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政策： 中华帝国的沉重枷锁
启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人类文明交流是常态，封闭是变态。故步自封带来的不仅仅是傲慢无知，还有落后和消亡。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世祖暂停东南沿海的贸易，我国首次出现了海禁政策。
海禁政策贯穿元、明、清三代，持续长达500余年，直到鸦片战争清朝被迫开关结束。海禁，指的是官方禁止民间私自出海，并限制外国人进入中国通商的一种闭关锁国政策，也被称为“孤立主义”。
汉代以来，中国便通过丝绸之路和海道与多国进行贸易往来，唐宋时期的外贸尤其繁盛，元朝时，首次出现“海禁”政策，并被明清两代继承。这期间，海禁政策时常调整，据情况有张有弛。
宋元时期泉州交通图
从长远来看，海禁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
海禁阻碍了中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而混乱的外贸管理使得走私活动更加泛滥，造成了海盗屡禁不止的情况，并严重束缚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尤其是清朝时期的海禁，使中外交流不畅。有学者认为，封闭的环境不仅给了统治者盲目的优越感，还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相比西方落后，最终造成中国近代被列强侵略的后果。
那么，海禁政策实行的具体过程到底如何？
元朝时期是海禁政策的起步阶段，这个时期的海禁时兴时废，且持续时间较短，一般在调整之后会迅速得到恢复，没有对中外贸易造成严重的阻碍。
元朝的第一次海禁发生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元世祖为了征伐爪哇国，暂时禁止了两浙、广东和福建的通商行为。战争结束后不久，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元成宗下诏海禁结束。
元爪战争路线图
第二次海禁于大德七年（1303年）开始，因海盗贿赂官员成风，为了整顿吏治，元成宗下令 “禁商下海”，并取消市舶机构，到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明令重新整治市舶司，标志着第二次海禁结束。
第三次海禁，也是为了整治受贿严重的市舶司，元武宗在至大四年（1311年）下令取消市舶提举司。后来，元仁宗延祐元年（ 1314年）七月“诏开下番市舶之禁”，复立市舶提举司。
最后一次海禁从元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开始，因走私行为屡禁不止，元英宗下令扩大违禁物品的范围，并“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后在至治二年（1322年）三月为止，在 “泉 州、庆元、广东”三地， 恢复市舶提举司，第四次海禁正式结束。此后至元灭亡，市舶机构没有再发生变化。
短暂的海禁没有对元朝的对外贸易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元朝海外贸易非常频繁，商业经济发达，国内出现了风气开放、文化繁荣的景象。
到了明朝，海禁政策被统治者进一步强化，管制范围更大，持续时间更久。
倭寇
明初，东部沿海地区不断受到倭寇骚扰，山东、直隶、浙东、福建等地深受其害。加之元末农民起义的残部，如张士诚、方国珍的余党亦遁入海岛，与倭寇相互勾结，严重地威胁到明朝新生的政权。为了防止民众“私通海外诸国”，明太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并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逐渐罢黜太仓、泉州、明州、广州等市舶司，几乎等同于断绝了中外贸易。并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废昌国县（今浙江省舟山市），将附近居民内迁，禁绝民众的一切海上活动，包括捕鱼。这样断绝沿海居民的谋生之路，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人民纷纷流亡各地，不少人入海从盗，或参与走私行为。
到了明成祖时期，虽然有郑和下西洋这一盛举，但明成祖却从未放松海禁政策。他不仅延续了明太祖的海禁措施，还下令将民间海船全部整改，以切断沿海居民出海的行为。另一方面，明成祖则大力发展朝贡贸易，在恢复了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之外，还专门设立了来远、安远、怀远等驿，以接待外国朝贡的使臣。
为了彰显明朝的国威，朝贡贸易往往秉持着“厚往薄来”的原则，忽略市场规律。这令各国为了获利，大量输入明朝人不需要的东西，因此经常出现供求不平衡的现象，导致明朝大量亏损。朝贡贸易自身的缺陷，使得它的寿命必然不会长久。于是，在郑和下西洋活动结束后，朝贡贸易也随之衰落。
明朝中期，海禁政策造成的恶劣影响全面爆发。民间走私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系列武装走私集团。代表人物为嘉靖年间的海盗头目王直，一时“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拥趸达到数十万，并自称“靖海王”、 “徽王”，他与日本倭寇相互勾结，造成了40余年的“嘉靖倭乱”。明王朝消耗了大量的兵力财力，也难以禁止。
