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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国说英雄》系列之二——心口不一的君子刘备(转载)
心口不一的君子
  ——说刘备
  一、引子:如此君子
  在整部《三国志演义》小说当中,魏、蜀、吴三方的领袖人物,真正能够和曹操相媲美的是刘备。所以,人们说曹操是“心口如一之小人”,如果要找一个对仗的句子,我想说刘备是“心口不一的君子”。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道德本性来看,刘备“德胜于才”,是古人称道的“君子”,老百姓说的“好人”;而曹操“才胜于德”,是古人贬斥的“小人”,老百姓说的“坏人”。另一方面从个人性格来看,刘备的突出特点就是“心口不一”,他说的和想的不一样,做的又和说的、想的不一样,我们看他就像雾里看花,很难看透他的心思;曹操不同,曹操是“心口如一”的,即他做的和想的往往是一样的,他做的和他说的、想的也是一样的,我们看他,连他的五脏六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曹操不怕暴露自己,刘备生怕暴露自己,所以这两个人物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刘备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始终把曹操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来看待,这成为了他自觉的行为准则。刘备入川时,曾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卷12《庞统献策取西川》。这段话见于《三国志》卷37《庞统传》注引《九国春秋》)刘备觉得,只要每个方面都和曹操对着干,这样大事就可成了。所以曹操不是刘备假想中的敌人,而是实实在在的“天敌”。刘备只有时时处处与曹操相对,才能显出他的与众不同,也才能显出他的真正价值。他要取得天下,要建立功勋,他就一定要跟曹操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个“心口不一的君子”究竟有哪些特点?他是如何做到与曹操不一样的?下面咱们就好好地探究他一番。
  二、君子风范
  (一)高贵的血统
  历来人们都说刘备是“君子”、是“明君”,是文人士大夫,甚至是老百姓所向往、所爱戴的好皇帝。
  在《三国志演义》中,刘备形象确实具有君子风范,他的性格基调是“宽仁厚道”,或作“仁慈宽厚”,这一点是符合历史人物的基调的。
  值得注意的是,刘备的“宽仁厚道”,跟他的雄心大志是相辅相成的。要没有雄心大志,人们也不会称颂他的“宽仁厚道”。大家想想,一个胸无大志、庸庸碌碌的人,成天只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虽然他待人诚恳,心肠忒好,人们也不过夸他老实巴交,谁也不会称他“宽仁厚道”呢?
  刘备从小就胸怀大志,甚至想入非非,要当皇帝。小时候,他家屋子的东南角有一棵桑树,高五丈多,长得非常茂盛,整个桑树撑开来像一个大车盖子似的。刘备跟小伙伴们一块儿在树下玩,他说:“我为天子,当乘此羽葆车盖。”他的叔叔听到这话,非常着急,立刻责备他说:“汝勿妄言,灭吾门也!”随便讲这种话,是要灭族的。
  可见刘备从小就有当皇帝的志向,这是很少见的。小说把刘备的这种志向做了肯定的描写,而且还把这种肯定的描写落到实处,这就是对刘备长相的描写。刘备的长相与众不同,“两耳垂肩,双手过膝”,据中国古代的相法,这是十足的帝王相。这当然是夸张性的描写。双手过膝,比例不当,有点像猿猴。而耳朵特别大,显然是有福之人,咱们看到寺庙里佛祖的塑像就是双耳垂肩的。刘备的大耳朵是他的面容上一个标志性的器官,所以落下绰号叫“大耳儿”,或者贬义的“大耳贼”。小说这么描写,就是要强调刘备天生就是帝王种子。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的众多英雄豪杰中,公开宣称想当皇帝的寥寥无几,而且大多是像董卓,像袁术、袁绍之类的“反面人物”。包括曹操、孙权在内,都一直没有明目张胆地公开宣称想当皇帝,顶多是心里想想,或跟自己的心腹说说而已。只有刘备与众不同,他是小说中唯一公开宣称想当皇帝的“正面人物”,作者也好、历代的读者也好,都众口一词地认可他这种想当皇帝的野心。你们说奇怪不奇怪?
  古人之所以会把选票投给刘备,这显然跟刘备高贵的血统有关系。小说一开始,作者就介绍说,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刘邦的这支血统,从西汉初一直绵延到东汉末,三百多年,在刘备的身上,还能流淌着多少皇帝后裔的血液呢?尽管如此,刘备毕竟姓刘,而且是纯正的皇族宗室之刘,地地道道,如假包换。他的血统是纯正的,中国古人讲究这种血统的纯正。
  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流行的宗法观念。不管一个人为人的品质怎样,不管他的性格怎样,一旦生在帝王家,就有这种高贵的血统。更何况刘备还随时随地亮出“汉室宗亲”的招牌,唯恐别人不知道,甚至还跟汉献帝论辈份,称为“刘皇叔”。他是自觉地推销自身的皇家身份的。
  为什么刘备一生颠沛流离,还有很大的号召力,还有很多人对他表示好感,愿意追随他?这和他尊贵的身份是分不开的。既然是汉室宗亲,是皇叔,所以他做皇帝就有着比曹操、孙权更为正当的理由。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流行的正统观念。在小说中,很多人劝刘备当帝王,或者劝他篡位,都是拿他的尊贵身份来说事儿的,说你是皇叔,你是正经的、地道的皇家宗室,你得天下是正当的,名正言顺的,帝王非你莫属。所以这种高贵的血统是刘备最有政治号召力的地方,无论是董卓、袁绍、袁术,还是曹操、孙权,都跟他没法比。
  其实这种正统观念在三国时期并不吃香,当时盛行的是“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主之”的观念。就是说这个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而是天下所有人的天下。要得天下,不是看你姓什么,而是看你有没有仁德,这是第一位的。
  但是三国时期的这种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到三国故事逐渐成熟、蔚为大观的时代,即北宋以后,尤其是南宋皇室偏安东南一隅,人们对统一有一种期待,到了元朝,又成为蒙古族统治中国的特殊时代,这时,正统观念经过一班文人士大夫的鼓吹,早已逐渐渗透到下层百姓的心灵里,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甚至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这种观念融进小说中,人们对帝王血统的传承有一种热切的希望,有一种政治上的热切期盼,这样就形成了小说当中对刘备的帝王血统的夸张和强调。
  (二)仁义爱民
  当然,老百姓认可刘备,并不仅仅因为他姓刘,是纯正的皇室血统,这还不够,还不足以使他享誉天下,不足以吸引那么多的人来拥戴他。在小说中,同样具有纯正的皇室血统的,还有刘表、刘璋等人,但是老百姓都不看好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刘邦取得天下后将近四百年,刘家的后裔成千上万,并不一定就轮到刘备当皇帝吧。那么,大家为什么就看好刘备呢?
