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理早期的内部斗争与稳定
公元945年，段思平逝世。第二年，其子段思英即位，改元文经。
段思英在位仅仅一年便被其叔父段思良与相国董伽罗所废。其之所以被废，诸葛元声的《滇史》是这么说的：“思英性暴戾，居丧淫戏无度，多变易文德年旧制。”这就是说，段思英被废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性格暴戾，二是淫戏无度，三是变易旧制。其中最要命的一点，就是段思英企图改变段思平时代的“旧制”。
段思英怎样变易旧制，又变易了哪些旧制，诸书均无记载。但我个人推测他很可能企图改变大理贵族林立的政治制度，想扩大自己的君权。因为段思英的母亲是前大义宁皇族的杨氏，其母杨氏逝世后，杨氏势力疯狂造势导致所谓的“屡著神应”，段思英遂封其母为“榆城宣惠圣国母”,这并没一个单纯的尊母行为，而是一个尊崇、依靠杨氏势力的信号。这种违宪行为很快遭到了制止，段思英被废为僧。这其实说明了大理的政治制度远远健康于大一统专制帝国。就拿在在我国东部的中国历史来说，如果出现了一个失德的君主，中国好一点的士大夫只敢跪地痛哭流涕劝说君主不要胡作非为，而爱好投机的大臣则会配合君主违宪而肆意更改国体，中国历史上敢于罢黜君主的臣子要么篡位自立，要么全族被诛，而退位君王也往往不能善终，求杨干贞、段思英这样的废君待遇始终不可得。这种阴毒的宫廷斗争学至今被中国人引以为豪，而滇人今日之所以被认定为淳朴忠厚，其实和诸滇历史上的宪制斗争文明是很有关系的。
段思英被废后，其叔段思良即位，《三灵庙碑记》为段思胄，李京《云南志略》为段兴胄，其继位后作为国家象征符号，并未有建树。
公元951年，段思良死，其子段思聪即位。时值北方的后蜀衰落，段思聪欲兴兵攻蜀，为高侯所阻止。这既说明了高氏家族的睿智，也说明了此时朝政大权已经由董氏转到了高氏手中。高侯认为南诏强盛时联合吐蕃都不能夺取巴蜀，反而导致穷兵黩武使得国内生变，不如“修缉城堡，练兵养民，以观时变”。公元965年，宋帝国远征军消灭了后蜀国，其统帅王全斌建议乘胜攻击大理。然而宋帝赵匡胤鉴于唐与南诏战争的教训，拒绝了南下侵略活动。可以说大理一代几百年的和平，都是由前辈南诏武士在对唐战争中流下的鲜血所保证的。
公元969年，段素顺立，实行无为而治，“恭俭自持，下人奉令受职，国中称为贤明。”
公元986年，段素顺死，其子段素英立。在位时间为公元987年至1009年，未有详细事迹。
公元1010年，段素廉立，因为立嗣问题，国内又发生了争论。段素廉之子段阿统的继承人地位遭到罢黜并被幽禁至死，其罪行号称“饮博好色，宣淫于国中。”最终段素廉确定的新继承人竟然是侄子段素隆，而后段素隆继位五年后又自愿退位为僧，传位于自己的侄儿、废太子段阿统之子段素真。而操控整个阿统之废，素隆之立，素隆退位，素真继位事件的幕后主使，就是高氏。诸葛元声《滇史》记载：
“阿统之废也，素廉之妻抚子素真。素真幼机敏，识人意表。阿统幽死，祖母怜素真不得立，使人让高相。高相不得已，劝素隆避之。素隆立五年矣，亦无失德。丙寅，避位为僧，传位于素贞。”
段素贞立，“无可述者”，在位15年，其子先亡。继任者为其孙段素兴。段素兴幼年继位，“性好游狎，广营宫室于东京（即今日昆明）”，又好大喜功，“多植花草，于春登堤上植黄花，名绕道金棱，云津桥上种白花，名萦城银棱。每春月，挟妓载酒，自玉案三泉，溯为九曲流觞。男女列坐，斗草簪花，昼夜行乐。”。据说素馨花就是因他而得名，“花中有素馨者，以素兴爱之，故名。”段素兴喜欢花草，日子过得十分风流快活，“又有花遇歌则开，有草遇舞则动”，于是段素兴“令歌者傍花，舞者傍草。”“素兴在位，荒淫日甚”，结果被国人（即贵族）废掉，立了段思平的玄孙段思廉。
段思廉继位，其在位期间，曾将兵败逃入大理的两广反宋酋长侬智高，斩首以献北宋。（还有一说侬为土蛮所杀。一说逃入大理后不知所踪）。高氏因为在废除段素贞的政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此拥立之功，一举凌驾于诸姓之上，南诏后期的六大姓共治局面即将走到了尽头，随着高氏的一家独大，大理历史即将进入了高氏幕府时代。
