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讲述的这段历史，是有关于云南这片土地是如何成为今天的样子，她的土地和她的人民是如何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逐渐被形塑。那时的诸滇是一片完全不同的土地，有关于我们的历史故事就隐藏其中。
（一），诸滇的秩序涌动
三、四万年前，东亚地区陆地上的冰川由南向北逐渐消融，一支南亚人群由缅甸出发，从中南半岛跨入云南一带。在云南地区这些人分别选择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支人群从云贵高原进入四川盆地，在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时候经汉中进入黄河中上游地区，成为了未来华夏文民的始祖；另外一只从两广一带沿着海岸线一直向东繁衍，成为诸越民族的始祖。而那些选择留在云南的这些人群，成为了我们的伟大祖先:百濮。
当古典埃及，两河文明及其印度分支正在走向衰亡之际，远东的诸多新文明正在接近破茧时刻。在新一波的人类迁徙浪潮发展的同时，从小亚细亚到中亚到华北，从两河流域到印度河流域到滇缅走廊到长江珠江流域，新一轮的磨制石器与陶器应用、谷物种植、动物驯养乃至城池建设、文字符号在各大人类文明通道上争相兴起。新石器时代的曙光与沉淀着自发秩序的蒙昧，满天星斗般的丰饶秩序生长、交织在辽阔大地。其中不列滇大地上的既古早又灿烂的特色文化，不仅是众星璀璨的先史文化中的明星，更开启、辐射了东亚诸文明文化区。在百越一路延着西太平洋海岸呈月牙形拓殖的时刻，我们坚忍的祖先百濮先民也没有停止向长江中上游拓殖的步伐。伟大的百濮先民的拓殖方向，由云南不断波浪式向重庆南部、四川南部、贵州方向推进，极盛时甚至到达湖北北部与湖北西南部的汉水流域。在长江以南的地域，百濮与湖湘的三苗、西太平洋沿岸的百越一起构成了族群复杂的多彩世界。
诸滇四通八达，相比起远东的豫中小邦而言，距离人类文明发源的肥沃新月地带更为靠近，肥沃新月地带的文明通过两条道路输出至伟大的不列滇。一条通过内亚-青藏高原-藏彝走路自西北波浪式输入，一条通过孟加拉湾北岸-缅甸-不列滇的西南方向输入。以至于诸滇青铜器的精巧美妙，华夏文明罕有其匹。
诸滇的青铜文化
从云南现有的考古资料看，诸滇青铜时代最早的地点是剑川海门口遗址。经过1957年和1978年的两次发掘和年代的测定，通常取公元前1115年左右这个数据。在诸滇境内，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晋宁石寨山的滇王印、楚雄万家坝和铜鼓之乡文山的铜鼓、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墓地……遍布云南各地的青铜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工艺、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折射出诸滇古代青铜文化的辉煌，透出古代诸滇独特的文化景观和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信息。
在古滇遗址出土的墓葬中，我们可以清楚发现有琥珀，玉石，彩色琉璃珠，动物搏斗纹铜饰，兽性金饰以及希腊式铜铠甲等，这些都是滇国工匠接受外来技术手艺后自己生产的，这些艺术构思与制作工艺恐怕极其精妙。相反，这些工艺技术的传播的最好途径，应该是民族的传播和迁徙来完成的，而最可能完成这一任务的，恰好就是内亚的草原诸民族。
在公元前8至3世纪，黑海沿岸，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南西伯利亚以及北蒙古等草原地区，生活着大量游牧民族，其中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生活习俗和相似的文化特征。共同过着“食肉衣皮”“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学术界将这些内亚游牧民族文化泛称为“斯基泰文化”。
