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冬天比南方的冬天要来得早一些。
305年的冬天，一个叫甘卓的官员离开北方，郁郁寡欢地踏上了南下的归乡之旅。
甘卓是孙吴名将甘宁的曾孙，他的家族在江东的势力很大。去年，张昌残部流入扬州，周玘号召江东大族群起而攻之，他也参与了平乱行动。事后，朝廷论功行赏，周玘拒绝接受，他却北上出仕，接受了朝廷的册封。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人，此前他对北方并没有直接的接触，这一次北上，实在是让他失望之极，他万万没有想到，北方的局势居然混乱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能保住性命就算万幸，根本不敢奢望有仕进的空间。因此，他只在北方待了一年多，就舍弃了官职，匆匆南归故乡。
走到历阳（今安徽和县），甘卓遇到了陈敏。一年前，追随周玘消灭张昌残部的时候，他与陈敏有过短暂的接触，不过谈不上有什么交情。本来只是偶遇，寒暄一番即可擦肩而过，没有太多的话要说，可是基于对北方局势的相似看法，两人的这一次邂逅，却掀起了一场席卷江东的飓风。正是在这次会面中，陈敏第一次对外人袒露了那个已经构思很久的宏大而危险的计划——趁着北方战乱，割据江东。
甘卓为人优柔寡断，并不是敢于冒险的人，可是在巨大的诱惑面前，这个做事风格向来瞻前顾后的人，投下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赌注，决定追随陈敏，并与陈敏结成了儿女亲家。
诱使他冒这么大风险的原因何在呢？按照崛起时间的先后来划分，江东门阀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传统门阀，早在汉代就已经家世显赫；一类是后起之秀，在孙吴时代才养成气候。甘卓的家族属于后起之秀，与江东的传统门阀不能相提并论，然而，如果他能帮助陈敏建立一个政权，那他就是开国元勋，甘家的地位自然也会水涨船高，成为新政权当中的一流门阀。
经过秘密商议，回到江东老家的甘卓谎称自己此次归来是为了传达朝廷诏令，册封陈敏为扬州长官，并从中积极斡旋，为陈敏争取江东门阀的支持。
诏令是真是假，这并不难搞清楚，但是江东门阀集体装聋作哑，基本上都默认了诏令的合法性，先后有四十多人接受了陈敏的委任状。
几年之后，提到这段羞于启齿的往事，甘卓和江东门阀的一些头面人物很尴尬，说当初参与陈敏之乱只是虚与委蛇，可是这并非真相。当时，东海王司马越和河间王司马颙在北方僵持不下，无暇顾及江东，为江东独立制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甘卓和陈敏看到了这一点，江东门阀也看到了这一点，彼此的看法恰好是不谋而合的，否则大家就不会默认诏令的合法性。或者说，为了防止北方的混乱冲击到南方，江东门阀已经产生了独立共识，甘卓和陈敏的出现只是恰逢其时。
305年的冬季还没有结束，得到江东门阀支持的陈敏，就公然举起叛旗，西晋朝廷派驻江东的官员见势不妙，纷纷弃官北逃，其中有一个官员叫王旷，他有一个很出名的儿子，叫王羲之。（在建立东晋政权的过程中，王旷是个关键人物。）
东海王司马越麾下有一个叫华谭的南人高参，得知江东发生剧变，他赶快给江东门阀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件原文保存至今，完整地收录在史书里。
洋洋洒洒的长信里，华谭大量引用了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为国效忠的典故，委婉地谴责同乡不应该助纣为虐，分裂本为一体的南北山川。他知道同乡支持陈敏的目的是为了重回孙吴时代，拥戴陈敏成为另外一个孙坚（孙策），所以又在信中回顾了孙吴的历史，说孙氏父子才略过人，国祚也不到百年，陈敏的才智难忘孙氏父子项背，追随这样一个人有何前途可言？此外，他还指出朝廷已经准备派遣大军南下平乱，请各位同乡务必认清形势，万万不可为虎作伥。
陈敏之乱始于305年冬季，江东门阀直到307年才与陈敏决裂。由此来看，这封公开信的作用并不是很大，至少作用不是很直接，或许它在一定程度上使陈敏阵营产生了裂痕，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局势的变化。