（二）高氏幕府兴起与“高氏还国”
南诏后期的六大贵族政治势力。郑氏伴随大长和国的灭亡而遭到灭族已述于前，段氏则登上了大理国的帝王宝座。而其他四姓却仍然保持有自己的政治势力，并加入了段氏的统治集团。段氏名义是君主，实际上是各大贵族势力妥协达成的产物。但是贵族联合执政的前提是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平衡，只有相互平衡，才能互相牵制。随着三朝更迭与操控王位继承权的明争暗斗。各贵族势力此消彼长，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平衡的局面被逐步打破，段氏统治的危机也就随之到来了。
赵氏家族在大天兴亡国后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大理朝总体来说呈现日薄西山的态势。整个大理国时代，赵氏得授要职者仅一人，为姚州节度。
董氏势力在大理国建国之初相当得志，几乎到了左右朝政的地步。然而好景不长，董氏家族很快就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可以推测的是:一是受高氏势力膨胀的挤压逼迫。二是董伽罗作为阿吒力教的虔诚信徒，选择了让整个家族投身宗教事业建设。位于法藏寺北的董氏宗祠内的四十二代家谱碑，以董伽罗为其初祖。由于大理政治制度的改变，以阿吒利教僧人为国师不再成为定制，亦不多参与机要，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迅速衰减。因而董氏家族在大理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是日弱一日。
高氏的最早的源流为南中大姓之一的高氏，三国时代南中抗蜀汉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高定便是后来南诏大理高氏的祖先。汉晋之际已为大姓的高氏，南诏前期势力并不显赫，各种世谱所录事迹多任意附会。南诏后期，高氏势力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段思平建国，高方功莫大焉。到段思聪时已经取代董氏成为了朝政大权的实际控制者。之后，段素廉、段素隆、段素贞、段素兴、段思廉者诸朝皆以高氏为相。高氏势力权倾朝野，彻底架空了段氏天子，犹如日本平安时代的桓武平氏。
杨氏势力尽管在义宁国灭亡后受到打击，但没有万劫不复，他的部分势力倒向段氏后获得了喘息之际。却极度不满高氏一家独大。于是，公元1052年，杨氏集团的代表人杨允贤公开叛乱，段思廉已经无力平乱，无奈只好请岳侯高智升出兵灭之。至是高氏益盛，高智升占据了整个鄯阐府辖境，段思廉只好晋封高智升为鄯阐侯，赐给王室直辖领地白崖、茹甸两地。自滇中至滇东的广大地域为高氏势力控制。
段思廉在位31年，避位为僧，其子段廉义立。段廉义生性柔弱。因而皇位遭到了势力尚未被完全的毁灭的杨氏势力的觊觎。公元1080年，杨氏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杨义贞再次发动变乱，杀国君段廉义而自立，改元德安，号“广安皇帝”。这种严重破坏政治斗争底线的行为引发了众怒，高智升派儿子高升泰带领精锐的爨僰兵讨逆，诛杨义贞，拥立段廉义的侄子段寿辉，自任布燮，以儿子高升泰为鄯阐侯，并乘势将子孙安置到“八府四郡”为官。自此高氏父子在大理国权倾朝野，“一门之盛，半于大理”。高氏拥立段义廉之侄段寿辉为帝，段寿辉仅仅在位一年，便遵照大理皇帝的退位习惯法避位为僧。段思廉之孙段正明被拥戴继位。
杨干贞之乱平定后，高智升因为权势太盛自求退位，居于鄯阐（今昆明），自号清侯。其子高升泰代父为相。段正明作为虚君，“凡在位十二年，性谨恪尚俭素”。然而高氏家族的高升泰却想过一过皇帝瘾。段正明在高升泰的要挟下，“自愿”把帝位禅让给高升泰。高升泰改国号为“大中国”，改年号为“上治”。又自称“大中国正德皇帝”，简称“正德帝”。同时追谥其父高智升为“文戎天佑安邦贤帝”，庙号太祖。