  在小说中,刘备之所以能够成为蜀方之主,能够最终赢得当时的民众和后代的民众的爱戴,单凭血统纯正是不够的,还得靠他的道德品质。这种道德品质,可以是“仁”,可以是“德”,也可以是“义”,总之是一种正面的道德品质,而且是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大家都能认可的一种道德品质。
  前面曾经提到,当时人们认为,天下虽然是天下人之天下,但是真正居于上位的是什么呢?“惟有德者居之”。孟子早就说过:“惟仁者宜在高位”。也就是说,讲仁讲德,是刘备在老百姓心目中确立明君形象的杀手锏,也是一个好皇帝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
  在小说中,刘备的做派有时像山大王,但他和一般山大王最大的不同,是他极力强调这种正面的道德品质,而且强调得理直气壮。之所以理直气壮,跟他的血统有关。别人强调自己的道德品质,比如曹操,强调自己忠心耿耿,可是天下原本是姓刘的天下,不管怎么强调,都会有篡权的嫌疑。刘备却坦坦荡荡。在他看来,强调这种正面的道德品质,就是强调皇家的道德品质,他把两者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也可以说是用一种很巧妙的办法把两者混淆在一起。
  这样一来,大家在认可刘备高贵血统的同时,也认可了他宽仁尚义的品质;大家认可了刘备宽仁尚义的品质,就会认可他的高贵的血统,因为我们看不到汉献帝宽仁尚义,但是看到了刘备如何做到宽仁尚义,所以都会默认他是心目中理想的皇帝。
  实际上,刘备在一生的实践中,都非常注意强化自己宽仁尚义的品质。这种仁德与血统的合二而一,造成了相当广泛的广告效应,成了老百姓的口碑。所以徐庶之母在教训徐庶时说:“刘玄德仁义布于四海,谁不仰之?况乃汉室之胄。”(卷8《刘玄德三顾茅庐》)张松力劝刘备夺取西川的时候也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何况明公乃汉室宗亲,仁义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据州郡,便代正统而即帝位,亦不分外!”(卷12《张永年反难杨修》)诸葛亮劝刘备不要辞让,早登帝位,也说:“主上平定四海,功德昭于天下,况是大汉宗派,宜即正位。”(卷16《汉中王成都称帝》)
  可见,仁德与血统,二者不可缺一。刘表、刘璋虽然拥有宗室的血统,但仁德不足,难以获得认同。而刘备既是汉室宗亲,又有宽仁大德,当然是最理想的君主候选人。天下很多仁人义士之所以都拥戴刘备,支持刘备,并始终不渝地跟随刘备,与他的这一特点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最终能看好他,与他的这种声誉和口碑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当时曹操占有天时,孙权占有地利,刘备如何在天、地、人三者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显得特别重要。既然刘备无法占有天时和地利,那他必须拥有人和。事实上,刘备确实在人和上表现突出,即他的道德品质高尚,口碑好。所以诸葛亮能够看好刘备,在普遍意义上,在大家能够公认的那层意义上,看好的就是他这种仁德。
  按照儒家的说法,所谓“仁义”之心,即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且还可以因小见大,比如学一些“君子远庖厨”之类的德行,做一些“为长者折枝”之类的好事。读一读孟子的名篇“齐桓晋文之事”,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了。小说也是从这个角度描写刘备宽仁尚义的。
  比如卷7《玄德新野遇徐庶》一节,写徐庶化名为单福,投靠刘备,希望能够一展宏图。因为刘备有“仁义之主”的声誉在外,但不知真假,徐庶要考验考验他。
  刘备有一匹观,叫的卢马。徐庶看到这匹马,说:“此马虽有千里之能,却是妨主。” 意为这匹马会妨碍主人,谁骑它,谁就要受到伤害。刘备对徐庶说起被蔡瑁追击、跃马跳檀溪的事情,徐庶说:“此乃救主,非妨主也。”于是假装劝他将这匹的卢马送给一个他讨厌的人,“待妨死了那人,方可乘之,自然无事”。
  刘备听了此话,非常生气,就叫侍从“点汤”。这是古代的一种习俗,客人来时先不上茶,先聊会儿天,一旦谈崩了,主人就叫“点汤”,让底下的仆人上茶,也就是逐客的意思。客人一看主人让“点汤”,就知道话不投机,赶紧走人。
  徐庶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刘备解释说:“汝初至此,不教吾躬知仁义,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吾故逐之。”徐庶大笑说:“吾闻使君素有仁心,未能准信,故以此言试之耳。” “耳闻不如目见”,徐庶感到刘备果然名不虚传,所以死心塌地帮助刘备。
  的卢马妨主,这是一件小事,但这件小事,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性。刘备是“君子”,他宁可让的卢马“妨死”自己,也不能让的卢马“妨死”别人。如果换了像曹操这样的“小人”,肯定不愿冒被“妨死”的危险的。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仁义之主”,刘备的道德行为是真实的,虽然有时带着点儿做秀的成份,但至少在内心中是很真实的。
  刘备总是很明确、很自觉地把自己塑造成一种“仁义之主”的形象。他非常明白,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在汉末群雄逐鹿的局势下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他别具心裁的政治谋略。
  因为在这个天下大乱的年代里,通行的是“霸道”。在大家都行“霸道”的时候,如果有人反其道而行之,施行一种“仁道”、“王道”,那么他就有特色了,就显眼了。但是施行“仁道”、“王道”,应该说是一招险招,风险比较大。比如曹操,他实力很强,由他来实施“仁道”、“王道”,是可以的,因为他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军事资本。如果是其他人,在实力不强的情况下,还要实行“仁道”,实行“王道”,这就需要有一定的胆略。这是一种政治风险的投资,而刘备却明确地选择了这种风险投资。
  从整个故事的发展中,咱们看到了刘备的这种政治谋略是成功的。虽然开始时他焦头烂额,到处逃窜,没有一个立足之地,但最后他还是能够占据西川,在汉末政治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这是别人做不到的。
  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刘备能够选择一种最适合他自己的政治谋略,而且贯彻到底,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到底,的确有着过人的胆略。
  好几次在危难之际,刘备当着众人的面表态:“吾宁死,而不为不仁不义之人”,或者说:“吾宁死,而不做不仁不义之事”。他多次这样表态,应该说是发自内心的,至少也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心理暗示,即在内心中一再强调,我一定要做这种人,别的想法、做法我得尽量克制,而“仁义”是我一定要这么做的。
  宽仁尚义,是刘备非常明确的一种行为准则,也是传统公认的一种道德选择。小说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刘备的“仁德及人”,“爱民如子”。他所到之处,总是广施“仁政”,“与民秋毫无犯”,致力于使百姓丰衣足食。这是他一贯的行为,不管是穷是达,都是如此,所以他能够“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在当时口碑极好,老百姓无不拥戴他。
  当他在小沛被吕布打败,匹马逃难的时候,“但到处,(村民)闻刘豫州,皆跪进粗食”(卷4《吕布败走下邳城》)。
  在新野,人民歌颂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卷7《玄德新野遇徐庶》)
  当曹操大军南下,攻陷新野,逼近樊城时,有十数万百姓情愿离乡背井,随同刘备逃难,两岸哭声不绝。刘备“大恸”道:“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竟“欲投江而死”,幸亏“左右扯住”。他的做法虽然有点夸张做作,却很得民心,以至于“闻者莫不恸哭”。
  这时曹操追兵在后,情势万分危急,诸葛亮劝刘备“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却哭着说:“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何以弃之?”这话很快地传到百姓耳中,“百姓闻得,莫不伤感”(卷9《刘玄德败走江陵》)。
  这是刘备立信立德于天下的第一桩轰轰烈烈的大举动。到“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时候,诸葛亮还拿它说事儿:“当阳大败,豫州见有十数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义也。”嘉靖本还引后代史官习凿齿的评论,说:“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迫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坟,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扶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卷9《刘玄德败走江陵》)
  (三)诚信待士
  刘备不仅以“大仁大义”取信天下百姓,赢得了社会上一致称道的口碑,还以“大仁大义”吸引天下英雄,得到了很多有志之士的拥戴。
  刘备爱民,也爱才,他待士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讲的还是“仁义”二字。
  比如徐庶收到母亲的信,被迫离开刘备,前往许昌。这时,孙乾劝刘备不要放徐庶归曹,以防徐庶为曹操所重用。
  刘备不同意,说:“使人杀其母,吾独用其子,乃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绝子母之道,乃不义也。吾宁死,而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也。”(卷8《徐庶走荐诸葛亮》)
  当然,刘备的这种竭诚相待,也得到了徐庶的丰厚回报,他临走前举荐了诸葛亮,彻底改变了刘备的命运。
  又如对赵云,刘备第一次见到赵云时,就“甚相爱敬,便有不舍之心”(卷2《孙坚跨江战刘表》),结下深厚的友谊。到赵云前来投靠以后,刘备更是以诚相待,非常信任。
  江陵大战时,赵云几次孤身冲进曹操大军之中,单骑救主的时候,张飞、糜芳都以为赵云投奔曹操去了,只有刘备信心十足地说:“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卷9《长阪坡赵云救主》)果然赵云经过一场血战,救出了阿斗,为刘家保留了后代。
  在刘备和赵云之间,构成了一种很和谐、很默契的道德纽带,这与他与关羽、张飞的兄弟义气不完全一样,是一种朋友式的道德纽带。这种道德纽带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仁义”二字。赵云之所以看好刘备,就是因为他看重刘备“仁义”的道德品质。
  赵云曾经明确地对刘备说:“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卷2《赵子龙磐河大战》)。他认为,目前天下大乱,汉献帝已经不足于支撑汉朝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应该肩负起恢复汉朝天下的大任。“天降大任于斯人”,他要支持刘备,拥戴刘备,鼓励刘备。这是赵云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唯一很难挑出毛病的是赵云。赵云对刘备忠心耿耿,一直到最后,他已是70多岁的老将了,还是对蜀汉王朝忠心耿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志向,和刘备一样的志向——恢复汉朝的天下。刘备跟赵云这样的仁义之士之间,有一种道德上的交流,一种精神上的交流。
  正因为刘备对下属“大仁大义”,所以像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和刘备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如鱼水。诸葛亮在临终前,还手书遗表,教导后主刘禅要学习他的父亲刘备,“遵孝道于先君,布仁义于寰海”,“清心寡欲,薄己爱民”(卷21《孔明秋风五丈原》)。
  (四)平民的气质
  作为一个帝王,刘备还有很特殊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和关羽、张飞之间有着义薄云天的兄弟之情,这种兄弟之情最终导致了夷陵之战的失败,使蜀国大伤元气,这到底值不值得?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里,“仁”与“义”有时是一个复合名词,兼指“仁”和“义”;有时是偏义词,偏于“仁”,或偏于“义”;但有时也有区别,就是“仁”归“仁”,“义”归“义”。一般情况下,讲“仁”属于帝王品质,讲“义”则属于兄弟之情,而兄弟之情的产生完全基于个人的平民气质。在中国古代,讲“义”,实际上是强调一种平民之间的朋友之情、兄弟之情,像《水浒传》小说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所以,如果说“仁”更多地指刘备的圣君风范,那么“义”更多地指他的平民气质。刘备不只具有帝王的远大志向和道德品质,而且具有一种平民的气质,他是一位平民出身的帝王。
  刘备本身就是“贩履织席之辈”,是个平民百姓。他虽然血统很高贵,但已沦落,是没落的贵族,靠卖草鞋子、织席子过日子,是个小商小贩。正是这一点,使刘备富有一种很特殊的平民气质。这种平民气质,孙权没有,曹操没有,在其他的诸侯如袁术、袁绍、刘表、刘璋身上,都看不到这种平民气质,恰恰在刘备身上出现了这种平民气质。
  正是这种平民气质,才使刘备为了兄弟之义,不惜牺牲天下,不惜牺牲皇帝的地位,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皇帝本来很金贵,不能轻易冒险,但刘备宁愿去冒险。因为他与关羽、张飞,名为君臣,实为兄弟,在桃园结义的时候,就立下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以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二弟皆死,他岂能独生?