陈敏的根据地在扬州，起兵之后，他调动大军西进，进攻位于扬州西部的荆州。如果荆州沦陷，那他就差不多恢复了孙吴时代的版图，江东门阀也极有可能会因此对他更为信服，更加支持。可是，因为镇守荆州的刘弘，陈敏的军队刚到达荆州边境就遭到了顽强的阻击。
陈敏起兵的消息传到荆州，刘弘随即命令陶侃驻守边境，以防不测。陶侃是陈敏的老乡，有的人认为这样安排极为不妥，担心陶侃与陈敏勾结。陶侃得知此事，把子侄送到刘弘军中为人质，刘弘拒绝接受，又把人质送到陶侃军中，并委托他们给陶侃传话，“匹夫之交尚且不会互相辜负，何况大丈夫。”
陶侃没有辜负刘弘的信任，在荆州边境给予陈敏迎头痛击，陈敏出师不利，只好回师扬州，凭借在剿灭张昌残部期间表现出来的杰出军事能力，追随者一度对他寄予厚望；相应的，因为西征荆州的失败，追随者也必然会对他的能力产生质疑，这也印证了华谭在信中所说——他的才能不可与孙坚（孙策）同日而语。
陈敏还是陈敏，他的能力还是他的能力，只是时运不济，他遇到了更为强劲的对手而已。
西征荆州不利，只是陈敏走向败亡的原因之一；同时，他制定的对外战略也出现了致命的失误。江东门阀拥立他的终极目的，只是为了割据一方，防止北方的皇族内讧波及江东；但是陈敏的胃口太大，他的目的是以江东为根据地，北上与皇族争雄，如此一来，江东势必被卷入战乱，而这恰恰是江东门阀最不愿意看到的。
306年绝大多数时间里，陈敏和江东门阀长期处于进退维谷的焦灼状态，同舟共济？前途并不乐观。分道扬镳？似乎为时过早。因为西征荆州的失败和战略决策的失误，江东出现了明显的离心迹象，陈敏的亲信建议他屠戮门阀大族，安定内部。这样做只会激化内部矛盾，显然是个馊主意，所以陈敏没有采纳，只是在一些重要职位上安插了亲信。这同样不是好主意，但是站在陈敏的立场上来看，这却是他所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当然，在江东门阀看来，陈敏这是在过河拆桥。
306年年底，压垮陈敏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临了——大环境剧变，北方的八王之乱即将尘埃落定，东海王司马越显然将会成为皇族内讧的胜利者。江东门阀很清楚，一旦北方的战乱结束，朝廷就会有腾出手来收拾江东乱局的机会，继续追随陈敏实在是凶多吉少，所以他们决心集体反水，抛弃陈敏。
307年年初，经由周玘牵头，江东大族再次起兵，共讨陈敏，甘卓奉陈敏之命率军抵挡，却于两军对垒之际临阵叛变。陈敏见大势已去，仓皇北逃，在逃亡途中被捕，斩首，灭族。为了嘉奖周玘的平乱之功，司马越代表朝廷再一次给予他封赏，周玘的回应则是再一次拒绝。
通过诛灭陈敏，江东门阀向司马越传达了“弃暗投明”的诚意，也间接地展示了不容小觑的武力。作为八王之乱的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既往不咎，没有追究江东门阀曾经依附陈敏作乱的责任，而是采用怀柔政策给予安抚，并决定把琅琊王司马睿和王导派遣到江东。那么，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来龙去脉又是什么呢？这得说到之前说过的王旷，也就是王羲之的父亲。
王旷也是琅琊王家的子弟，只是地位不像王敦、王导那么高，但是他在江东做过官，对江东有直观的了解。关于司马睿和王导南下，参与这个谋划的主要有五个人——王旷、王敦、王导、裴妃（司马越的妃子）、王衍、司马越。史料的记载非常琐碎，雪泥鸿爪，零零散散地见于不同篇章的犄角旮旯，但是综合起来，还是可以一窥全貌。
大致来说，南下的计划是这样达成的：王旷首倡其议，王敦和王导推波助澜，通过裴妃和王衍进行游说，最终促使司马越拍板定议。至于司马睿，只是被动的参与者。
307年秋天，司马睿和王导南下，来到了暗潮汹涌的江东。
从根本上来说，江东门阀暂时接受司马睿和王导，是因为北方的皇族内讧结束，司马越正在部署收拾旧山河的战略体系。显而易见，司马睿和王导能不能在江东站稳，就取决于司马越在北方的经营成果能不能给他们提供坚强的后盾。
遗憾的是，因为用人不当和扭曲的权力欲望，司马越构建的战略防御体系很快就崩溃了（崩溃的过程可以参看《权力的游戏：终结篇》），北方再次陷入了汉人政权与胡人政权僵持不下的局面，江东门阀的立场也随之再一次发生变化，对司马睿和王导采取观望态度。所以，南下之后的一年多里，司马睿和王导并没有打开局面，直到309年，因为王敦的到来，江东的局面才出现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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