斯基泰文化区域内，考古工作者发掘的众多文物中，包括：铸有动物搏斗纹和骑马猎手图案的金属器物，带柄铜镜，动物型杖头铜饰，精致的石坠等。而在古滇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与之类似的产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商周青铜器种类较少，器形和装饰图案呆板而缺乏生气，远远没有古滇青铜器活泼活泼。古滇无论生活用具，兵器，乐器以及装饰品，几乎样样用青铜器制造，而中原文化的青铜器则往往局限于兵器一隅，而且在创作艺术过程中缺乏对动植物的关注。尤其中原兵器“仿生式”器物等，几乎未见用青铜制作。而在古滇文物中，就以装饰题材的动物图像而言，滇国青铜器上经常出现的就有40种，大到虎豹，小到蜜蜂，甲虫。刻画得都十分细致逼真。在青铜器取材上，古滇青铜器取材随意，表现手法不拘一格，远胜中原青铜器。
伟大的古滇先民不仅善于迅速学习世界文明核心区的优秀技术，还能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后通过加工改造发明新的工艺品。古滇先民发明了铜鼓（万家坝铜鼓），并让铜鼓走向了世界。铜鼓文化通过文山传入今越南境内，至今越南仍以铜鼓作为国家的一个象征。
（二），诸滇的原始宗教信仰与助周克商
古滇先民大多通过渔猎和游牧来获取日常所需，由于古滇的百濮与百越多定居，氐羌多游牧，使得古滇先民既有有很强建设能力，也有庞大的日常活动范围。古滇先民为了改善自己定居于湿热恶劣的环境的情况，始终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对获取外界的物质财富甚至富饶土地有着极强的企图心，再加上其谋生手段为风险很高的狩猎活动，因此具备高度的团结协作精神，因为依靠个人的力量是完全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的，此外古滇先民高度的崇拜武力与勇气，尊敬崇拜英雄人物，当发生危险或遇到问题时，他们想到的是奋力一搏，而不是企求什么来保佑。在宗教方面他们企求大自然，企求上天赐予他们无穷的力量与勇气，依靠自身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消极的等待上天或强者的出现来保护他们。在他们的神话中，妖魔鬼怪总是被人类的勇士所击败的，人类的英雄只有击败了强大的妖魔鬼怪那才能得到上天的赏赐。也就是说，古滇所信仰的上天只照顾强者与勇者，无论这些强者与勇者最后是成功或失败，他们都能得到万世传诵，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甚至神。
于是这种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的精神，使得滇地不同的部落尽管表面上信仰多彩，但核心都是歌颂勇者。滇人既有自然崇拜，也有护身符崇拜，他们将奇伟的大自然与猛兽画为图腾进行祭拜，祈祷自己在护身符与图腾的庇护下拥有战胜困难的勇气。与蒙古高原和满洲森林土著唯一不同一点，就是滇西先民也崇拜作为植物的大树，不许对某些树木滥砍滥伐，体现了古滇与自然协和一体。
古滇原始宗教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自己的祭司阶级。他们毫无疑问构成各方国的主要精英，祭祀具备文化创造和资源分配的双重意义。 我们可以从麻栗坡大王岩岩画来一窥古滇的祭祀仪式：祭司头戴面具，双手下垂，模仿蛙泳进行水中动作。颇似今天西南山地民族的“傩舞”，他表达了祭祀指导先民驱鬼捉鬼，辟邪驱疾的美好愿望，给人以庄严神圣而非惊畏威吓的感觉。这也说明了古滇始终没有进入过豫中小邦大规模杀人祭人的血腥战争阶段，充满着一种和平祥和的古朴美。
我们的祖先热爱和平，但是并不代表他们畏惧战争。残暴的商人横行中原，依靠拥有制造战车的先进技术对中原其他小部落发动了无节制地杀戮，他们信仰食人的鬼神，酷似美洲的阿兹特克式酋邦。商人依靠大规模的人祭与食人为生，剥人皮为旗帜，人骨为器具。西羌为主体的周人联合几乎所有诸亚部落讨伐残酷的商人，古滇地区的百濮义不容辞地参加了这次正义战争。周灭商后，中原其余小部落才勉强获得生机。经过了周武王与周公的革命之后，所谓的“华夏文明”才正式看到曙光。华夏新生的时代，诸滇也开始出现了自己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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