然而高升泰在位不过两年，一天晚上，吃过晚饭，高升泰忽然觉得头晕。第二天早晨没有痊愈，反倒目斜口吃，四肢瘫痪，于是知道是患了头风。高升泰自知难以康复，就对他的儿子高泰明说了一段话，要求其归还段氏家族的皇位。我把这次事件称为“高氏还国”
高升泰临终之际，对儿子高泰明说：“我所以建立国家，是因为段氏的权力式微，现在段氏的子孙已经长大，我死了以后，必须将国家交还给段氏，千万不要背叛我，以后千万不可以效仿我”。这段话意思是双关的，第一表示自己篡国是在段氏权力式微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的投机性质；第二则表示段氏重新获得政治人心，高氏家族不足以震慑朝臣，所以命令儿子高泰明归还。高升泰死，其子高泰明不敢违抗父命，遂将王位还于段氏，“大中国”遂宣告结束，大理重新复国。
“高氏还国”事件，并不能说明高氏之篡并非本心，而是因为他明白自己家族一旦重开篡逆恶例，势必会引起忠于段氏势力的诸侯反抗，诸滇好不容易迎来的百年大体安定局面又将重新堕入修罗场，更何况段氏家族颇有人望。高氏家族一旦称帝，必然会面对与段氏家族死忠的政治势力对抗的问题。高氏已经掌控了帝国大权，身居相位或是身居皇位，对高家来说，只是一个身份、名分的问题，在权力上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高升泰临死前退而求次，让家族以相国的身份控制朝政，以谋求和支持段氏者的合作。这样，无论从高氏家族自身的利益来说，或是以整个大理国的利益来说，都是大有好处的。很多人或许会对此次事件不以为然，但是这种历史事件在东亚国家极为罕有。中国的士大夫为了解决一个废立皇帝的问题，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但要么就是像霍光家族那样被皇帝秋后算账杀全家，要么就是像王莽董卓那样弄得自己臭名昭著，要么就是像刘裕杨坚那样直接把废立变成僭主篡位的把戏，折腾了两千年，中国这个问题到今天都没折腾明白。而大理高氏还国事件，从高氏即位，到高氏还国的整个过程中，一是整个过程极其文明，几乎没有流血，也没有段氏皇族被杀害；二是段氏复国后没有对高氏进行打击报复，高氏家族仍然能够为段氏庶竭驽钝，直到最后蒙古入侵，高氏为了保卫段氏江山死而后已；三是高氏竟然称帝后抵制住了帝位的诱惑，得到后都愿意放弃，而中国不少人，都是那种哪怕能当一天皇帝都愿意付出全家被杀的代价的贱种。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就连明帝国的诸葛元声都对这种现象无比惊叹，认为高氏“倘在中土，难逃赤族之诛。”
公元1096年，高升泰病重七日后逝世，以国礼安葬。谥号“富有圣德表正皇帝”。他的儿子高泰明遵从他的遗志，立段正明之弟段正淳为帝。从此之后，高氏家族世代为相，与段氏家族相始终。大理帝国正式进入了后理时代。
（三）前大理时代的外交
就在大理内部的段氏天子成为国家象征，只作为名义上的统治者，不享有君主独裁专制特权的制度逐渐稳定之际。在诸滇的北部与东部，一个比唐更为专制邪恶的帝国出现了。公元960年，赵匡胤篡夺后周帝位，建立北宋帝国，是为宋太祖。公元962年，宋军攻灭荆南、侵占湖湘。公元965年，后蜀灭亡，巴蜀沦入宋帝国之手，遭到宋军疯狂杀掠。公元971年，宋军灭南汉，占领了南粤。公元976年，宋太祖在消灭南唐后死去。978年，吴越“纳土归宋”。979年，宋太宗将屠刀指向十国仅存的硕果、三晋之地的北汉。宋帝国号称宽仁，实为东亚诸邦的死敌。宋灭南汉，制造了开建寨大屠杀；灭南唐，制造了江州屠城；灭后蜀，制造了成都大屠杀；灭北汉，又火烧太原城。这样一个反文明的政权，毁灭了好不容易重建的东亚多国体系，尽管宋终其一世都不敢侵略大理，但我们可以从诸夏各邦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并得到警醒。
在大理的西部的缅甸地区，则新出现一个强大的蒲甘帝国。早在公元832 年，作为南诏附属国的骠国，都城被南诏攻陷，骠国遂亡。骠国的灭亡使得缅甸地区出现了一个极大的真空。在骠国之外，缅甸东南部有古代孟人建立的林阳国，孟人大抵和高棉人（今柬埔寨人）有亲缘关系。他们应该是缅甸地区最早信奉佛教的，他们和高棉人大概也是最早定居东南亚的。东南亚的政治就是砌墙的砖头后来居上，定居越早，就越有可能被后来经过诸滇南下的内亚蛮族残酷征服。
