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特.维尔纳是20世纪最著名的女间谍之一，她为共产国际建立了卓越功勋。
1907年，鲁特.维尔纳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家庭环境非常优越。
维尔纳的父亲是20世纪德国著名的统计学家罗伯特.库钦斯基。他专门对20世纪德国工人运动中各方面的数据进行统计，其中，最擅长的就是运用统计学的原理来揭示并披露德国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真实生活状况等。
维尔纳的母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英国画家，母亲对她性格的形成起着一定的作用。
维尔纳的一个同胞哥哥名叫于尔根.库钦斯基，他的名声就更大了。他是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史学家，堪称20世纪德国文化思想界罕见的天才人物，代表作有《社会学史研究》《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状况史》等，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鲁特.维尔纳的六个同胞兄妹中的五个都是共产党员，这也是后来他们与共产国际联系紧密的重要原因。
中学时代，鲁特.维尔纳就已经具有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当时她是德国柏林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19岁的时候参加了德国共产党。
对维尔纳来说，这个共产主义的伟大信仰坚持了一生，什么时候都不曾动摇过。
坚守共产主义信念的维尔纳还与中国有一段不解之缘，她是跟随她的丈夫鲁道尔夫.汉布尔格来到中国的。
她的丈夫是一位受聘于上海英租界的市政建筑工程师，在他们所认识的中国人中，除了鲁迅之外，还有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女作家丁玲、著名学者陈翰笙等，在与她们的交往过程中，维尔纳学习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知识。
据维尔纳本人的回忆，她曾经在中国这个“美丽的国家生活了五年”——从1930年到1935年，留下了无限美好的记忆。
关于维尔纳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也被一些中国人记录了下来，她当年曾经跟鲁迅有过一段时期的交往。
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鲁迅日记（1981年版《鲁讯全集》第14卷850页）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名叫“汉堡嘉夫人”的年轻女人。当然，“汉堡嘉”是鲁迅时代的特有翻译，按照现在的准则应该被翻译为“汉布尔格”，即所谓的“汉布尔格夫人”。
这位漂亮的“汉堡嘉夫人”就是维尔纳，她是由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介绍给鲁迅认识的，之后她和鲁迅成为朋友。
当时，作为左翼文学领袖的鲁迅经常就会到一家德文书店——瀛环书店看书、购书，而维尔纳正是这家书店的店员，所以两人之间也有过多次接触。
然而，鲁迅一直认为这位“汉堡嘉夫人”就是瀛环书店的老板。另外，维尔纳还曾经帮助鲁迅收集并出版过德国著名版画家和雕塑家凯绥·珂勒惠支（1867—1945）的一批版画作品。
维尔纳虽然来自德国上层社会，但她却并不喜欢参加所谓的社交活动。但由于她丈夫的职业关系，她却需要经常应邀去参加一些豪华奢侈的社交活动。
在这里，维尔纳看到的大都是在“歌舞升平”中追求享乐的男人和女人们。尤其是在交际场上的这些女人们，更是浓妆艳抹、无所事事，整日整夜都在夜总会和其他娱乐场所里消磨时间，纯粹就是“享乐动物”。
维尔纳的信仰跟她们完全不同，她甚至从内心里讨厌这样的人，因此，她总是尽量回避在这样的场合出现。
维尔纳最终选择走上间谍之路，是因为当时正在上海秘密工作的苏联间谍理查德.佐尔格，在这个大名鼎鼎的“红色间谍”的影响下，维尔纳成为他所领导的情报小组中的一个成员。
当时，她和丈夫所租的房子就在法租界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这里后来成为佐尔格情报小组的一个固定活动的据点。
1931年，也就是维尔纳来到中国的第二年，“九一八事变”在东北爆发，之后的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又在上海爆发，中国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距离中国万里之遥的德国政权也在1933年3月被希特勒贪婪攫取。
身为德国共产党员的维尔纳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回国了，并且，她的父母、同胞兄妹等人也都全部流亡到了英国，这时，她已下定了决心，要在中国为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事业而进行斗争，要在中国为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斗争。
