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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西域 班勇:最后的拯救者(二)朝堂大辩论

原创:陆开武

公号:春风巷(ID:cfx8963)

(接上篇 遥望西域 班勇:最后的拯救者(一))

三、朝堂大辩论

撤销西域都护的后果很严重,北匈奴余部卷土重来。

被窦宪大军重创的北匈奴大部随单于被迫西迁,剩下的余部总得吃饭吧?见西域都护驻军被撤走,匈奴人迅速占据西域北道各国。

汉帝国是不敢惹了,收拾西域小国还是绰绰有余。

匈奴人进入西域后,对西域收取高赋税,加上不断驱使西域各国侵袭东汉的西北边境,造成了西域各国,尤其是车师、鄯善等怨声载道,纷纷怀念西域都护府管理时的好日子。

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派遣代理长史索班率1000余人驻屯伊吾,尝试恢复与西域的关系。

闻听索班屯扎伊吾的消息后,车师前王及鄯善王纷纷前来归顺,表示愿意重新归附东汉王朝。

匈奴人坐不住了,匈奴北单于纠集车师后部进攻伊吾,杀死了索班,并击败愿意归附东汉的车师前王,重新控制了北道,直接威胁到了鄯善等国的安全。

看到这,可能读者有些纳闷,北单于不是已经西迁了吗?这个北单于是哪儿冒出来?

据著名匈奴史专家林幹考证,公元91年北单于逃亡之后,漠北出现了四分五裂的大混乱,主要分裂为四个部分:

一是北单于弟弟於除腱率领的部分。

北单于逃亡后,其弟左谷蠡王於除腱率领残部自立为单于,退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遣使向汉朝投降。汉朝接受了归顺请求,派耿夔持节颁发玺绶,留中郎将任尚监护。

汉朝本想让於除腱北返漠北,但由于窦宪谋逆事发,於除腱担心受牵连,擅自逃回漠北,被汉军抓获斩首,部众也被歼灭。

二是北单于率领的部分。

北单于被耿夔在金微山击败后,率残部远走乌孙,后转徙康居,逐步进入东欧,最终引发震颤欧洲的民族大迁徙风暴。

三是加入鲜卑的部分。

公元91年前后,鲜卑族逐渐强大起来,乘着北单于败走西北、漠北混乱的时机,逐步向西迁徙,占据了原先属于北匈奴的地区,有一大部分残留在漠北的北匈奴人不得不加入鲜卑。

鲜卑在公元三世纪中叶分化为许多部,其中最强大的有三部:宇文部、拓跋部、慕容部,而宇文部便是由这些加入鲜卑的北匈奴部落中的宇文部演化而来的。

四是始终留在漠北西北角的部分。

在北匈奴大分裂的时候,有一部分北匈奴人始终留在漠北,没有移动。这部分人一直生活到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被兴起的柔然吞并。

所以,除了上述四个部分之外,漠北再也没有其他的北匈奴余众。

有的书上将进犯车师前国,杀死索班的北单于认为是逢侯单于,实为谬错。

永元年间,大约有二十万的北匈奴人南下投降汉朝,被早已依附汉朝的南匈奴单于师子欺负。这部分拥立逢侯为单于,重返漠北。但这部分人一直被南匈奴、鲜卑追着打,日子很不好过。

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西域发生叛乱,汉帝国无奈撤销西域都护,逢侯单于趁机进入西域。前边说的北匈奴进入西域,征收重税,就是逢侯单于干的。

直到公元117年,逢侯单于被鲜卑再度击破,无依无靠,于次年春带着百余骑逃至朔方塞归降汉朝。

汉朝担心他反复闹事,干脆把他迁居到河南颍川。这是漠北最后一批以“北匈奴”之名与汉朝发生关系的匈奴人。

从时间上看,公元119年有“北单于”纠集车师后国杀害索班时,逢侯单于已经被汉朝安置到内陆去了。

因此,林幹先生对此后史书上仍有“北单于”之号出现的认识是,“北单于的世系已不明了”。

也就是说,这个“北单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单于,很有可能是匈奴四大异姓名族之一,封地一直在蒲类海的呼衍王。

