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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以孙刘联军大获全胜，曹操撤回北方而告终，此战中周瑜是绝对的主角。
然而让人疑惑不解的是，战前号称要继续征集军队钱粮，作为后援的孙权却一直动向不明，直到整场战役结束，也没看到他的身影出现在战场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赤壁之战只是整场大战的其中一部分，战局并不仅仅局限在荆州南郡，这是一场在上千里的广阔战线上展开的一场全面对抗。
孙权负责的就是东线战场，他对合肥发动了进攻，这也是东吴首次进攻合肥。
而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孙权这次进攻的时间点究竟是什么时候。
按照孙权本传的记载，此战发生在赤壁之战结束后，似乎和赤壁之战是两场没什么关系的战役。
然而曹操传中却有着不同的记载，说曹操是在率大军东征途中的时候就听说了这一消息。这样看来，合肥之战应该是发生在赤壁之战前。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关于这一点，孙盛给出的结论是孙权传所说合肥之战发生于赤壁之战后是正确的，但他没有具体说明理由。
《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则对此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当时孙权面临着曹操二十余万大军的强大压力，没有道理不全力应对反而分兵去攻打合肥。
再看资治通鉴，同样是把这个时间点放在了赤壁之战以后，看起来已经成了定论。
但我看来此事仍然值得商榷，曹操传对这件事记载比较详细，连他得知此情报的具体地点巴丘都说得一清二楚，岂能有假呢？
而且曹操传中还有一句话，那就是“孙权是为了刘备进攻合肥”。这就很奇怪了，孙权攻打合肥和刘备又有什么关系呢？
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
因此我们只能把这两场战役结合成一个整体来看，认为他进攻合肥的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对赤壁主战场进行牵制。
赤壁之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江东为了自保而抗曹，但明面上说是为了援救刘备也是合理的，毕竟双方已经结盟，以曹操的视角来看就是如此，因此说孙权进攻合肥是在缓解刘备的压力也并无不可。
另一方面，孙权只给了周瑜区区两万余人，整场战争从始至终也没见他给周瑜增派一兵一卒，连陆机也说：“赤壁之战周瑜的部队就是一支偏师。”
而周瑜驱我偏师，黜之赤壁。（辨亡论）
虽然孙权自称江东有十万大军这个数字或许有些浮夸了，但这些年他东征西讨，收编了李术和黄祖大量的部曲，再加上孙策留下的遗产，拥有一支七八万人的军队应该是差不多的，这也是周瑜提出希望要五万人的根据，他的要求是合乎情理的。
可是孙权却只给了周瑜两万多人的“偏师”，真正的主力还在他自己手中。而周瑜凭借有限的力量打出了惊人的战果，其军事才能着实令人惊叹。
再看孙权，他或许有诸多不足之处，但总体来看，他仍不失为是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会这么拎不清，因此东吴主力部队不可能在激战正酣的时候闲置下来。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孙权是在赤壁之战进行的同时，率领主力部队又开辟了东线战场。
由于周瑜的自信，再加上曹军确实因为水土不服等原因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东吴高层认为西线实际的压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这才使得孙权有了进攻合肥的底气。