  当刘备听说关羽被杀的消息时,他哭倒于地:“孤与关、张二弟在桃园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已亡,孤岂能独享富贵乎?”他伤心到了极点,竟至“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不进水食,但痛哭而已,泪湿衣裳,班班成血”(卷16《曹操杀神医华佗》)。不仅泪流满面,湿透衣服,而且泪里带血,两只眼睛都哭得流血了。毛宗岗在这里评道:“是真哥哥,不是假哥哥。”(毛本《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是啊,刘备与关羽、张飞,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比亲兄弟还亲。
  这时的刘备,可以说完全失去了理智。为了亲兄弟的死亡,为了报仇雪恨,他愿意赴汤蹈火 ,他不顾“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大政方针,贸然率师复仇。赵云劝刘备时说:“天下者,重也;冤仇者,轻也。乞陛下详之。”(卷17《范强张达刺张飞》)可是刘备偏偏不会做这种因公废私的事儿。
  刘备一生谨慎小心,但这一次却因为兄弟情义而显得鲁莽、冲动甚至愚蠢。正是所谓“天下为轻义为重”(朱国桢《涌幢小品》)。这一行为导致了“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的结局,造成了蜀汉处于危急的困境。
  毫无疑问,刘备的这一行为显然有损于帝王的形象。他把“义”摆在“天下”之上,为了兄弟情义放弃了政治家的责任,服从一种更为高尚的、不为通常的功名利禄所支配的人的责任。也许,这时他的那种“贩履织席为业”的身份浮上了意识的水面。正是与关、张二人“同死”的愿望,使刘备超越了政治家的身份而具有了平民气质。
  正如有的学者评论刘备时所说:“政治上的失败却给他带来了做人的成功”。在其他方面,我们可以不肯定刘备,不喜欢刘备,却不能不肯定刘备为了兄弟所做的牺牲,一种心甘情愿的牺牲。
  刘备舍弃一切为两个兄弟报仇,这种做法无疑得到了老百姓的好感。普通读者所喜闻乐道的,正是刘备身上的平民气质。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刘备能够和他身边的人一直保持普通的兄弟关系,建立深厚的兄弟情义,这使刘备很快与一般读者拉近了距离,也是数百年来老百姓一直喜欢刘备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政治家,刘备的这种行为可能是失败的。他一生都在忍,到这会儿居然忍不住了,可见出他的霸气不足;但是作为一个平民,作为一个兄弟,他是最可靠的,可以托付终生。这是两种不同的评价。
  可以说,君子风范与平民气质的统一,构成刘备形象艺术生命力的主要源泉。如果他只有君子的风范而没有平民的气质,老百姓并不会真正喜欢他。老百姓真正喜欢他,看好他,认为他能够成为一个好皇帝,就是因为他可以自己摆在比较低的位置上,跟大家平起平坐,是可亲可敬的朋友,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
  三、枭雄品格
  (一)勉从虎穴暂栖身
  以民心向背来衡量领袖人物,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传统。刘备形象所体现的这种“仁义”观念,寄托着小说家仁政爱民的理想。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小说中,曹操惺惺相惜,把刘备和自己并称为“英雄”,认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吾耳”,为之,人们常常称刘备是“当世之枭雄”。
  在字典上,“枭雄”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强横而有野心的人物,这有贬抑的意思,其二是指智勇杰出的人物,具有褒奖的意味。
  是不是智勇杰出的人都会有野心,都会强横?一个人,智勇双全,与众不同,从正面来看,是好的,他很优秀、杰出;但从反面来看,因为能干,他就不免会强横,而且富有野心。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三国志演义》小说中有很多人,包括曹操、刘表、刘璋手下的一些谋士,都称刘备是“枭雄”,不可小看,这使刘备在“仁义之主”之外还拥有了“枭雄”的口碑。
  作为“枭雄”,刘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位“君子”,却常常“心口不一”,想一套,说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比如,刘备从小就想当皇帝,但只有在“小孩儿家口没遮拦”的时候,他才脱口说出心里的想法,长大成人以后,他就努力要把这种念头深深地藏在心底,轻易不让人知。
  刘备虽然以“贩履织席为业”,却“好交游天下豪杰,素有大志”,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圆他的皇帝梦。直到28岁,他的生命才有了第一次巨大转机,这就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但这时他们打出的旗号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卷1《祭天地桃园结义》),还不是夺取天下。
  但是刘备一直是有野心的,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到处宣传自己是汉室宗亲,有皇家血统。他第一次见到关羽和张飞的时候,这么直率地推销自己,后来也一直这么做。
  刘备想要掩盖自己的野心,实际上并没有掩盖得很严密,不时地还流露出这种野心,所以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枭雄”,因为他是有志于天下的人物,而不是庸庸碌碌之辈。
  当时汉末动乱的时候,许多人都有志于天下,刘备也有志于天下。但是刘备有志于天下,有一种别人所不具备的长处,那就是他的高贵血统。刘备之所以能够被曹操看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这一特点。
  曹操可以瞧不上其他人,但却不得不对刘备刮目相看。像袁术、袁绍,虽然他们是三公九卿的后代,是贵族出身,但是没有皇家的血统,缺乏一个取代天下的正当理由。再如刘表、刘璋也有皇家的血统,但刘表庸庸碌碌,不具备刘备的政治韬略;刘璋性格柔弱,也不足挂齿。只有刘备,既有皇家的血统,天生就有取代天下的正当理由,又有野心,刻意把自己装扮成“仁义之主”,这既令曹操心中佩服,也令他惴惴不安。
  在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之前,小说写他寄人篱下,一败再败,常常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处于这种处境时,刘备首先展现的不是出人头地的野心,而是明哲保身、免遭谋害的本领。为了“保身”、“免祸”,他非常善于忍耐,表现出过人的机智。
  尤其是与曹操的交往,让人不得不佩服刘备的智慧。正如毛宗岗所说的:“操心中步步欲害玄德,而外面却步步保护玄德;乃玄德心中亦步步提防曹操,而外面亦处处逢迎曹操。两雄相遇,两智相对,使读书者惊心悦目。”(毛本《三国演义》第十九回评语)
  在投靠曹操时,为了提防曹操的谋害,刘备“就下处后园种菜,自己浇灌”。一位出身高贵、胸怀大志的汉室宗亲,居然不耻于亲自种菜,这需要多大的能耐!