扯得虽然有些多,但不讲清楚,读者又会觉得窦宪前边白忙活了。

鄯善国王心急如焚,向敦煌太守曹宗求救。

曹宗急忙上疏朝廷,希望出兵5000击破北匈奴,以洗索班之耻,复取西域。

此时的汉安帝刘祜,还是个仅有12岁的娃娃,帝国朝政大权实际掌握在邓太后手中。

接到曹宗出兵西域的请示报告后,邓太后召集群臣讨论。然而,众人对西域事务一片茫然,全无主见。

班超离世已有17年之久,熟悉西域事务的要员很少。

邓太后突然想起了班勇:“已故定远侯的小儿子不是出生在西域吗?现在军中任职,快快把他找来。”

班勇匆匆忙忙赶到御前,会议还在继续,“关闭玉门关,彻底放弃西域”的主张占了上风。

听了一会儿,邓太后示意班勇发言。

此时的班勇已经不是当初刚从西域回来的毛头小伙,而是系统接受汉文化教育,又在军中淬炼的后起之秀,加之长期在西域跟随父亲征战,已经开始在宏观层面思考国家事务。

班勇首先对西域在国家格局中的地位阐明观点:

经营西域,是自武帝时期就定下的“断匈奴右臂”的国策,是几代人付出无数将士生命打下来的地盘,事关国家安全,岂能随便放弃?何况车师、鄯善等国不堪匈奴人重税盘剥,人心思汉。

至于西域各国反复无常,不时发生叛乱,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有的官员管理不当,倨傲严苛,激化了民族矛盾,任尚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对于曹宗的出兵要求,班勇也不客气:

曹宗的想法过于草率,只想着向匈奴报仇雪恨,既没有认真研究以前的战史,也没有权衡考虑仓促出兵的利弊。西域路途遥远,又没有建立根据地和后勤保障,劳师远征,取胜的可能性很小。况且现在国库不充裕,大军缺乏后备力量,贸然出征,是自曝其短。

我认为,不能批准曹宗的报告。

分析之后,班勇提出自己的建议:

现在虽然不能大举讨伐西域的叛乱,但是也绝不能坐视不管。

首先,把敦煌的驻军恢复起来,对进占西域的匈奴余部形成威慑;

其次,重新恢复西域副校尉,暂时驻扎在敦煌,等待时机;

第三,派遣西域长史率500人进驻楼兰(鄯善国)屯田,蓄积力量,准备粮草。

于此,向西可以控制通往焉耆、龟兹的交通线;向南可以增强鄯善、于阗的信心;向北,可以防御匈奴,令其不敢随便与汉军开火;向东,接近敦煌,可以彼此支援。

尚书问班勇:“你这个建议的利弊有哪些?”

班勇回答道:“永平年间后期,我们刚刚恢复与西域的交通,第一次派遣中郎将驻守敦煌,后来又在车师设置西域副校尉,既指挥胡人,调解冲突,又防止汉人随意侵犯胡人。很有效果,西域诸国都归心大汉,匈奴人也很忌惮,不敢轻易进犯西域。现在,鄯善国国王尤还,是汉朝的外孙。匈奴继续坐大,尤还必死无疑。如果我们在楼兰有屯垦驻军,必定会增加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看到希望。”

长乐卫尉镡显、廷尉綦毋参、司隶校尉崔据持反对意见,主张放弃西域,理由还是老调重弹:国库花销太大,经营成本高。

搞笑的是,竟然要班勇打包票:“现在车师已经臣服匈奴,鄯善也靠不住,一旦局势有变,班将军你能担保北匈奴不会侵扰边境吗?”

