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教导刘禅：“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稍微脑子正常少点贵恙的君王，都懂得为君者要识人，要“亲贤臣，远小人”。问题是贤臣和小人之间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后人论定的那些著名的忠臣奸臣，在当时君王的眼里可不是这样的。楚怀王的眼里，屈原就是奸臣；秦二世的眼里赵高就是忠臣；唐玄宗的眼里李林甫就是忠臣；宋高宗眼里秦桧就是忠臣，岳飞就是奸臣。
所谓忠君爱国，理论上君和国应该是有区别的，但在专制社会，当个人意志凌驾于众生之上，无限膨胀很难制约甚至不受制约的时候，君主需要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服从，这时候君主眼里臣子的忠心就等同于对他个人意志的服从，从而催生了一批批明忠实奸的人，奸臣这种怪物也就应运而生。
纵观历史，奸臣往往比忠臣更得志，或者说小人比君子更得志。为什么呢？
一个合格的奸臣，一要明察君主想做而不方便做什么，要维护君主明面上高大上的形象，阴暗龌龊的事情则要自己出手替君主去做；二要有能力替君主做好这些事；三要有事后背黑锅的思想准备，万一事情败露，要主动承认完全是自己所做，君主是被蒙蔽的；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凡做奸臣，必须人品无节操无下限，对上阿谀奉承投其所好，什么马屁都拍得出来，什么谄媚都献得出来，对下心狠手辣不择手段，什么阴谋都想得出来，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谢玉和夏江联手制造了赤焰军冤案，除了他二人各自不可告人的私利外，关键是梁帝需要有这么几只邪恶之手去做他不能直接去做的事。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 “为尊者讳”的所谓“春秋笔法”。即君王像太阳一样永远是圣明的，作恶的永远是君王身边的乌云般的小人，凡是君王有错，那一定是是被蒙蔽的。蒙受冤屈的人只能指望某一天乌云散去，重见光明。万一某一天龙颜大悦冤屈得以平反昭雪，
这里就有了一个悖论：既然君主如此圣明，又怎么能如此轻易被小人蒙蔽呢？既然能被小人蒙蔽，这君主圣明得也实在有限。
其实所谓的“为尊者讳”，就是替上位者盖一块遮羞布而已。
所以，不论是谢玉还是夏江，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替君主梁帝去做他想做又不方便做的事情。害死赤焰军七万忠魂的真正的幕后凶手不是谢玉和夏江，而是梁帝。
如果还有疑惑的话，想一想历史上的岳飞的下场吧。岳飞一方军将，一个秦桧难道就能置他于死地？十二道金牌难道是秦桧擅自发出的？秦桧之所以能够处死岳飞父子，是谁给他这么大的权力？但是史书上记载的时候只能说岳飞的死是因为秦桧的陷害，决不能说是高宗的意思，所以千年来岳飞墓前跪着的只是秦桧而不可能是高宗。
在家天下的专制时代，国与君是一体的，忠君就是爱国，哪怕此君昏庸无能或嗜血残暴甚至傻瓜白痴，只要他在那个位置上就需要人们对他无限忠心。当对国家的责任变成对个人的效忠，对君主喜好的迎合，奸臣佞臣的层出不穷就无法避免。
归根结底，奸臣产生的土壤在于君主专制，在于上位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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