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衍起兵时，范缜很早就给予响应，所以萧衍称帝后，范缜“志在权轴”，即希望自己能够进入权力核心，而尚书左丞大致相当于尚书大人属下的左秘书长，正因为愿望未能满足，范缜一直怏怏不乐。王亮出生于高门世族，是东晋丞相王导的六世孙，齐朝末年东昏侯萧宝卷之世，他因“倾侧取容”，即依附取悦于萧宝卷而避免了杀身之祸，萧衍推翻了齐朝统治后，虽然曾嘲讽过他，最后还是没予追究，并且让他继续当官。可是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正月初一，这是萧梁王朝建立后的第一个新年，不少外国使节也入朝庆贺，王亮却声称有病，不来上朝——这还罢了，他又在同一时间里于另外一个地点大摆筵席，“语笑自若”。后来萧衍见到他，发现他没有病容，自然很生气。于是有人顺着皇帝的脸色上奏，说王亮“大不敬”，理应“弃市”。萧衍虽然生气，却没有杀他，只是免了他的官。两年之后的天监四年，萧衍又一次大宴群臣，并要求大家直言施政的得失，生性耿直的范缜站起来说：“司徒谢胐（音fěi）徒有虚名，不涉政务，但陛下却如此重用；前尚书令王亮有真才实学，又擅长治国，陛下却废为庶人。对此愚臣百思而不得其解。”萧衍顿时变了脸色，想岔开话题，说：“卿再说些别的事情吧。”范缜则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再为王亮鸣屈。萧衍很不高兴，于是又有大臣乘机弹劾范缜的种种“过失”，萧衍便亲自下诏书列举了王亮的种种罪行，然后质问范缜：你还有什么可替他辩护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范缜才被贬到了广州。更重要的是，两年之后的天监六年，范缜又被萧衍从广州召回朝中，任命为中书郎，后来又担任国子博士。早在齐朝时，竟陵王萧子良就召集了大批佛教徒来驳斥范缜的《神灭论》，都不能使范缜屈服。而正是天监六年，萧衍又召集了王公大臣及僧官法云等六十余人反驳《神灭论》，却仍然不能驳倒范缜。
据《弘明集》所载，在辩论的过程中，面对着“辩摧众口，日服千人”的范缜，以能言善辩著称的东宫舍人曹思文也只得向梁武帝诉苦说：“思文情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而梁武帝呢，也只是下了这么一道圣旨：“（范）缜既背经以起义，乖理以致谈。灭圣难以圣责，乖理难以理诘。如此则言语之论，略成可息。”大致意思是：像范缜那样把经典、道理及圣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人，你是很难用圣人的言论、正常的道理去责备他的，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算了吧，和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萧衍的《敕答臣下神灭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无奈的梁武帝萧衍只能以“言语可息”、“朕所未详”宣布结束这一场大论战，而范缜呢，并没有因为坚持自己那“不合时宜”的论点、不与以梁武帝萧衍为首的大梁王朝保持高度一致而受到政治迫害，甚至没有被免官，而是病逝于国子博士任上。他大约生于公元450年，大约卒于公元510年（天监九年），享年大约61岁。而梁武帝萧衍呢，他可是手握整个萧梁帝国所有士民百姓、僧俗大众生杀予夺大权的最高主宰啊，他虽然信佛崇佛佞佛，后期甚至“达到发狂的程度”，可是对于一个不但坚决不信神不信佛，而且公开贬佛斥佛“诋毁”佛的人，却既没有运用自己的权力传旨取缔“妄作异端”的《神灭论》，更没有将作者从肉体上消灭之；相反，正是这个梁武帝萧衍组织了这场颇具规模、颇具档次的大辩论，并明确宣布，辩论的目的是“标其宗旨，辨其短长”。对于一个千余年前的专制皇帝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不简单，难怪互联网上有人要感叹地说“梁武帝雅量惊人”了。
可惜，“雅量惊人”的梁武帝治下的萧梁帝国，亦贪污惊人、浪费惊人、裙带关系惊人——一句话，腐败惊人。而处于这种种“惊人”中心的萧梁诸帝，其悲惨程度亦堪称惊人——从86岁的爷爷武帝萧衍到16岁的孙子敬帝萧方智，竟然一个个死于非命，没有一个得享天年，没有一个寿终正寝！
呜呼哀哉，“惊人”的萧梁诸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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