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海帆
（57）、严家（2）：从“朝廷命官”到“南开之父”的近代教育大家严修
腐朽没落、积贫积弱，贪官污吏遍地，百姓民不聊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对晚清的认识。按照这种认识，当我们穿越到1895年地处西南一隅的贵州，见到一位身着官服、顶戴花翎，被前呼后拥的朝廷命官前来履新的场景，我们自然就哀叹：贫困的黔地又不知道会被他搜刮走多少银子！
老照片：晚清时游山玩水的贵州人
这个官年纪不大，才35岁，他叫严修，字范孙，官职是贵州学政，也就是朝廷直接任命的主管一方文化教育，并直接向“中央”负责的“钦差大臣”，在当地教育文化事业，科举考试及人才选拔等方面握有“生杀大权”，按现在的观点，这个严范孙一定会和部下沆瀣一气，在三年任期内猛捞一把，要知道，贵州学子想通过科举走出的大山都要过他这一关！
“钦差大臣”贵州学政严修
严修在贵州很“拼”，他要“临案本省各府，举行两轮院试，称为岁科两试。巡考期间还要处理与举贡生监相关的各类案件、事务。贵州多山，地形复杂，严修不避艰难跋涉，遍临各棚。繁忙的公务，让他常常一天只能睡一两个时辰。有一次，他主持考试一整天，深夜还在床上工作，困倦至极，不觉灯花点燃被子，险些酿成火灾。”而这些只是他“宏图大业”的一小部分，当然，他的“大业”绝不是为了“钱”。
贵州安顺大街老照片
其实，对于严修和他同时代的许多“清官”，用对后来官场的认识来看他们，往往就是“误读”。
严修《使黔日记》手稿(现藏于天津图书馆)
严修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是真正的“爱国者”，1840年之后，他们的眼界被打开，急需改变现状让中国加入现代化进程的愿望无比强烈，只要有机会“施展拳脚”就一定会全力以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此不遗余力，义无反顾。
南开学校发祥地——严氏私塾严宅照
严修祖籍浙江宁波慈溪，和“东南首富”严厚信家族同出一脉（见《民国的近亲和远亲》之三十七：严家：百年家族百年人生），祖上也是早年就来天津发展的商人，所以，按出生地严修是天津人。严家经营盐业，家境优渥，他23岁即中进士、入翰林，在去贵州之前，虽有一腔热血和“满脑子想法”，但在北京“翰林院”、“国史馆”等“中央机关”工作时空有抱负、难以施展，所以，当他考得去贵州当学政的机会时，也不管山高水长，头也不回地进入了贵州，结果，他成为贵州近代教育当之无愧的开创者。
严修、张伯苓等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合影（前排：居中为严修，右为张伯苓，左为范静生）
严修在贵州期间，创设官书局、引进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和科学技术，改革学制，培养人才；改革科举，选拔人才。他首创“经济特科”并奏请皇帝批准，轰动全国，此举后被誉为“戊戌维新之先声”，是将“近代教育思想和近代学制引进贵州的第一人”，他在清末科举教育体制内最大限度地实行了“修正主义”，给“士无恒产、家鲜藏书、闻见不宏、志局亦陋”的贵州士风注入了一股时代和现代清流。而为此，他把带来的14箱书籍和购得的中西书籍全部捐献给“官书局”，另还多次捐献俸禄和“银子”用以扶持贵州文化教育事业，以至于回京述职之时还“负债数千金”。
“钦差大臣”离开时还欠着钱，也算是奇闻。
严修（1860年-1929年）
严修因在贵州的“教育改革”而一时闻名天下，在他1897年卸任回京复命的途中，他沿途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新潮人物梁启超等进行了“诚挚和友好”的会谈；回京后，他觐见光绪皇帝，和李鸿章、康有为在京恳谈，之后又在天津见了徐世昌和袁世凯，在他所有的会面和谈话中，中心议题几乎都是有关改革旧科举和实行新式教育的，而这些人都和他一样，对变革充满着急切的愿望。
位于南开校园内的严修铜像
可是，次年的“戊戌维新”的失败，给严修的改革热情泼了一盆冷水，重掌朝政的慈禧太后下懿旨：“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着即行停罢。”严修的苦心设计尚未来得及施行，便即付诸东流。育才兴国的理想遇到挫折，抱负无法施展，他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禁写下“世间无所用斯人”的诗句。
中年时期穿西装的严修
天时不利，还有地利之便，严修心中虽有“离骚”，但并没有停止试验新学，他以原用于教育严家子弟、已经开设了十年的“严馆”为“教学基地”，除教学传统的国学之外，破天荒地聘请了非科举出生，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前来教学英语和“西学”中的算学、体操，到1901年，“严馆”中有国文教师、严修夫人的表弟陈哲甫，“西学”教师张伯苓，日语教师大野捨吉、足立传一郎和岩村氏，课程有国文、英文、日文、算术、几何等，学生有11个，其中包括日后的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著名教育家和戏剧家张彭春（张伯苓之弟）。