至于孙权传将此事放在赤壁之战后来说，我认为其实也并不矛盾，因为合肥之战不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小规模战役，其持续的时间长达三个月以上。
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馀日。（三国志魏书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十五）
合肥开战确实是在赤壁交锋之前，但结束的时间却要晚得多，很可能已经持续到建安十四年（209年）的春天了。也只有这样的推论，才能将曹操传和孙权传中看似矛盾的记载统一起来。
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西线战局是在逐步向着有利于联军的态势发展的，在曹操被迫屯兵乌林后，他已经注定无所作为了。在这种情况下，力争在东线打开局面是明智之举。
在中国古代的南北对抗中，双方争夺的焦点总体有三处。西线益州的焦点在汉中，中线荆州的焦点在襄阳，而东线扬州的焦点则在于寿春。
对于东吴政权来说，其核心区域始终都是在扬州，这是江东立国的根基，而荆州则只是一个希望进行争夺的利益区域，重要性在扬州之下。况且目前东吴只是初步涉足荆州，连江陵还在曹操手中，更别说襄阳了。
因此，夺取寿春，全据扬州才是最符合东吴利益的选择。
可惜的是，在袁术势力覆亡后，江东只得到了庐江郡，还并未完全控制，而寿春所在的九江郡则落入了曹操的手中。
这样一来，不仅扬州北面的门户无法掌握在手里，更严重的就是连江淮水道上的重要据点合肥也被曹操占据了。而魏吴在东线的争夺，就是围绕着江淮之间的水道进行的。
从淮水南下，进入寿春以东的淝水，再经过阎润水、枝水和施水，即可到达彭蠡泽。而经过彭蠡泽东南方的濡须水，便将进入长江一线。
如今这条水道北面入口寿春在曹操手里，南面入口濡须口在孙权手里，那么合肥的归属就至关重要了，因为这决定了双方谁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而事实正是如此，由于无法攻占合肥，导致东吴在对抗中长期处于劣势。曹操能够四越巢湖，多次威胁濡须口，而孙权终其一生也摸不到寿春的边，直到三国后期因为曹魏淮南发生大规模叛乱，东吴才有机会逼近寿春外围。这就是合肥重要性的体现。
当年孙策西征归来后，东吴迎来了攻取合肥最好的一次机会，可惜由于他的决策失误，将目标放在了徐州广陵，而之后孙策又意外遇刺，这次千载难逢的良机就这么被错过了。
机会只有一次，错过就不会再有，孙策去世后，东吴内部进入权力交接的短暂动荡期，暂时不可能北上，而战略眼光高超的曹操则抓住了这个时机，加强了在合肥地区的防务。
具体主持这件事的就是刘馥，可以说曹魏多年来在东线始终没有遇到过太大的危机，刘馥功不可没。
当初袁术死后，其手下势力分崩离析，在淮南躲避中原战乱的刘馥说服袁术部将戚寄、秦翊等归顺曹操，令曹操大为欣喜，于是任命他为扬州刺史。当然，曹操对其如此信任，或许也跟刘馥是他沛国的同乡有关。
其实这个扬州刺史却也不能算是什么美差，除了实控领土比较有限以外，这仅有的土地上也非常不太平，梅乾、雷绪、陈兰等人聚众数万，在江淮一带大肆劫掠，对当地造成了极大破坏。
不过曹操的眼光确实独到，刘馥正是可以稳定淮南乱局的那个人。
他接受任命后，一眼就看到了合肥的重要性，于是单枪匹马奔赴此地，修建了一座城，并将扬州的治所迁移到这里。
对于雷绪等人，虽然暂时无力征讨，但刘馥采取安抚的策略，让他们暂时不再作乱，起到了一定的成效。
初步稳住局面后，刘馥将重心转移到民生，他开设学校，扩大屯田，又兴修水利，让一片凋敝的淮南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百姓也得以安居乐业。
不过刘馥却不只会处理政务，军务也是他所擅长的，多年在淮南的经历让他无法忽视东吴的威胁，因此刘馥开始未雨绸缪。
他积极修建防御工事，大量储备滚木礌石以及点火用的鱼膏，为以后的守城战做了充分的准备。
不过刘馥还做了一个看似难以理解的安排，他命人编织了成千上万的草垫，这和作战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我们先卖个关子。