  关羽想不通刘备为什么会这么做,认为这不是英雄的行为,批评他:“兄不留心于弓马以取天下,而学小人之事?”刘备回答:“非汝所知也。”
  是啊,刘备“勉从虎穴暂栖身”的“韬晦之计”,确实是鲠直的关羽百思不得其解的。但这点雕虫小技却骗不了曹操,曹操笑着对他说:“玄德,学圃不易。”其实不是说学种菜不容易,而是说你要蒙骗我曹操不容易。
  但是,刘备把这件不容易的事情做成了。曹操一生从未让异己者逃脱掌心,有的受到奴役,有的遭到囚禁,有的甚至被虐杀。只有刘备一个人,得以逃脱曹操的虎口,免于灾难,最终蛟龙入海,形成鼎足三分之势,可见刘备的机智的确高人一筹。
  “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非常令人耐读,在闲情逸致中隐含着刀光剑影,在对饮倾谈中充满着机智斗赛,在悠闲文情中包孕着险诈机心。曹操畅论何为英雄后,用手先指着刘备,后指自己,说道:“方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刘备听说后,大为震惊,吓得勺子、筷子都掉到了地下。小说一开始介绍刘备时,就称他“喜怒不形于色”,但这一次,他真是“惊恐失态”了。
  当然,被人道破深藏不露的心机,尤其是被曹操这位目光犀利的人看穿心事,吓得勺子、筷子都掉到地下,这是常人都会有的举动。但是,刘备立刻以闻雷来掩饰自己,并自称:“自幼惧雷声,恨无地而可避。”他故意恶心自己,巧妙地逃过一劫,这就表现出他随机应变的过人机智。
  刘备不仅从曹操那里安全地逃脱,而且在袁绍那儿也能虎穴脱身。在袁绍那儿危险更大。关羽是刘备的结拜兄弟,但关羽刺颜良,斩文丑,结拜兄弟杀了袁绍手下的大将,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些都被刘备耍滑头,蒙骗了过去。所以刘备很善于伪装自己,很善于蒙骗他人,这就是他的“极枭雄处”(卷6《云长延津诛文丑》)。
  他在袁绍面前说的几句说辞,相当能言巧辩:“今曹操素惧刘备,备虽一时溃散,必有复仇之日。今知刘备在明公处,恐其协力攻曹,故特使关某诛杀二将。公知必怒,不肯助兵。此乃借明公之手而杀刘备,断绝仇人,以除后患。愿明公思之。”袁绍一想,刘备说得很对,我怎么能中曹操“借刀杀人”之计呢?
  接着,刘备自告奋勇,写信给关羽,让他前来辅助袁绍,“共诛曹操”。袁绍一听高兴了,说:“吾若得云长,似颜良、文丑复生也。”(卷6《刘玄德古城聚义》)袁绍是个傻瓜,没有韬略,他没想到招来关羽的前提是必须先把刘备留住才行。他不但没有把刘备软禁起来做人质,让关羽投靠过来,反而派刘备前往荆州,结连刘表,结果刘备趁机逃走。
  可见,刘备是看准了袁绍的性格的。他这一招能骗过袁绍,但一定骗不过曹操。袁绍是不可一世的贵族,刚愎自用,从不多疑,而曹操是多疑的。刘备恰到好处地抓住了袁绍的性格弱点,使自己得以逃脱。这是刘备“枭雄”品格的一种表现。
  (二)权术高手
  作为一代“枭雄”,或者曹操所称的“英雄”,在政治行为上,刘备常常表现出一种伪善的品格,即善玩权术。善于玩弄权术,是历代统治者的共同特性。
  比如刘备与吕布之间的关系。刘备为了自己的生存,对吕布出尔反尔,不讲信义,其反复无常,堪与吕布相比。
  在徐州的时候,刘备与吕布称兄道弟,多次“仁义”地阻止关羽和张飞杀吕布。甚至吕布称他为“贤弟”,他也笑嘻嘻地答应,并留吕布在小沛暂住。
  这时曹操采纳荀彧的“二虎竞餐”之计,假诏授刘备为徐州太守,并送密书,要刘备谋杀吕布。刘备认为:“他人志极事穷而来投我,我若杀之,大不义也。”(卷3《吕布夜月夺徐州》)所以阻止张飞杀吕布,还将密书交给吕布。没想到吕布真是“不义之人”,乘刘备发兵讨伐袁术之际,攻取了徐州,还掳走了刘备的妻子。
  不久吕布把妻子还给刘备,让他屯兵小沛。关、张心中不忿,刘备又表现出过人的忍耐,对关、张说:“屈身守分,以待天时,不可与命争也。”(卷3《孙策大战太史慈》)
  刘备很善于忍让,当袁术兴兵攻打小沛时,吕布出兵救他,对他说:“吾今特来解你之危,你异日得志,不可相忘。”(卷4《吕奉先辕门射戟》)于是用辕门射戟的方法,和平地解除了两家的争斗。
  后来吕布与袁术定为儿女亲家,再攻小沛,刘备弃城而逃,投奔曹操,受封为豫州太守。曹操下书与刘备合谋杀吕布,刘备回复曹操说:“望相公大兴王师到来,备用为前驱。吕布乃狼虎之徒,轻则猖獗矣!备严兵整甲,专待钧命。”没想到吕布兵发小沛,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最终曹操生擒吕布,在白门楼,吕布对刘备说:“公为座上客,布为阶下虏,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刘备听了以后,点点头。
  曹操叫人把吕布押过来,吕布说:“明公所患,不过于布。布今以服,天下不足忧矣。明公为步将,令步为骑将,则天下不足虑矣。”
  曹操听了这话,有点心动,回过头来问刘备:“吕布欲如何?”
  刘备回答说:“明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乎?”丁建阳和董卓都是吕布的义父,都被吕布杀了。刘备的潜台词是:你要是收留了吕布,将来吕布不也会害你吗?
  曹操点头称许。吕布盯着刘备骂道:“是儿最无信者!”骂归骂,曹操到底还是命人杀了吕布。(卷4《白门曹操斩吕布》)
  刘备为什么劝曹操杀吕布呢?从表面来看,这里表现的是一种政治家的眼光,从大局来考虑,吕布非杀不可,不然会贻虎为患。但如果仔细研读上下文,不难发现,其中还隐含着私人恩怨。
  小说写道,吕布有两次攻打刘备,两次都俘虏了刘备的妻子,第一次还给了刘备,与刘备和好如初,第二次吕布让糜竺将刘备家小送往徐州安置。在杀吕布的时候,刘备的妻子还在吕布手里,他怎不恨吕布?所以说刘备心里有私仇,但在表面上却表现得冠冕堂皇。
  刘备 “让三城”的政治事件,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高超的政治权术。能把政治权术玩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非刘备莫属。
  首先是“三让徐州”,这在历史上并无其事。从正史来看,陶谦病重,把糜竺和陈登找来,说我已经不行了,曹操对徐州虎视眈眈,将来只有刘备可以依靠,说完就死了,并没有“三让”之类的举动。陶谦死了以后,陈登、糜竺找到刘备,希望他出来主持大事。刘备起初不答应,老百姓苦苦哀求,刘备才答应下来。
  所以说,“三让徐州”,这是小说作者为了写刘备的得人心而添加的。尽管刘备兵寡将乏,没有地盘,但有人看中他的人品,看中他的出身,非得把整个徐州让给他不可。
  曹操对徐州一直虎视眈眈,因为徐州是中原地区的战略要地,所以出兵围攻徐州。孔融出兵要救徐州,但自己的兵力太小,就请刘备前来解围。
  到了徐州,陶谦一见刘备,“仪表非俗,语言如钟”,二话不说,就急命糜竺取徐州牌印来,硬要让给刘备。
  所以刘备在名声宣传上颇为成功,有相当轰动的广告效应,他让大家都知道了自己是位“仁义之主”,是个好人。陶谦着急要把徐州牌印交给刘备,刘备却说:“今特为大义,暂来相助,何出此言。”坚决不肯接受。——这是“一让”。(卷3《吕温侯濮阳大战》)
  于是刘备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请曹操退兵。正好袁绍起兵讨伐曹操,曹操就卖给刘备一个面子,退了兵。陶谦更有理由把徐州交给刘备了,他宴请刘备,要刘备接受徐州太守的位置。
  刘备推辞说:“孔文举令备来救援徐州,以义之故。今却据守,人不知者以为大不义也。”谁劝也不听。孔融说:“今日之事,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刘备还是坚执不肯。
  这时陶谦抱着刘备痛哭道:“君若舍我而去,吾死不瞑目!”关、张合劝刘备接受徐州牌印,刘备居然“掣剑自刎”,幸亏赵云夺了佩剑。陶谦没办法,就留刘备驻扎在小沛,帮助他保守徐州,刘备答应了。——这是“二让”。(卷3《吕温侯濮阳大战》)
  最后是“三让”。陶谦病倒在床上,弥留之际,恳请刘备受取牌印:“我的儿子靠不住,百姓信赖你这样的仁义之主。你接管徐州,我死则瞑目矣。”刘备仍然不答应,“陶谦以手指心而死”。
  于是众官拥戴刘备领徐州事,刘备还装模作样地一辞再辞。这时“徐州百姓哭拜于地”,说:“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死于贼人奸党之手矣!”这时刘备才领了徐州牧。(卷3《陶恭祖三让徐州》)
  毛宗岗评价说:“刘备之辞徐州,为真辞耶,为假辞耶?若以为真辞,则刘璋之益州且夺之,而陶谦之徐州反让之,何也?或曰:辞之愈力,而受之愈稳。大英雄人,往往有此算计,人自不知耳。”(毛本《三国演义》第十一回评语)也就是说,刘备虽然想要徐州,却故意做出不想要的样子,这样最终才能坐稳徐州太守的位置。这是一种看法。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徐州虽然是个战略要地,但是地处平原,攻不可救,退不可守,又挨着曹操的老巢许昌,做了徐州太守后,等于倚在曹操的卧榻之下,所以刘备不想以它作为根据地。这个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其次是“权摄荆州”。
  如果说“三让徐州”是陶谦真心实意,难以固辞,那么,“权摄荆州”,性质就大不相同了。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刘备的权术和心机。因为对刘备来说,徐州是可有可无的,而荆州则势在必得,否则就无法实现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政治蓝图。对此,刘备心里非常着急,却一直不形于色,这可真了不起。
  刘备从汝南败走荆州,往投刘表。刘表手下的人认为刘备“心术不正”,不能接纳。但刘表觉得刘备是同宗兄弟,不可不留,把他留在了荆州(卷7《刘玄德败走荆州》)。
  后来刘表派刘备驻扎新野。一次在宴席上,刘备不由自主地吐出真言。刘备面对曹操、袁绍这样的英雄的时候,他是“勉从虎穴暂栖身”,很小心谨慎。但是面对像刘表这样的庸庸碌碌的人物,他心理的防线就松懈了,警惕性不高了。他乘着酒兴说:“备若有基本,何虑天下碌碌之辈耳!”