缅甸北部，有古代傣族人建立的掸国。除这几个主要的国家外，还有不少小部落纷杂其中。
在南诏亡国的时代，一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骑马蛮族，自称缅人，他们不鞍而骑（宋朝赵汝适《诸蕃志》），喜欢食用奶制品，迥异于缅甸原有的所有农耕民族。这支缅人来了之后迅速填补了骠国灭亡后的空缺，开始四处征伐，开创属于他们自己的新历史。据现代历史学家的推理，推测缅人是曾游牧于洮河流域的西羌一小支，南迁入诸滇后，起初臣服于南诏，作为南诏向西开拓的殖民武装获得定居点，后来趁骠国被南诏吞并后，加上南诏灭亡产生宪制危机，这只殖民武装就建国了。
缅人得到骠国旧地后，就建立了蒲甘王朝，然后逐渐兴起，缅甸境内的各国文化军事程度都比较落后，哪是这些诸滇内亚蛮族的对手，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十一世纪时，蒲甘王朝的一代雄主阿奴律陀率军入侵孟人的国家，迅速将其征服。然后挥师北上，傣族人纷纷臣服。接着又西征若开族的部落，将其征服划入统治范围。北部边境一直推到与大理接壤的金齿之地。
蒲甘王国自一建立，大理所属金齿地区的诸多领主就向其表示友好，大理因此与蒲甘有了半官方往来。之后阿奴律陀又亲自出访大理。
缅甸史书称:阿奴律陀带领军队进驻八莫，入侵大理，而后大理拒绝接纳。阿奴律陀遂驻扎大理城外，要求大理将信仰的大乘佛教改为小乘佛教，遭到大理拒绝。经过一个时期，双方互赠礼品，言归于好，缅人给大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缅人并没有索要到佛牙，他只得到了大理皇帝赠送的玉佛。带着这件礼物，阿奴律陀遂回国。
阿奴律陀此次带兵出行，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发动了一场反对大理的战争，而后没遭到任何反击就进了大理国都附近，就与情理有悖了，而且大理史书也不见对此事的任何记载。可能的情况是，阿奴律陀兵临之城非大理国都，而是金齿地区一军事重镇，由于大理军闭城坚守，阿奴律陀久战无功，遂与大理和解。双方互送赠礼，结成睦邻友好关系。
在大理的东南部，则出现了一个交趾国。公元938年，也就是段思平建立大理朝的第二年，交趾人吴权在古螺称王，建立了越南吴朝，彻底终结了越南屈辱的北属时代。
大滇与越南直到段素廉时代才发生外交关系，期间越南已经经历了吴朝，丁朝，黎朝，李朝的朝代更迭。段素廉时，大理国人至交趾的渭龙州贸易，因而与渭龙州牧的何昃俊交好。而李朝的君主李公蕴却不允许自己的官员与大理进行贸易往来，犹如后世的朱明帝国为了坚持闭关锁国镇压双屿港那样，李公蕴公然派人抢劫并抓捕大理国商团及马匹万余而回。何昃俊因而大怒。
1013年，为了表示对交趾国主的抗议，何昃俊举渭龙州降附大理，李公蕴亲征渭龙州，驱逐渭龙州首领何昃俊。但此举引起大理国出兵征越南。
1014年，大理国为了解决商团事件危机，遂派将领杨长惠（一作杜长惠）、段敬至率兵二十万入侵越境，进行“武装上访”，李公蕴派兵迎战，在平林州（又作“芳林”及“茅林”，在越南高平）的金华步一带，击破大理军队，斩首万余，俘获大量士卒及马匹。而后交趾为了防止大理继续报复，遂把俘虏中的五百人献给宋帝国，并上表吹嘘此次“大捷”。宋帝国立刻心领神会，对交趾大加表彰，并宣布支持交趾行为。对于交趾和宋帝国联合起来的外交无赖行为，兵败之后的大理只能忍气吞声，不能报复。何昃俊只能坐困于渭龙州，公元1015年，交趾攻灭何昃俊。何昃俊被杀以后，大理与交趾的渭龙州争端遂告一段落，交趾北部重新被李朝控制。此事堪称大理外交史上的一大耻辱，此事是以交趾为主凶，宋帝国为帮凶挑起的恶性外交事件，大理的武士没有像后世鸦片战争的英国人那样，用成功的胜仗教育不义之徒，反而遭到失败。其根源在于大理时代的滇人承平日久，武德较南诏时代有所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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