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7年是中国革命转折的一年。
这一年，北伐战争波澜壮阔，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接连消灭吴佩孚、孙传芳，北洋巨头三去其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工人、农民纷纷起来反抗军阀与地主，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中国革命一时呈欣欣向荣之势。
同样是这一年，革命阵营破裂，国民革命军自相残杀，群众运动被镇压，革命领袖被杀害。渗透、屠杀、背叛、逃亡、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断上演。
为什么国民党的两位领袖——蒋介石和汪精卫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一部分国民党成员痛下杀手？这个问题值得一篇文章细细论究，暂且不表。
背后捅刀的事情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发生了，在两次反革命事变中，大批的共产党员被屠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记载到：
“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党员的人数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
其中大概2.6万党员被屠杀，还有一部分不坚定的党员脱党、告密，成为叛徒。
总之，在这一年，国共两党的合作以一种极为血腥的方式落幕。
有人会说国共两党的主要矛盾在于政治观念分歧，这是一种企图混淆阶级立场与政治观念的说法。需要再次重申一遍，我们说：1927年之后的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背叛了人民，不仅仅是因为它镇压共产党，而且还是因为它背叛了自己的政治宣言“三民主义”。
以镇压和屠杀的方式结束国共合作已经证明了这个政权的胆怯：只敢以肉体消灭的方式来回应国共两党的政治分歧，这不正是一种胆怯吗？
1927年七八月间，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一边舔舐伤口，一边酝酿着反抗计划。背叛与屠杀成为了信仰的试金石。
面对重兵在握的南京国民政府，幸存的共产党人决定武装反抗，唯有武装的革命才能打倒武装的反革命，他们决定集合手中现有的力量实行武装起义，建立与国民党对峙的革命政权。
发动农民的力量进行武装反抗成为武装起义计划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七月中旬，刚刚隐蔽起来的中共中央便开始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之所以选择在这四省发动秋收起义，是因为这几个省份“接受过大革命的洗礼”，有比较好的革命基础。
所谓“大革命的洗礼”是指北伐战争时期，这几个地方或是革命阵地、或是主要战场，在不少城市和广大的农村地区曾经建立过工会农会组织，对地主阶级和军阀进行过许多斗争与反抗，工人和农民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升，许多工农群众手中还保存着武器装备。
而选择在秋收时节进行暴动，则是因为农民的收获季也是地主的收租季，这一时节历来是农村地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较激烈的时候。这时候号召农民起来反抗地主，最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拥护和支持。
（二）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紧急疏散、撤离和隐蔽党在武汉的各级组织和党员，派毛泽东前往四川，毛泽东请求仍回湖南工作。”
于是中央便委托他指导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研究湖南军事形势，筹划湖南秋收起义等。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为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
秋收起义的发动时间大家可能都很清楚，是1927年9月9日，而毛泽东到达长沙准备秋收起义的日期是1927年8月12日。
在敌人白色恐怖的镇压之下，毛泽东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发动了这场武装起义。
我们来想一想，发动一场起义需要做哪些准备？
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领导核心；其次要有周密的行动计划和相应的武装力量；最后是上下协调一致，按计划行事。这个过程中还要保持足够的隐秘，不能提前泄露消息。
这只是我们粗略地想象，实际上的细节和步骤只会更多。
我们以时间轴来看一下毛泽东做了哪些工作。
8月12日，毛泽东抵达长沙。
8月16日，湖南省委改组，毛泽东当选省委委员。（秋收起义的领导核心）
8月17日至30日，湖南省委与中共中央不断交换意见，制定具体的行动目标和步骤，双方分歧甚大，一时之间都无法说服对方。
8月30日，湖南省委制定了湖南秋收暴动的最后计划，其中毛泽东负责最重要的军事行动。这个计划并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同，但箭在弦上，已成待发之势。