在佐尔格的领导下，包括维尔纳在内的情报小组成员一直都在秘密地收集并发送情报。1933年，佐尔格被调回莫斯科，之后他又被苏联方面派往日本进行间谍工作。
就在佐尔格被调回莫斯科后不久，维尔纳也被调回莫斯科，在那里接受了更加正规、系统的情报训练。
在位于莫斯科阿尔巴特街上的苏联红军情报局（即格鲁乌），维尔纳有了一个新名字：索尼娅。
这个名字是佐尔格给她取的假名，用以隐蔽她的真实身份。
1934年夏天，维尔纳和她的同志恩斯特一起又被派到中国工作，这一次的工作地点是在日本人集中的沈阳。在这里，维尔纳一方面协助东北抗日组织进行更为隐蔽的战斗，一方面负责收集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各种情报。
在沈阳期间，维尔纳以一家外国书店的代销商的身份作为掩护，居住在一幢别墅配楼里，定期向苏联有关方面发送自己收集来的情报。
不仅如此，维尔纳还会帮助她的中国朋友购买炸药等材料，这种活动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他们身处的是日本间谍遍布的东北地区。
1935年夏天，发生了一件危险的事情，日本人在丹东抓捕了一群制造炸药的中国人，后来这群人全部被残忍杀害。而这些爆炸材料的来源正是维尔纳，当时维尔纳等人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从沈阳撤到北平（今北京）。
其实，日本人在追查炸药的上线时，就已经盯上了维尔纳。不过，他们却误认为维尔纳只是一名普通的“俄国妇女”而没有多加注意。而就在维尔纳在北平避祸时，上海也发生一件大事：佐尔格的继任者被中国国民政府抓捕，并进行了审讯。
紧急关口，苏联方面让维尔纳赶快返回莫斯科。之后，维尔纳又被派往波兰、瑞士、英国等国从事情报工作，一直到二战结束。
在离开沈阳的时候，维尔纳已经怀上了她的情人恩斯特的孩子。维尔纳将要返回莫斯科之前，她的丈夫汉布尔格和她的情人都劝她打掉孩子，维尔纳却不同意。
在她看来，这个生命虽小，但却何等宝贵！另外，她还认为孩子也能作为她间谍身份的特殊掩护，这个孩子便是女儿雅尼娜。
雅尼娜出生时，维尔纳的儿子米沙已经6岁了，此时丈夫汉布尔格一直陪在她身边。当时，维尔纳已经在波兰潜伏下来了。1939年，维尔纳与她的丈夫在瑞士正式离婚。
就在这时，维尔纳却又面临被瑞士当局遣送回德国的巨大危险，因为她的德国护照已经失效了。
按照苏联方面的有关指示，维尔纳必须先与一个英国同志假结婚，以保护自己，并且以后也便于到英国潜伏。没想到的是，这次结婚弄假成真，维尔纳真变成了这个英国人的妻子。
1940年年底，维尔纳离开瑞士，经过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终于在1941年初抵达英国利物浦。来到英国之后，维尔纳先去找了居住在牛津的父母亲，在那里住下来，并与苏联保持着情报联系。
在这里，凭借着丰富的情报经验，维尔纳组装了新的发报机，并发展了不少情报小组的成员，情报网就这样建立了。在父亲和哥哥的帮助下，在情报小组的共同努力下，维尔纳收集到了大量重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情报。
在英国，维尔纳在情报方面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陆续将美英研究原子弹的重要情报发送给了苏联。
窃取美英原子弹情报是维尔纳跟尤利乌斯·福克斯合作完成的。
福克斯是德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流亡英国后一直都致力于核武器发展的研究。另外，他还参加了美国的“曼哈顿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是他的学生。
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福克斯决心将有关原子弹的重要情报泄露给苏联方面，以打破美国的核垄断。
经于尔根.库钦斯基的介绍，福克斯与维尔纳认识后，经过两年长期的秘密合作，苏联陆续得到有关原子弹技术方面的大量情报。
为此，维尔纳还得到了苏联红军情报局局长的赞赏，他赞叹有加地说：“假如我们在英国有五个'索尼娅’，战争早就结束了。”
维尔纳在英国的间谍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几十年后，英国方面看到维尔纳所著的《索尼娅的报告》这本书在英国出版时，众多英国人对其中所谈到的很多细节深感震惊。
英国一位资深的反间谍专家更是惊呼维尔纳竟成了他手下的漏网之鱼。
二战结束后，维尔纳平安地回到民主德国。在这里，她首先被规定要向党组织汇报自己在过去近20年里的国外详细经历。然而，作为一名谍报人员，她是决不能公开她的经历的，因为她之前所从事的工作属于国家机密的一部分。
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矛盾之后，维尔纳还是去找了当时的审查干部赫尔曼.马特恩。
她直接向马特恩说明了来意，随后就开始述说自己在国外的经历，可是没等她说几句，马特恩就打断她，不让她再说下去了。
马特恩也是一个明智之人，他已经猜到维尔纳曾经所从事的工作是审查干部不便知道的。