  刘表听了,“忽然变色”,心想:我有这个荆州,怎么就变成碌碌之人了?刘备突然明白说错话了,害怕刘表要杀他,马上逃回新野。(卷7《刘玄德襄阳赴会》)
  黄祖失守江夏,刘备偕同诸葛亮去荆州见刘表。刘表一边要刘备来帮忙理事,一边对他许愿:“吾死之后,弟便为荆州之主也。”刘表并不是真地要把荆州托付给刘备,他是在考验刘备到底有没有这种野心。
  这时候刘备还不敢暴露自己的野心,所以极力推辞。诸葛亮私下问他:“刘景升付荆州与主公,何以却之?”刘备说:“备感景升之恩,未尝忘报,安忍乘其危而夺之?”孔明感叹道:“真仁慈之主也!”(卷8《孔明遗计救刘琦》)
  当曹操大兵南下时,诸葛亮献计,让刘备乘刘表病在危笃,“借此郡以图安身,兵精粮足,可以抗拒曹操也”。刘备却说:“公之言甚善,奈何备感景升之恩,安忍图之!”诸葛亮坚持道:“今若不取,后悔何及!”刘备坚决地说:“吾宁死不忍作无义之人。”蝼蚁尚且惜命,人岂如此容易要死要活?刘备不过是夸张其辞罢了。(卷8《献荆州粲说刘琮》)
  不久刘表病重“托孤”,说:“吾死之后,贤弟可摄荆州。”刘备拜倒在床下说:“备当尽竭忠诚,扶助贤侄,安敢以摄荆州之重任乎?”仍然力辞不受。他后来对诸葛亮说:“景升待我甚厚,今若举此事,人言我忘其大恩,故不忍也。”(卷8《献荆州粲说刘琮》)表面看来刘备好像真的是“大仁大义”,其实他最担心的是“人言”——别人说三道四,会毁了他多年苦心经营的“仁义之主”的名誉。
  刘备对荆州一直是看好的。荆州的地势和徐州大不一样,它有险可守,作为战略要地,比徐州更为重要。因为刘备下一步就是要取西川,荆州当然是必经之路,是一个很好的前沿阵地。所以,刘备对荆州可说是朝思暮想,必欲得之而后快。
  所以在赤壁之战之后,刘备立刻提出要得荆州,“权且容身”。诸葛亮嘲笑他说:“当初亮劝主公取荆州,主公不听,今日却想耶?”他只能搭讪着:“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卷11《周瑜南郡战曹仁》)
  可见刘备并不是不想要荆州,而是很想要荆州,因为他“孤穷一身,四海无置足之地”,新野那小地方,怎么容得下他?但是因为刘表曾经收容他,刘备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不忍忘恩”,以便树立自己的“仁德”的形象。能够将自己的欲望藏在心底,该忍的时候一定要忍,即使是很想要的地方,时机不到也不能轻易出手,这正是刘备的“枭雄”品格。
  第三是“自领益州”。
  益州原归汉宗室刘璋防守,而刘璋平生懦弱。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就提出占领益州、三分天下的谋略。正是有了这个对策,刘备才看好诸葛亮,劝他非出山不可。所以对刘备来说,益州很重要,一定要据为己有,只是时机未到。
  “张松献图”给刘备提供了收取益州的绝佳机会。张松本想把西川地理图献给曹操,但张松长得太丑,曹操看不上他。曹操从来不以貌取人,这次却失之交臂了。
  张松到了荆州,想要游说刘备取益州。诸葛亮很聪明,知道张松有所为而来,所以要刘备做足姿态。于是刘备好酒好饭地招待张松,却一句不提益州之事。
  最后送别时,刘备拉着张松的手,依依不舍,泪流满面,送了一程又一程,感动得张松实在憋不住了,力劝刘备取益州,还取出自己画的西川地理图,献给刘备。刘备假惺惺地回答:“备虽艰窘,奈刘季玉与备同宗,若相攻之,恐天下人唾骂。”张松劝他:“今若乘时不取,为他人取之,悔之晚矣!”(卷12《张永年反难杨修》)
  回益州后,张松给刘璋献计,劝他结好刘备,以为外援。刘璋很相信刘备,便接纳了这个建议。当时满朝文武都反对,说刘备是个“枭雄”,不能轻易用他,但是刘璋还是看好刘备,非常相信地说:“玄德是我宗兄,他安肯有夺我基业之心?”(卷12《庞德献策取西川》)
  然而,“知人知面不知心”,刘备可不像刘璋所想的那么“仁慈”。当法正见刘备时,他说:“备一身寄客,未尝不伤感而叹息。常思‘鹪鹩尚存一枝,狡兔犹藏三穴’,况吾人乎?且蜀中乃丰余之地,非不欲之,奈刘季玉同一宗室。”心里虽然很想要取益州,表观上却抹不开面子。
  法正力劝刘备采取果断的行动,“此机会不可错失”,刘备却“尚自沉吟”,不愿“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史官做诗称赞道:“不因小利忘仁义,便是当年尧舜心。” (卷12《庞德献策取西川》)
  没想到这位“尧舜”装不了多久就露馅了。庞统随刘备到西蜀,诸葛亮留守荆州。庞统劝刘备说:“今日不取,终被他人取耳。历代以来,多以权变得天下,用仁义以守之。主公熟思焉。”庞统说出了历来政治野心家的心声:要取天下必须用“霸道”,得天下以后再行“仁道”。刘备听了恍然大悟:“金石之言,当铭肺腑。”(卷12《庞统献策取西川》)
  于是刘备遂起兵西行,明为襄助刘璋,暗中相机行事。庞统劝刘备设宴,席间杀了刘璋。刘备说:“季玉是吾同宗骨肉,诚心待我。更兼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矣。公之谋,虽霸者不为也。如此,则不义矣。”庞统、法正再三劝说,刘备丝毫不听。
  次日与刘璋大会于涪城,筵席间,刘备再三声明:“吾弟兄同宗骨血,共议大事,岂有二心?”并深责庞统:“吾以仁义躬行天下,安忍为此?汝无复言。”(卷12《赵云截江夺幼主》)
  庞统作为军师和诸葛亮最大的不同是,他明确地实施“霸道”,实施诈术,而诸葛亮在行“霸道”的同时很注意兼施“仁道”。比如说“七擒孟获”,诸葛亮在行诈术的同时,很注意耍手腕,让孟获输得口服心服。但是庞统不同,他总是赤裸裸地施行“霸道”。
  在这点上,刘备的确比庞统高明,体现出“枭雄”的品质。他非常明白,要得益州,首先要得民心。如果不顾一切地用诈术取得益州,一则守不住,二则原来的一世英名都栽到这上头了。原来大家都觉得刘备是“仁义之主”,现在他以这种诈术来取代刘璋,怎么面对天下百姓,尤其是益州的百姓呢?所以他绝对不能这么做。
  当然,刘璋对刘备也不放心,不敢留他在涪城,而是派遣他去防守葭萌关。在葭萌关,刘备采用了“广布仁义于天下”的施政策略来讨好百姓,让老百姓看到他怎样真正爱民如子,造成一种社会舆论,从而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这时张鲁大兵南下,刘璋派刘备前往抵御。他的手下人说:刘备已经慢慢做大了,千万不能再给他兵力,不能再给他粮草。刘璋听从挑唆,真的不接济刘备军马钱粮。这事激怒了刘备,他立刻翻脸不认人,说:“吾为汝破敌,费力劳心。汝今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大夫死战乎?”碰巧刘璋得知张松叛变西川,私交刘备,也明白了:“刘备欲夺吾之基业”,于是两人反目成仇。
  刘备杀了杨怀、高沛,夺下涪水关。涪水关相当于益州的门户,夺下涪水关,说明刘备距离做益州太守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令刘备非常兴奋,饮酒庆贺,得意忘形地说:“今日之会,可为乐乎?”
