。
后来日本宪兵得知他精通日语，胁迫他当了7个月的翻译。其间，他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和爱国侨领，包括陈嘉庚、胡愈之等。
1943年初，经朋友介绍，郁达夫娶了第三任妻子——广东华侨陈莲有。时年郁达夫47岁，小陈20岁。妻子长相较平庸，略通华语，郁达夫给她改名何丽有，笑称“何丽之有”，日子倒也平淡。
何丽有和郁达夫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取名郁大雅（亚），意欲讥讽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女儿美兰算是遗腹子，在郁达夫被害后出生。
何丽有与儿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及东南亚诸国终于迎来了久违的胜利。
但郁达夫却厄运来临，两周后的8月29日晚上，郁达夫正和三四位朋友在家聊天，一位土著的印尼青年敲门找他，郁达夫和他说了几句话，回到客厅里对朋友们说，“有些事情需要我出去一趟。大家请稍候，我一会儿就回来。”
他穿着睡衣和拖鞋，跟着那个印尼青年出了门，从此郁达夫就“失踪了”，再也没有回来。
郁达夫到底怎么牺牲的，始终是个悬案，朋友们听到郁达夫离开时门外有汽车发动的声音，当时在苏门答腊只有日本人有汽车，所以大家断定，他是遭了日本人毒手。
解放后的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郁达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后来，日本学者铃木正夫从1968年开始，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进行研究。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作实地调查，先后寻访了上百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士。最后证实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军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岛丛林。
1983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郁达夫革命烈士证书。
最后，我们用郁达夫与王映霞大儿子郁飞的话，来评价郁达夫的一生：
“我的父亲是一位拥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致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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