不过，还是有一些人会利用这将近20年的“空白期”处处刁难维尔纳。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维尔纳主动辞去了一切职务，从此开始了她后半生的写作生涯。
维尔纳从小就非常喜欢写作，只是之前因为工作性质极为特殊，几乎没机会从事写作。如今年近五旬的她才有了写作的机会。对此时的维尔纳来说，想要说的话就在笔尖，只要握起笔在白纸上沙沙地写就是了。
维尔纳的第一部小说《一个不平凡的姑娘》完成于1957年，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
小说中描写的是一位德国姑娘在中国经历的故事。女主人公在东北参加了抗日联军，不过中国的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让她感到很不适应，后来她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融入到火热的战争中去，并且这位德国姑娘还跟一位中国士兵恋爱并结了婚。维尔纳还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道：“献给为我们的美好事业而斗争并捐出生命的所有中国同志。”
20世纪60年代，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对外宣传局局长、曾经被称为“情报绅士”的马尔库斯.沃尔夫建议维尔纳写出自己的经历，以便给当时的年轻军官做报告。
于是，维尔纳将自己的真实经历写成了《索尼娅的报告》。然而，这部书稿因为涉及到的国家机密太多和太重要，没有被批准出版，而是被压了下来。
之后的几年，维尔纳也几次想要把这部书稿出版，但是都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未能付梓。甚至为了该书稿的出版，民主德国专门开过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会议，会议的结论是可以出版，但是必须进行删节。
1977年出版的第一版《索尼娅的报告》是删节版，这部书一经问世，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
人们发现，维尔纳不只是一位女作家，她还是一位女间谍、女革命者、女英雄，她那富有传奇性的故事是那么迷人！随后，这部书就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产生了极大轰动。
1980年，德国还将这部书改编成剧本、拍成了电影，从此，“索尼娅”尽人皆知了。
随着《索尼娅的报告》这部书的流传，各种各样的荣誉也都纷纷“涌向”老年的维尔纳，简直让她应接不暇。然而，维尔纳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她写这部书的最主要目的是“公开”被隐藏的事实，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自己。
对维尔纳这样喜欢深思和沉默的人来说，越来越厌恶这些“别人强加给她的荣誉”也是很正常的。她认为公众对她的关注已经过了头，任何事情只要过了头都是不好的，很容易引起人的反感。
其实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维尔纳一想到过去的岁月，心中总是会隐隐感到不安：
自己的老师和榜样、一生中最崇敬的人——最终死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绞刑架上的佐尔格；
曾经跟自己一起在中国的土地上战斗过的前夫汉布尔格和情人恩斯特以及共产国际的其他战士们；
为了窃取美英原子弹情报而遭受十几年牢狱之灾的核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关于这些人的许多情节都被删掉了，她不能说服自己这不是欺骗。
后来，随着历史的进一步解密，维尔纳终于可以在这本《索尼娅的报告》中补充更多的不为人知的情节和细节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她的心愿。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合并，《索尼娅的报告》公开在英国出版发行了。
英国人看到这部书时的震惊情绪绝不次于德国人、苏联人和东欧人。尤其是对于窃取原子弹情报这一情节，英国人的反应极大，引起了举国的大讨论，甚至还派出多路记者和情报专家前往德国柏林对维尔纳进行专访。
维尔纳本来不想再接受任何人、任何组织的访问，但是也禁不住软磨硬泡，最后只好接受访问。
不管维尔纳有多么不愿意，人们对她的关注却一直持续到她的辞世，甚至在她辞世之后，人们对她的好奇心也是丝毫未减。
德国黑森电视台拍摄过她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的纪录片，名为《鲁特·维尔纳的秘密生涯》。
据说，这部纪录片还没来得及上映，维尔纳就去世了。于是，制作这部纪录片的人在前面又加上了一段送葬仪式的视频，向全社会公开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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