  庞统性格比较直爽,想啥说啥,不会讨好刘备,所以酸溜溜地讽刺说:“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你不是一直讲仁义吗?现在讨伐别人,侵犯别人的领地,你还觉得很快乐,很高兴,算什么“仁者之兵”呢?
  刘备因为多喝了两杯酒,忍不住破口大骂庞统:“吾闻昔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此亦非仁者之兵欤?”武王是纣王的臣子,所以武王伐纣也是“伐人之国”,他前歌后舞,高高兴兴地讨伐纣王,难道也不算“仁者之兵”吗?
  可见刘备这时已顾不得什么装饰了,打着“仁者”的幌子,想干的是夺取益州的勾当。但酒醒后,他立刻明白自己说错话了,马上向庞统道歉:“昨因酒醉,有触于公,幸勿挂怀。”(卷13《玄德斩杨怀高沛》)
  都说酒后吐真言,刘备对益州处心积虑,早有所谋,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次机会终于等到了,所以他毫不留情,兵临城下,逼着刘璋投降。
  面对刘备大军,刘璋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降,要么战。战的结果,就是百姓受害;而降呢,不过是自己受苦。刘璋想到:“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之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刘璋才是真讲仁义的,他宁可失去自己的权势,也不愿意看到百姓受到伤害。这既表现了他孱弱的性格,也表现了他的“恻隐之心”。真讲仁义的人,不在宣传,而在行动。
  刘备明明是在逼着刘璋交出权势,“自领益州牧”,这时却继续做秀。在刘璋受降时,他握着刘璋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卷13《刘玄德平定益州》)。
  在“势”和“仁义”的选择上,刘备没有选择“仁义”而选择了“势”。作为一个枭雄,刘备在他的道德品质赢得了一定的口碑,已经足以装饰他“仁义之主”的形象以后,就可以更重视他的现实利益。一旦丧失这个现实利益,就等于丧失称霸天下的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该称霸时却讲“仁义”就不合时宜了。
  所以“仁义”只是个幌子,“势”即形势才是真的,“仁义”敌不过形势。形势所逼,就是时机所逼。逼到什么程度?逼到非夺权势不可,这时就不可手软了。所以为了权势可以牺牲仁义。刘备“自领益州”完全是一场军事政变,不管怎么说用“仁义”都无法解释。所以宋代文人苏轼评价这一行为“失天下义士之望”(《诸葛亮论》)。
  “三让徐州”、“权摄荆州”、“自领益州”,这三次政治行动反复渲染了刘备的政治野心与伪善品格。古人说:“欲速则不达”,“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刘备是很懂得这套政治权术的。
  (三)封王称帝
  小说后来描写刘备的封王和称帝,那就更为滑稽,近于演戏了。
  卷15《刘备进位汉中王》,诸葛亮劝刘备“暂为汉中王”,说是“机不可失”,不可使部下失望。张飞也说:“若不如此,半世英雄成一梦矣!”小说写道:“玄德再三推辞不过,又恐军心有变,只得依允。”
  卷16《汉中王成都称帝》更是一场闹剧。诸葛亮等人劝刘备称帝,刘备坚决拒绝,一再说:“卿等欲陷孤为不忠不孝之人耶?”“孤愿其死,不为不忠不孝之人。卿等勿令孤作万载之骂名!”看来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但是,当诸葛亮装病卧床,力劝刘备登基的时候,刘备的口气突然缓和了,一开始推托说“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议论也”;但马上就说“待军师病可,行之未迟”。当十六位大臣闻言拜伏于地时,刘备还假惺惺地说:“陷孤于万代骂名,皆卿等也!”
  直到登基大典时,刘备“受了玉玺,捧于坛上”,还要“四面让之”,说:“备无才德,请于有才德者受之。”真是把戏演足了。
  在历史上,刘备称帝是迫不及待的,费诗因提出反对刘备称帝,还被刘备贬了官(《三国志•蜀书•费诗传》)。
  小说中刘备的这些做法,与《水浒传》中的宋江极为相似。在《水浒传》中,宋江早就看好梁山泊第一把交椅,却一再退让,不管是谁,只要是被他逮着的有头有脸的将官,他都要将他们“扶上交椅,倒头便拜”,假模假样地要让出第一把交椅。这种把戏一演再演,正如李逵所说的:“让弟兄们都寒心了”。
  (四)百姓偏不以为假
  《三国志演义》小说这么描写,是想把刘备“仁义之主”的形象塑造得更高大一点,更鲜明一点,更可爱一点,没想到却起了反作用。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欲彰显刘备“宽仁厚道”的品质,没想到像在作伪似的。
  刘备是“似伪”而不是“真伪”,这是一个区别,也就是说刘备不是真的在作伪,他的所作所为是发自内心的,做起来却像是假的。读者在读小说的时候,明明知道刘备有作伪之嫌,却又感觉不出他作伪;或者说明明知道他在做假,却认为他不是假的,而是真的。
  毛宗岗在评论刘备“携民渡江”的举动时说:“或曰玄德之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刘备携民渡江的时候说:“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说着便要跳江自杀。有人说这种做法和曹操收买民心的做法是一样,都是假的。
  毛宗岗接着说:“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虽同一假字,玄德胜曹操多矣。”(毛本《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评语)毛宗岗认为,曹操做假,百姓知道它是假的;而刘备做假,百姓明明知道,却都把它当作是真的。
  相比较而言,刘备的做假水平的确比曹操高明多多。曹操做假的时候,尽管大家知道是假的,但都不得不接受。刘备不一样,当他做假的时候,大家明明知道是假的,还愿意接受他,甚至认为他绝对不假。这大概就是“心口如一之小人”和“心口不一的君子”之间的区别。在这点上,作为“枭雄”,曹操显然比不上刘备高明。权术高超的枭雄,是真正善于做假的人。居心叵测的政治家、野心家能够在做假的时候,能够让你明明知道他在做假,却偏不以为假,反以为真。
  更有意思的是,刘备做假,不仅别人可以不以为假,甚至连他自己都可以不以为假。他做假已经做到成为一种习惯,成为真实感情的流露。所以他的做假是权术与真心的天衣无缝的结合。
  刘备多次声称:“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愿其死,不为不忠不孝之人”,这既是为自己做广告,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心理暗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最后连刘备自己都信以为真,以为自己果然是大仁大义、大忠大孝之人,于是连做假都成了真心的流露。
  做假能做到不仅别人信以为真,连自己也信以为真,这可以说是做假的最高境界。
  但是,老百姓的眼光毕竟是雪亮的,当时人也许“偏不以为假”,后世人却能看透刘备的伪善。隔了一段时间,有了时空间隔以后,“距离产生美”,这时候百姓就不再“偏不以为假”了。
  后世的百姓没有跟刘备直接接触,没有直接受到他言行的感染,所以心明眼亮,可以辨析出刘备行为的真假。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歇后语:“刘备摔阿斗——刁买人心”,这是老百姓阅读《三国志演义》以后的一种深刻的感受,融入了老百姓的政治智慧。
  在长阪坡,赵子龙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中救出了刘备的宝贝儿子阿斗,刘备居然接过孩子,“掷之于地”,骂道:“为汝这孺子,几乎损吾一员大将!”