后来，靠着两浙总督胡宗宪和军事天才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不断打击，才瓦解了走私头目和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骚乱。
嘉靖帝死后，明穆宗认识到了“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道理，于是着手调整海禁政策，并在隆庆元年（1567年），正式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进行海外贸易，史称“隆庆开关”。
月港
堵不如疏，隆庆开关很快就发挥了积极作用。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公开且合法的正常发展道路，不仅走私行为得到抑制，朝廷还获得了大量的税收。史料显示，仅福建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明朝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广受世界各国欢迎，于是大量白银流入明朝，有力促进了国内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
好景不长，清朝时期，海禁政策发展至顶峰，全国只有“一口通商”。
清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防止沿海民众支持反清复明势力，尤其是明郑小朝廷，顺治帝实行了“迁界禁海”。强行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比明太祖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后，于1684年设立了四大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机构。分别是粤海关（广州）、闽海关（福州）、浙海关（宁波）、江海关（上海），其中每一个口岸通常下辖十几至几十个海关口岸。康熙皇帝甚至恢复了与日本的往来，比隆庆开关的范围更广。
此时，距离欧洲人的航海大发现，已经过去近200年。欧洲人将殖民势力逐渐扩张到全世界后，一直尝试突破中国的贸易门槛，比如葡萄牙在明朝登陆澳门后，不断经营，到清朝时已经在澳门生根发芽，拥有自己的武装、教堂和城墙。这引起了康熙帝的不悦，1717年，康熙下令实行“南洋禁海”，关闭了部分通商口岸。
后来雍正曾短暂开海，但是到乾隆年间，西方殖民者仍不断试图渗透中国，1755年发生了“洪任辉事件”。
广州十三行
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喀喇生（Samuel Harrison）和洪任辉前往宁波增加贸易量，这导致广州港大受影响，于是朝廷将浙江海关的关税加倍。洪任辉便进京告御状，申诉海关官员的勒索行为，以及争取洋商的贸易权利。这触怒了乾隆皇帝，直接导致清朝的海禁政策再次加强，最后只允许广州进行对外贸易，史称“一口通商”。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的爆发。
从上述海禁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历代政府不断加强禁海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统治者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消灭反叛势力。
元、明、清初期，为保证新生王朝的统治，配合国家剿灭前朝的反叛势力，统治者通常选择将海外贸易一禁了之，来避免不稳定因素的出现。短时间来看，海禁对于稳定边疆地区，巩固国家统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二，统治者为了获得海外贸易的最大利润。
元朝实行“官本船”制度，是中国古代加强官方控制海外贸易的典型特征。所谓“官本船”，即由官方出钱出船，委托商人经营的一种官本商办的海外贸易模式。早期由政府贷款给海商进行海外贸易，后由政府直接经营。贸易所得利润，官七民三。
明朝初期实行的朝贡贸易，实际也是官方垄断对外贸易的制度。清朝实行“一口通商”，也是为了减少海关管理难度，提高获利效率。
第三，统治者维护封建专制的惯性思维作祟。
元朝开海禁之先例，影响了明清统治者加强海外贸易控制的思维惯性。再加上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发展比较稳定，且“重农抑商”的思想根深蒂固，从而抑制了商品经济的活跃性，让统治者认为我国没有对外贸易的需求。
漫画：马嘎尔尼使团访华
比如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提出与中国通商的要求，但乾隆却以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为由拒绝了。
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
赵武灵王学习胡服骑射，日本遣唐使学习唐朝的科技文化，都是通过主动交流从而改善自身的缺陷与不足，而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却使得领跑世界的中华民族逐渐被现代科技甩开。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再次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这说明平等与积极的交流，有利于个人和国家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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