8月31日，毛泽东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地区部署武装起义。（与杨开慧的诀别）
杨开慧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整编现有部队，制定三路进击长沙的作战计划。
9月6日，毛泽东在安源发布“备战令”，命令起义部队做好暴动准备。
9月8日，毛泽东在赶赴起义前线的路上遇险，所幸顺利脱险。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武装部队约为五千人，“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以后人的眼光来看，这次起义无疑是很潦草的。
首先中央与湖南省委一直未能完全统一意见，省委只得行“将在外，令有所不受”之举。
其次，起义部队编制混乱，正规军少，绝大部分为工农武装，战斗力较差。
最后，原定计划不切合实际，兵力薄弱却四处出击。
事实上，这次武装起义和各地的暴动很快便失败了。
短短几天时间，各路起义部队接连受挫，损失惨重，毛泽东当机立断中止了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将现存部队撤往敌人力量薄弱的湘南地区，最后选定了浏阳县文家市。文家市处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带，群众基础较好。
1927年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残部会师于文家市，这时工农革命军只有一千五百余人，士气萎靡，兵疲将弱。
距离起义开始仅仅不过十天，湖南秋收起义事实上宣告失败。
起义军败走文家市
这个时候的起义军是极其迷茫的，下一步该何去何从？是打还是退？打，该怎么打？退，往哪里退？
会师当晚，毛泽东便召集各部队负责人进行会议讨论，讨论工农革命军下一步行动的方向问题。
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现在起义军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继续进攻长沙只会是以卵击石，最后全军覆没；但是如果退却，该向哪里退？此外，撤退是违背了中央的命令，部队等于成了“逃兵”，这个“罪名”该由谁来承担？
（三）
教材上关于这次会议的记载比较统一：会议激烈讨论，毛泽东力排众议，说服了参会的多数同志，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关于向敌人同志力量薄弱的乡村地区转移的意见，由此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种叙述方式下的毛泽东彷佛一个先知一般，以高瞻远瞩的姿态找到了最适合中国的道路。
太完美了，所以显得不真实，也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镜。
解决当时的两难境地，其实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撤退，撤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也就是农村，只有这样，才能保住革命幸存的力量。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但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抛开“中国革命未来走什么道路”这样宏大的命题，当下的生死抉择明明白白摆在了起义军众人面前。我相信，这一点不仅仅是只有毛泽东看到了，还有很多别的同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跟“目光是否长远”关系不大。
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激烈争论，力排众议”的局面呢？那些持异议的同志他们在迟疑什么？
史书上不会记载当时参会各人的想法，后人也只能暗自揣测：或是迷茫，不知何往，只能机械执行上级命令；或是胆怯，不敢打破常规；或是失望，想以身殉志。这些想法大概或许都有吧。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提出这个主张（笔者注：向农村转移），在当时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这一句回答了毛泽东能够力挽狂澜的关键：勇气。
这里的“勇气”有三重含义：
第一重，做出这样的选择需要有勇气面对中央的惩罚。军令如山，抗命就是抗命，纵然有再多的理由可以解释，也还是抗命，就需要接受惩罚。
第二重，做出这样的选择需要有勇气跳出前人的经验模式。中共初次领导武装革命，毫无经验，只能借鉴苏共的经验，“向农村进军”无疑是背离了苏共的经验。
第三重，做出这样的选择需要有勇气面对未知的现实。起义军向农村转移一定能够保存住力量吗？不一定，也有可能会变成苟延残喘，逐渐消亡的局面。毛泽东这时候的心情是怎样的呢？理论是理论，现实是现实，纵然理论是科学的、可行的，但落实到现实中，其中不确定性因素实在太多了，哪一个意外也不是一支近乎于散兵游勇的农民武装能够承受的。
伟人之所以是伟人，不在于他做了多少次正确的判断，而在于他在关键的时候有勇气扛住压力，坚定地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
会议接受了毛泽东意见，部队决定退往湘南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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