  刘备摔阿斗,是摔给众人看的,效果果然极好,感动得赵子龙“泣拜谢之”,说:“云虽肝胆涂地,不能报也!”(卷9《长阪坡赵云救主》、《张益德据水断桥》)
  这一摔,要是摔太轻了,容易让人看出是做假;要是摔重点儿,阿斗不死则伤。而刘备却摔得不轻不重,拿捏得恰到好处,可见他用心良苦。他就是要借摔阿斗的这一举动,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大仁大义”,以便“远得士心,近得民望”。
  刘备在做假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做到恰到好处?从摔阿斗这件事可以看出,他有一个技巧,就是在做假的时候,在玩弄权术的时候,他把这一套变成自己真情的流露、真情的交流,不但自己动真情,还要感动百姓的真情,两情互相感动、互相激荡,这时候都不把做假当作是假的,百姓就能自然地接受了。
  玩弄权术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共同的品质,曹操是这样,孙权是这样,诸葛亮、周瑜又何尝不是这样?所以刘备擅长玩弄权术,笼络人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刘备擅长于借助人的情感因素来玩权术,可以看出他玩权术已经玩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再举一个例子。刘备和关羽在盱眙,张飞在徐州把守,谁知张飞喝醉了酒,打了曹豹。曹貌是吕布的老丈人,他一怒之下献了城,吕布攻了进去,得了徐州。刘备的妻子被俘虏了。
  张飞一人逃出来,找到了刘备和关羽,说明了情况。众人大惊失色。刘备叹一口气说:“得,何足喜;失,何足忧。”但是关羽却不依不饶,问嫂嫂哪里去了?张飞只好承认,嫂嫂被俘虏了。
  刘备听了,默默无言。关羽大怒:“你当初要守城时,说甚来?兄长吩咐你甚来?今日城池又失了,嫂嫂又陷了,你死犹恨迟,尚自有何面目来见兄长!”张飞听了,也觉得对不起大哥,拔出宝剑,就要自杀。
  刘备拦腰抱住张飞,说:“古人有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而尚有更换;使手足若废,安能再续乎?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日生,誓愿同日死。今日虽无了城池老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吕布掳吾妻小,必不害之,容作方略救援。”
  说着,刘备“大哭”,关、张也“俱感泣”。毛宗岗评道:“是至情,亦是妙用。”(毛本《三国演义》第十四回评语)“妙用”一语,点出了刘备“深心人”的性格特质。
  所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这是没有道理的道理,反映了古人不尊重女性的观念,无疑是宗法血缘制度的产物。刘备并不是不心疼他的妻子,但此时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兄弟感情。在妻子和兄弟的两者必去其一的权衡中,他选取了兄弟,选取了近在眼前的兄弟,这不正好符合儒家“克己复礼”的大道理吗?
  四、柔弱性格
  (一)从来善哭
  我们还要看到,在《三国志演义》中,刘备既“宽仁厚道”又“心口不一”,这种二重性格的产生,并不是一种无意识、下意识或者非意识的心理,而是一种有意识的、由意志控制的行为,即明显地抑制性格的一个方面,而着力表现、发展性格的另一个方面。
  在前文曾引用过一段刘备入川时对庞统说的话:“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卷12《庞统献策取西川》)
  在刘备的性格中,并不是没有急、暴、谲的因素,但是为了成大事,他总是以坚强的、积极的意志去抑制急、暴、谲的一面,而突显自身宽、仁、忠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有时刘备的性格会因为两方面的不相平衡而显得伪善。
  其实,被人们称为“仁慈长者”的刘备,性格中的确也有残忍的一面。比如,糜芳、傅士仁前来投降,刘备命人将他们剥去衣服,跪在关羽灵前,“亲自用刀剐之,以祭关公” (卷17《刘先主猇亭大战》)。这种赤裸裸的血腥性,是历史上的刘备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小说中虽然大大冲淡了,但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要不然,人们也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刘备是“枭雄”了。
  刘备给读者的一般印象,是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喜怒不形于色”的。但与司马懿不同,他还是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内心的情感,尽管有时让人真假难辨。
  刘备真情的流露,表现最多的是他的善哭,他动辄伤感忧闷,痛哭流涕。刘备的好哭与曹操的好笑形成一个绝妙的对比。
  有人做过统计,《三国志演义》中写到曹操、诸葛亮的哭各为13次。这个统计数字很有意思,曹操跟诸葛亮哭的次数居然差不多。我们说过,曹操的哭有假哭,诸葛亮也有假哭。比如他去哭周瑜就是假哭,当然在他的内心里也可能是真哭,因为周瑜是他强有力的对手,好不容易碰到这么个对手,这么早就死了,以后将是多么孤独啊!
  而小说写到刘备的哭是多少次呢?有人做了统计,是33次,比曹操和诸葛亮的总数还多,可见刘备的泪腺的确比较发达。所以毛宗岗说:“先主从来善哭”(毛本《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夹批),又说:“先主基业,半以哭而得成”(第一百十九回评语)。民间谚语也说:“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
  小说写刘备的哭,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是假的,有时候假里有真,有时候真里有假。
  比如,因为缺个好军师,刘备一直在打败仗。有了徐庶以后,他打了许多胜仗,他很高兴。可这时,徐庶不得不离开,因为曹操把他母亲接走了。如果刘备不让徐庶走,就意味着他们母子分离,这是不仁不义的事情,宁死他也不会做的。所以他送徐庶走,一路上一哭再哭,依依不舍,这是真情,因为这等于是断了他自己的胳膊,眼前再也没有这么好的人才了。所以,他看到徐庶匆匆而去,又“放声大哭”,“凝泪而望”。
  刘备这么一路哭过来,哭得徐庶“心绪如麻”,但毕竟打动了徐庶的真情。所以徐庶走了以后,又骑着马回来,向刘备极力推荐“卧龙”诸葛亮,说他“乃天下第一人耳”,“若此人肯相辅佐,何虑天下不定乎?”(卷8《徐庶走荐诸葛亮》)
  徐庶告辞之前,有没有想到推荐诸葛亮,咱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可以看出,他是被刘备的哭打动后隆重推荐诸葛亮的,而且他还特地跑到卧龙岗,先把这件事跟诸葛亮挑明了。
  刘备这一哭,哭出了个诸葛亮,产生了极好的效应。你说他的哭是真情的流露,还是虚假的做作呢?实在说不清楚。
  又如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请了半天,诸葛亮愣是不出山。这时刘备握住诸葛亮手哭着说:“先生不肯匡扶生灵,汉天下休矣!”说完,“泪沾衣衿袍袖,掩面而哭”(卷8《定三分亮出茅庐》)。
  他不说自己需要诸葛亮辅助,而说是汉朝天下、黎民百姓需要诸葛亮“匡扶”,这一下果然感动了诸葛亮。毛宗岗说:“请诸葛亮则哭而请之,不哭则亮安得有出山之心”(毛本《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九回评语)。可见这也是一次很有效用的哭,哭得诸葛亮心动,哭得诸葛亮为之出山,其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难以分辨。
  所以刘备的哭,有时候是真情的流露,有时候是虚假里露真情,有时候是真情里掺虚假,具有多种变数。若进一步来看,刘备善哭,是其“仁君”心性的流露,是其“义士”性情的表现,是其“英雄”之志的表露,更是其“枭雄”之术的展示。总之,刘备的哭有相当丰厚的性格内涵。
  (二)贪恋女色
  好哭的人和爱笑的人,在性格的基本素质上是不一样的。爱笑的人往往比较坚强,尤其面对失败都敢于笑的人,这是性格比较强悍的人。而好哭的人性格比较柔弱,尤其是有事儿没事儿都要哭的人,更是性格比较懦弱的人。
