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读中国历史340：清朝文字狱持续130多年，雍正朝连岳飞的后代都被牵扯了进来

清朝的康、雍、乾三朝，文字狱一直没有停止过，雍正朝虽然只有13年，文字狱的案件也不少，但大多是政治斗争的副产品。

雍正是经过所谓“九子夺嫡”这种激烈的政治斗争才登上皇位的，他格外注意维护皇权，包括处理帮他夺位成功的年羹尧和隆科多，汪景祺案和查嗣庭案就是因为这个。

汪景祺是举人出身，年羹尧的幕僚，他把随年羹尧西征时候写的笔记编辑成书，叫《西征随笔》。在年羹尧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就写了一篇“功臣不可为”的文章，其实无非就是鸟尽弓藏的道理。这本书在年羹尧获罪被抄家的时候被翻出来了，汪景祺因为书中的狂悖言论被杀，他的书成了禁书被封存，直到1936年才被刊印出来。

查嗣庭是隆科多举荐的人，是礼部侍郎，公元1726年他在江西当主考官，后来有人告发他出的考题讥讽皇帝、居心叵测，被关进了监狱。有史料说他的考题是《大学》里的“维民所止”，“维止”两个字是“雍正”两个字去掉头，暗指要砍雍正的头，这个说法后来被考证是子虚乌有，但他的确写过一本书叫《维止录》。被抓进监狱后，他很快就死了，但还是被定了罪，开棺戮尸，家族中很多人被牵连杀头、流放了。

汪景祺和查嗣庭都是浙江人，这两个案件让雍正对浙江人很痛恨，干脆就取消了浙江所有的科举考试。

雍正时期影响最大的文字狱案件是曾静、吕留良案。

曾静是湖南一个多次科举落榜的读书人，以教书为生。他偶然接受了吕留良文章里的“华夷之别”和封建井田制这些带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言论和主张，开始写文章宣扬反清思想，还捕风捉影地说雍正犯下了阴谋害死父母、杀害兄弟、贪酒好色、多疑诛杀忠臣等等16条罪状。有一天他突发奇想，派自己的学生张熙送信给川陕总督岳钟琪，鼓动他起兵反清。

岳钟琪原来是年羹尧的部下，在平定青海和西藏的战争中立下了很多战功，年羹尧被收拾后，他接任了川陕总督，位高权重、手握重兵。而曾静之所以看中他，是因为他的另一个身份，他是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岳飞是抗金名将，清朝的统治者又是女真人，从民族大义上来说，你岳钟琪有责任领导汉人推翻夷狄满清的统治。

其实这番言论也是民间很多人认为岳钟琪可以成为反清领袖的理由，但岳钟琪本人却是对清朝忠心耿耿，为这事他也很困扰，一直都小心翼翼。看到这封劝自己造反的信，马上就汇报给了雍正。

在雍正的授意下，岳钟琪假装同意起义，查出了事情的真相，然后把人和信都送到刑部，曾静也在湖南被抓获。

审问中曾静说他就是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还跟吕留良的学生见面探讨过，这才想到鼓动岳钟琪造反。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人，浙江人，参加过顺治年间的科举考试，后来结识了黄宗羲等人，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干脆就放弃了科举考试，专门研究学术、开班授徒。他名气很大，浙江地方官推荐他去当官，他言辞拒绝，为了避免麻烦，甚至剃度当了和尚，私下里还自称明朝遗民。

吕留良在康熙年间公元1683年就去世了，他和他的弟子们始终坚持站在汉族人的立场上，“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不承认清朝政府的合法性。就是说汉族人必须站稳华夏的民族立场，不能效忠于异民族的政权。这种观点在他的文章、诗文中都有体现，他去世后他的弟子们也传播他的这种思想。

这件案子最终被定为悖逆，已经去世的吕留良和儿子、学生都被开棺戮尸，活着的斩首，孙子和其他家属都被送到宁古塔当奴隶。民间痛恨雍正帝心狠手辣，就传说吕留良有个孙女叫吕四娘，为了给家人报仇，后来混进皇宫杀了雍正，还把脑袋割下带走了，相关的故事流传很广。

在这个案子里认罪并当众忏悔的曾静和张熙被免去了死罪，这并不是雍正心软，而是留着他们有用。

这件案子经查实，说雍正帝的那16条罪状，都是夺位失败的皇子们散布的、在民间流传的谣言，但吕留良所提倡的 “华夷之别”，雍正帝意识到这种思想在汉人中很有市场，这对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是个很大的威胁，会动摇清朝统治的思想基础，这是他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这件案子之后，雍正一方面把曾静忏悔的文章和他的一些批示整理汇编，刊刻了一本书叫《大义觉迷录》，以清除指责他罪状的那些谣言，要求全国的读书人都要认真学习。还让曾静和张熙还到各地去现身说法，说明他们就是受了吕留良的蛊惑才煽动人们反叛清朝的。另一方面，为了清除汉人的反满情绪，在思想领域，雍正帝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驳讨伐吕留良“华夷之别”言论的运动。

雍正帝提出：不应该用民族地域的差别来作为区别君主好坏的标准，只要是有德之人当皇帝就行，像远古的虞舜是东夷、周文王是西夷，不也都是圣德君主吗。而清朝统治中原后，开疆拓土、天下太平、人口迅速增长、百姓安居乐业，另外，推翻明朝统治、逼死明朝皇帝的是李自成，清朝还算是给明朝报了仇，那些揪着衣冠服饰指责清朝是“衣冠禽兽”的话，都是无知之人的污蔑。

雍正帝还提出，中国历来都存在着中原华夏族人和周围蛮夷戎狄的对抗，而现在各民族在清朝的统治下和睦相处的事实，说明所谓华夷并没有什么区别。

雍正帝的这番雄辩，尽管有站在统治者的立场，避而不谈客观存在的民族压迫事实的嫌疑，但他所主张不分地域、民族，仁者为王的思想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深远的影响。其实早在西汉，儒家的“今文学派”就指出，华夏可能会退回到夷狄落后的程度，而夷狄也可能会进步到华夏文明开化的程度，两者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谁是真正的华夏，谁是真的夷狄，不能以地域和血缘来区别，而要看人民实际达到的道德文化进步的水平。

吕留良案在当时影响很大，雍正朝的文字狱还有其他一些，甚至有人就因为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样的句子，就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杀头的。

不过清朝最盛行文字狱的时期，却不是雍正朝，而是之后的盛世，乾隆时期。

好了朋友们，这一期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