班勇一听,妈的,你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班勇也不客气地反驳道:“现在朝廷在各郡设置州牧,是为了防治奸人盗匪。如果州牧敢保证盗匪不干坏事,那我愿以腰斩之罪保证匈奴不侵犯边境。”

见三人没有吱声,班勇诚恳地说:“现在若是开通西域,北匈奴的势力肯定会被削弱;匈奴人被削弱,对西域的为害自然减轻。设置西域副校尉,是为了安抚西域诸国;设置楼兰长史,同样也是为了怀柔各国。如果我们就此放弃西域,西域臣民对大汉只有绝望。

“绝望之下,只能彻底投降匈奴。真到这个时候,匈奴刀锋将直指西部边郡,整个河西走廊将会重现白日闭关、狼烟四起的局面。现在就因为吝啬屯边费用,既没有彰显大汉恩德,又助长北匈奴气焰,长此以往,难道会是确保边疆长治久安的长久之策吗?”

太尉属毛轸跳了出来,诘难班勇:“如今一旦设置校尉,重开丝路,恐怕西域各国就会争先恐后地派使节来,索求赏赐援助,没完没了啊!都满足他们的胃口,支出太大难以为继;不答应吧,又会失掉归顺之心。而且,一旦被匈奴侵犯,肯定要向我们求救。到时候,还得出兵,花的钱会更多。”

班勇耐着性子应道:“那好,我们这样来假设,现在把西域交给匈奴人,让匈奴人从此对大汉感恩戴德,再也不会骚扰我们。要是真能这样,就这样办,西域不要了。

“如果反过来,匈奴占有西域,利用西域丰富的物产和众多的兵马,掉过头来攻打河西边境,那怎么办?你这是养虎为患,拱手给对手送去财富,增加其实力啊!现在若是拒绝西域各国,坐视不管,他们只能投入匈奴人的怀抱。

“一旦匈奴人元气恢复过来,纠集西域军队组成联军,一起来进犯并州、凉州等边郡,恐怕到那个时候不得不花出去的银两,就远远不止十亿了。”

道理也讲了,利弊也分析清楚了,账也算明白了。一直默不作声的邓太后终于发话:按班勇的意见筹划。

几天之后,朝廷文件发了下来。不过,对班勇的建议打了个五折:恢复敦煌营兵,设置西域副校尉。但对设置西域长史,到楼兰屯田打前哨的建议没有采纳。

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汉帝国的决策层在西域问题上依然是顾虑重重,患得患失。

一千多年来,对西域,乃至之后的新疆,一直是历代王朝无比纠结,又必须正视的问题。而西域的命运、前途,又无时无刻不与中原政权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原政权稳定强大,则西域安定,与中原联系紧密;一旦中原政权动荡飘摇、国力减弱,西域则孤悬塞外,动乱四起,外族觊觎。

反之亦然。

就在班勇与群臣唇枪舌战一千多年之后1874年,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在紫禁城内展开了一场事关新疆割舍去留的“塞防”与“海防”之争。

作为主张海防的代表人物,李鸿章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以“海疆备虚”为由,奏请朝廷暂罢西征,放弃塞防,建议“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作为塞防的代表人物,左宗棠则极力反对,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

传统上,中国的塞防主要是指西、北方向的边防。“自古西北之边患,西北恒大于东南”。

这场大讨论一直持续了数月之久才有结论。

光绪元年(1875)4月,清廷采纳左宗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原则,一面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失地;一面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

至此,“塞防”与“海防”之争才得以尘埃落定。

西北边陲,千里屏障,事关国家安全大局。如左公所言,“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新疆不保,“即直北边关亦将无晏眠之日”。

当王震将军率大军红旗漫卷,凯歌进疆之时,曾深有感慨地说:“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

“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

拂去岁月的尘埃,在历史的深处,张骞、郑吉、班超、班勇、左宗棠……对西域大地的一往情深,慷慨悲歌,依然铮铮作响,绵延不绝。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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