  《三国志演义》小说写刘备的好哭,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他性格中女性化的特点。我在这里不是贬低女性,只是指出相比较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流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到了“伤心处”,男儿也哭,只是未到“伤心处”,还可以忍住不哭。一个小女子如果动不动就哭,大家觉得这很正常,而一个大男人如果禁不住就哭,大家会觉得他不像男子汉。所以说好哭是女性化的性格特征。刘备性格中多多少少包含着一点女性般的柔弱,这与曹操有时表现出的男性柔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女性柔弱的极端表现,就是贪恋女色。在小说中,刘备的身边几乎不能没有女人相伴。刘备的这一性格特点,与司马懿、孙权很不相同,却和曹操有点类似。只不过曹操的贪恋女色属于主动进攻型,我想要就得要,你不答应我也要;而刘备的贪恋女色恰恰相反,是被动接受型的,他希望别人主动送上门来,我不接受,你硬要逼我接受,我也没办法。虽然刘备心里需要女人,却从不公开表现出来,更不公开采取行动,一句话,还是“心口不一”。
  小说中写刘备先后有四个妻子:甘夫人、糜夫人、孙夫人、吴夫人。当然这四个妻子不是同时娶的,与皇帝的三宫六院是两回事。
  甘夫人是刘备居住在小沛的时候娶的,后来随刘备到了荆州,在荆州生了一个儿子,就是阿斗——刘禅。当曹兵追到长坂坡时,刘备万般无奈,抛弃了甘夫人和阿斗。亏得赵云救了阿斗,甘夫人可能死于军中。
  卷11《周瑜定计取荆州》写道:“刘备自没了甘夫人,昼夜烦恼。”“烦恼”什么,谁也不知道,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其实刘备在失去甘夫人之前,就耐不住寂寞了。吕布袭取下邳后,甘夫人被俘虏,糜竺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刘备,刘备高高兴兴地娶她为妻,她就是糜夫人。
  相比较而言,甘夫人的地位只是妾,糜夫人才是正妻,这是《三国志》里写的。在历史上,长坂坡陷于乱军中的只有甘夫人,没有糜夫人,小说写到糜夫人,写她抱着孩子交给赵云以后,跳井自杀,死得轰轰烈烈,可歌可泣,这是小说的创造。所以京剧《长坂坡》里的女主角是糜夫人,而不是甘夫人。其实在历史上,糜夫人在长坂坡事件之前就死了,阿斗跟糜夫人也没有血缘关系。
  甘、糜两位夫人都死了的时候,刘备快五十岁了,后来他先后娶孙夫人和吴夫人,同样都不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而是别人献的策。
  第一次是周瑜设下“美人计”,想把刘备诓过江来,让他老死东吴,用他来换取荆州。这个计谋中的“美人”就是刘备的第三位夫人——孙夫人。可能因为她只是孙权的同父异母妹妹,才会成为孙权政治棋盘上的一粒无足轻重的棋子儿。
  结果这个计谋被诸葛亮识破,刘备设法取得乔国老和吴国太的同情和帮助,弄假成真,和孙夫人正式结婚。婚后,二人又双双逃回荆州。这个故事流传广泛,京剧《龙凤呈祥》就是以此为题材。
  在娶孙夫人时,孙夫人在新房里插满刀枪剑戟,“付婢皆佩剑悬刀立于两旁”。刘备吓得“失色”,但他还是以“甜言蜜语”哄得孙夫人心里欢喜。
  后来,刘备贪恋“温柔乡”,“被声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卷11《锦囊计赵云救主》)。好歹混到50多岁了,娶了一个好老婆,生活也过得挺好,再回去受苦受难干什么?这时候刘备没有了英雄斗志,没有了远大理想。戎马生涯20多年,最后放弃了自己的政治追求。毛本《三国演义》中有两句诗很有意思:“谁知一女轻天下,欲易刘郎鼎峙心”(第五十五回)。没想到孙夫人这么厉害,能把刘备三分天下的雄心大志都改变了。
  连老实的赵子龙都知道刘备“贪恋美色”(卷11《锦囊计赵云救主》),幸亏诸葛亮看透了他的这个毛病,谋算在胸,才使得孙权“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个故事表现出刘备贪恋女色已到了“乐不思蜀”的地步,他的这种性格还遗传到儿子阿斗身上。
  刘备这种“贪恋美色”的性格,使我们想起春秋时的晋国太子重耳。据《左传》记载,重耳出亡,本来是要发愤图强的。没想到他逃难到齐国以后,跟齐姜结婚,一味迷恋女色,不思归国报仇,只愿老死他乡。后来他的舅舅与齐姜设谋,先把重耳灌醉了,把他装到车上运走。运到郊外,重耳醒来一看,我怎么跑到郊外来了?我的夫人在哪里?他拿起戈矛,绕着车好几圈,追着要杀他的舅舅。幸亏手下人制止了他,他才幡然大悟。
  相比较地,刘备毕竟年长几岁,比重耳明白事理,还不至于要杀赵子龙。更何况孙夫人还能陪着他一起回蜀,这不两全其美吗?
  后来,孙权假称吴国太病重,把孙夫人骗回江东去,把她扣下了,刘备又成了孤家寡人。于是在小说中,刘备娶了第四个夫人,这就是吴夫人(卷16《汉中王痛哭关公》)。吴夫人是原来蜀国大将吴懿的妹妹,嫁给刘瑁,刘瑁死了,守寡在家。
  在刘备进位汉中王以后,诸葛亮很体贴刘备,对刘备说:“孙夫人南归,必难再来。人伦之道,不可废也,必纳王妃以正其内。”诸葛亮给刘备介绍对象,介绍谁都行,偏偏介绍了一位同宗兄弟的遗孀,说吴夫人“美而贤”,可以纳为王妃,甚为奇怪。
  刘备一开始不同意,说:“刘瑁与吾同宗,于理不可。”真要纳王妃的话,就纳其他人,别找这么一个兄弟之妻,不合人伦之道。
  这时法正说了一番大道理,说是古代已有先例,刘备听了觉得有理,就高高兴兴地娶了吴夫人。可见刘备不是不想娶吴夫人,而是想用正当的理由来娶,在没有正当理由时得让人帮他找出正当理由来——瞧他做人有多累!
  到了民间,这故事有了新的变异。吴夫人一开始并不愿意嫁给刘备,还当面责备刘备:“玷人清德非人义,不是贤明有道君。”(《三国志玉玺传》卷18)你不是讲仁义嘛,怎么能做这种不齿于人的事情呢?这话说得刘备满脸通红。这时吴懿劝说妹妹:“如今世界反反复,山河多少未安宁,男儿尚且难酬志,女人名节值几何?”最后,吴妇夫人回心转意,同意嫁给刘备,她安慰自己:“莫恨妾身今失节,姻缘分定不由人。”(《三国志玉玺传》卷19)同是嫁娶之事,吴懿的视角不同于吴夫人,男女看待问题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三国志演义》小说写刘备四次娶妻子。如闪所述,他有一句名言,说是“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旧了,换一件就是了;手足如果废了,瘸了手,瘸了腿,那可不行。很多人尤其是女性朋友特别不能容忍这种说法,怎么能不把妻子当人看呢?但是刘备不只这么说了,他还真的这么做了。对他来说,妻子死了一个再换一个,还不是“司空见惯浑常事”?
  (三)表象和本质
  在阅读《三国志演义》时,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刘备确实是君子,在阅读整部小说的过程中,虽然感觉到刘备令人钦佩之处,但在钦佩之余,会慢慢地生出一种厌恶感。对曹操则完全相反。你在欣赏曹操的时候,首先会很厌恶他,他一出场就会很厌恶他,但是在厌恶之余,慢慢地会生出一种钦佩感来。对曹操,你会既厌恶他的奸诈残忍,又佩服他的强悍刚毅;对刘备,你会既欣赏他的仁义宽厚,又厌恶他的伪善柔弱。
  刘备的确是君子,这没有问题,但是在仔细审视这位“君子”的时候,会发现这位“君子”具有某种小人的性格,与他“君子”的称号总是不太吻合。曹操是小人,这也没有问题,但是你在阅读这位“小人”的时候,会觉得这位“小人”的所作所为,怎么也有一些君子的大度呢?
  于是你明白了,人的性格其实是很复杂的。刘备和曹操都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都以玩弄权术见长,我们既不能用“好人”的标准去衡量他们,也不能用“坏人”的标准去谴责他们。你说他是个好人,但这好人里头有坏人的某些因素;你说他是个坏人,但这坏人里头也有好人的某些因素。
  所以,阅读小说,可以培养咱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能力,能够透过“君子”的表象和本质去看“小人”的表象和本质,同时也能够透过“小人”的表象和本质去看“君子”的表象和本质。
  过去有句老话,叫“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我觉得这句话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小人”不一定就是一个人的本质,“君子”也不一定就是一个人的本质。我们应该透过“君子”的一系列表象甚至某些本质的东西,去透视其中“小人”的一系列表象甚至本质的东西;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透过“小人”的一系列表象甚至某些本质的东西,去透视其中“君子”的一系列表象甚至本质的东西。这样你对人就能看得更透,对人的理解就不会是简单的黑或者白,“非此即彼”,你会明白很多人是属于黑白之间的。这是咱们阅读刘备以后可以获得的一种深刻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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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金色年华554  > 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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