作为稳定淮南前线的大功臣，可惜刘馥并未迎来建功立业的那一天，就在孙权对合肥发动进攻的前夕，他因病去世。
刘馥身故后，由于合肥濒临前线，所以曹操将扬州治所北移到寿春，而合肥则变成一座单纯的军事据点，其目的是减轻合肥在遭遇围攻时受到的后勤压力。
曹操已经做好了冲锋的准备，合肥这座三国重镇也将迎来第一次重大考验。
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孙权大军逼近合肥城下，张昭则北上进攻当涂。此战孙权亲率江东主力，号称十万大军。虽说这个数字肯定有水分，但他的兵力比南郡战场只多不少是肯定的。
战斗旷日持久，从建安十三年年底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天，曹操虽然接到了合肥方面的急报，然而他距此太过遥远，而且军中疫病盛行，想增援也是力不从心。于是只好派张喜（也叫张憙）领一千骑兵救援合肥。
区区一千兵力无疑是杯水车薪，因此曹操安排张喜在途径豫州汝南郡的时候带上当地的部队一并增援。
然而祸不单行的是，张喜这支部队在行军途中也染上了疫病，完全不能指望了。
此时合肥城在孙权的进攻下已经危如累卵，由于此城是仓促间修筑起来的，建筑材料不可能以岩石为主，而必然是夯土结构，这样的构造最怕的就是雨水的浸泡。而淮南正是雨水充沛的地区，随着春天雨季的到来，合肥城防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当时大雨连绵，合肥城墙已经摇摇欲坠，而当初刘馥预备的大量草垫就派上用场了。
在古代，为了避免这种夯土城墙为雨水所毁坏，一般会使用蓑城战法，具体手段就是用草垫覆盖城墙对其进行保护，如同给城墙穿上了一件蓑衣。刘馥的未雨绸缪成功解决了眼前最大的危机。
不过仅仅如此还不够，以扬州的军力无法击退孙权，而张喜的援军又遥遥无期。在这种局面下，扬州别驾蒋济心生一计。
他对新任扬州刺史温恢建议假装得到了张喜的书信，说已有四万步骑到达雩娄，并设法将信件送入合肥城内。
最后蒋济派出的三个使者有一人成功进入城内，另外两人则被孙权的军队俘虏，而这正是蒋济所希望的。
信件送入城中可以振作合肥守军的军心，而援兵将至的消息被孙权知晓则可以动摇他的决心。
得到这条情报后，孙权陷入了沉思，雩娄已经到了毗邻九江郡的庐江郡境内，距离合肥大约四百多里。也就是说曹军援兵大约只有十来天就能赶到合肥了。可不仅自己这边没有进展，另一路又张昭统率的进攻当涂的人马那边也没有好消息传来。
孙权望向城头，合肥守军在太阳落山后点燃了鱼膏，将战场照得灯火通明，所以即使想要趁着夜色掩护发起进攻也是有心无力，因为守军一看城外有异动就会加以戒备。
如今久战乏力，顿兵挫锐，而援军转瞬即至，难道此役兴师动众竟要无功而返了吗，孙权感到一阵心烦意乱。
而这时他又想起了一件尘封的往事，这让孙权最终下定了决心。
那还是建安四年（199年）的事了，距今已有十年。
当时年轻气盛的孙权统率大军进攻广陵，结果两次为陈登所败。其中第二次失败本可避免，只因孙权不愿轻易放弃，才会遭遇二次损失。
这次经历对孙权的用兵之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年的教训历历在目，让他对失败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孙权心中生出一股无奈，现在除了退兵别无选择，无功而返总好过损兵折将，毕竟以后还有机会。
可是真的是如此吗？
对于弱势一方来说，好的机会不会常有，如果不能把握必然遗恨千古。毕竟由于国力的劣势，不可能有强势一方那么多的试错机会。
其实援军将至的情报并未得到证实，派个斥候确认一下亦非难事，为何如此草率呢？
第一次合肥之战正是孙权最接近胜利的一次，因为此时曹军在淮南的防卫力量是最薄弱的。
以他平庸的军事能力，当下一次引兵前来时，面对严阵以待的乐进、张辽、李典等名将，其悲剧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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