张伯苓与严氏家馆、王氏家馆学生合影
而且，虽然“严馆”还是私塾性质，但在“培养方向”上却酷似今日的“国际学校”，即学生培养出来不参加国内的“高考”，直接送到国外（主要是日本）去留学，为此，严、张二人还先后带着学生赴日本实地考察，学习，此时，“严馆”已经先于国内许多学堂走上了一条以教育改革救国的道路。
张伯苓（1876-1951）
从1901到1919年，严修、张伯苓将“严馆”从私立敬业中学堂、南开中学堂一路升级到南开大学，后又设南开女中、南开小学，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经在严修、张伯苓的不懈努力和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大力支持，1905年中国终于结束了历时千年的科举制度，教育正式进入学校制时代，严修本人也被任命为全国教育主管部门清廷学部的侍郎，延续其在贵州时没有完成的梦想，从经济特科，到新学制建立，再到科举废除，严修、张伯苓的教育改革活动引领着时代的先锋，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当之无愧的先行者。
1926年10月17日，南开女中中学落成典礼老照片
清末和民国初年，天津有四大书法家“华、孟、严、赵”，“华”是翰林华世奎，“孟”是甲骨文学者孟广慧、“严”即严修，“赵”为李叔同的老师赵元礼。1915年9月，南开中学的一位同学来到严府，他想请严修为自己主编的杂志《敬业》题词，严修欣然答应，“周去，即书之”，这个同学就是周恩来。
严修书法
周恩来是在12岁时跟随三伯父周济渠从江苏淮安到东北铁岭银冈书院求学的（见《民国的近亲和远亲》之钱家：“国务总理”家的人和事）。1913年周恩来考入南开学校，1917年，他带着“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的毕业评语（《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和优异的毕业成绩东渡日本求学，1919年4月，在日本度过一年半的学生时光后，周恩来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办大学，于是决定继续回国深造，这时他21岁。
南开大学1919年开学纪念(二排左起第十人为严修、第十二人为张伯苓，最后排左起第一人为周恩来。)
和传统的大家族一样，严家的子女也是在“门当户对”的原则下被长辈安排姻缘的，由于严修特别喜爱周恩来这个优秀的学生，所以在周赴日本之前曾动念将自己的小女儿严智安嫁给他，而周恩来“考虑严家是名门望族，自己是一介穷学生，于是婉拒了”，但严修丝毫没有因为周的“驳面子”而影响他对周的器重和关爱，他不但和张伯苓“特批”周恩来免试入南开大学，还在后来周恩来参加五四运动和旅欧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一直帮助他，据严修重孙严文凯回忆：“1920年，时在南开大学的周恩来在参加学生运动后被捕，出狱后失学。此时，曾祖父再次向他伸出了援手，拿出自己7000元的资金设立'严修奖学金’，经校董会讨论，决定资助周恩来和教员李琴湘之子李福景赴欧勤工俭学。资助三年，每半年付款一次，从无延误。”严修当时就说过周恩来有“宰相之才”，他没有看走眼。
青年周恩来
据《严氏家谱》初步统计，严范孙的直系子孙后代至今已超过二百人。如今，严氏后人分布在大江南北和台湾、香港地区，还有不少移居在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由于出自教育世家，严家后人多为从事文化、教育、科学、医学、艺术、财经等方面的著名专家和学者，且大多有海外留学获得硕士、博士等高学历的背景，相对而言，从政或与政界有关联的子孙较少。
2016年8月，严修的曾孙严文凯(右)、严文典在北京家中接受采访
也许，严修最喜爱的长子严智崇是继严修之后第二代在“政府部门级别最高的”人，他曾任中国驻日本使馆秘书。1917年时他力促自己的妹妹严智安与周恩来的婚姻未果，使得严家与后来的开国元勋“失之交臂”，不过，在严智崇于1918年英年早逝之后的23年，他的四女儿严仁英与天津老乡王光超结了婚，而因为这桩婚事，《民国的近亲和远亲》中终于出现了中共最高级别的领导人，王光超是王光美的三哥，这位领导人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1、天津北方网《一代人师——严修》 （作者：严文凯）
2、2017年5月19日南开大学报《戊戌维新之先声---严修督学贵州始末》
3、2016年1月11日天津日报《他从未远离—深切缅怀南开杰出校友周恩开》（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执笔人：徐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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