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兴会解密

   华兴会是中国大陆最早成立的革命团体，其会员众多，以两湖为主，遍布长江中下游诸省。

   1903年5月，黄兴以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身份从日本回国，在武昌短暂停留后，回到长沙，受聘于长沙明德学堂。回国前，黄兴曾向好友刘揆一询问革命之计，刘揆一答曰：“言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多可赞叹，足为吾辈革命所效法。”黄兴以明德学堂和经正学堂为秘密机关，联络志士，密谋革命。

   是年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六日），黄兴以三十岁生日聚会为由，召集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周震麟、张继、柳聘农、陈天华、陈方度、徐佛苏、吴禄贞、柳继忠、秦毓鎏、翁巩等十余人，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召开秘密会议，商议成立革命团体，实行排满革命，并进行了较为周密的筹备部署。黄兴说：“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然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惟相顾而莫敢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络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主，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

   会议决定成立华兴会，推举黄兴为会长，刘揆一、宋教仁、秦毓鎏为副会长。华兴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规定公司的任务是“兴办矿业”，集股一百万元，作为“开矿资本”。以“矿业”代“革命”，“入股”代“入会”，股票即是会员证。还提出了两句暗号：“同心扑满，当面算清”，意为“扑灭满清”。

   1904年2月15日（癸卯年除夕），华兴会在长沙西园龙璋家正式成立。初入会者达数百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随后，又成立了同仇会、黄汉会、武昌科学补习所、上海爱国协会等外围组织。同仇会专任联络会党，由黄兴、刘揆一负责；黄汉会专任运动军界，由陈天华、陈方度、姚宏业、李燮和等先后负责；武昌科学补习所由宋教仁、胡瑛、吕大森负责；上海爱国协会由章士钊、张继负责。原定主持华兴会军事的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湖北人吴禄贞因北调，故未担任华兴会的具体工作。

   华兴会及其外围组织同仇会的建立，使湖南革命党人不仅有了领导革命运动的总机关，而且有了专事联络会党的总机构，这种独具特色的组织工作形式使分散在湖南各地的会党徒众很快统一起来，纳入了革命的轨道，成为日后甲辰长沙起义、丙午萍浏醴起义、庚戌长沙抢米风潮的主要力量。

   华兴会成立伊始，便把武装起义提上了议事日程。刘揆一决定回湘潭一趟，期与雄踞一方的湖南哥老会大龙头马福益取得联络，他与黄兴商量，先遣其弟刘道一偕会党成员万武前往湘潭，敦促马福益与革命党人携手合作。由于刘道一革命思想纯正又能言善辩，使马福益为之折服，且刘道一的父亲曾多次营救会党人员，深得会党的敬重。所以初次见面，马福益便慨然相许加入革命，并当即表示：“无不唯命是听。”接着便有了黄兴、刘揆一与马福益的历史性会晤。

   1904年初春的一个大雪之夜，黄兴、刘揆一蓑衣钉鞋，冒着风雪夜行三十里，与马福益相见于湘潭茶园铺矿山上的一个岩洞中。三人席地就坐，烤鸡喝酒，各倾肝胆，共谋光复，拟订了甲辰长沙起义的计划。三人商定：在1904年11月16日（阴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七十生辰那一天，“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埋弹药其下，以炸毙之，而乘机起义，省城以武备各校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洪会健儿充队伍，军学界人为指挥”，哥老会众分为浏醴、衡州、常德、岳州、宝庆五路，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

   回长沙后，黄兴旋即派员分赴鄂、赣、沪、宁、川等地联络布置，以谋响应。刘揆一应醴陵渌江中学堂监督之聘前往醴陵，一方面以教育为掩护，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至即提倡革命，血忱动人，学生最为倾服”。另一方面，他又暗中促成会党与湘赣部分军队的联合，侍机起事。其时，由于经费奇绌，“揆一破产并告贷约四千余金”，黄兴、宋教仁、柳大任、彭渊恂、杨守仁等人变卖祖产，龙璋一次捐款四千元（在当时可谓巨款），共筹得二万余金，“即以龙璋创办之江轮二艘，为运械之用，计可集长枪五百杆、手枪二百枝以资分配。”

   湘潭茶园铺会晤不久，黄兴派刘揆一、张平子、万武雇一小船，押运各项礼物前往湘潭雷打石见马福益。刘揆一向马福益传达了黄兴的意旨，“大意是要他从速将会众编练成为作战部队，尽可能使会党成员参加各正规部队，准备时机成熟之时，候令发动起义”。马福益当即允诺照办，在点收礼物时，马福益发现馈赠的猪肉内夹有手枪两支、子弹数十颗，布箱中有长枪三枝及子弹甚多，“揆一乃教福益施放手枪“，马福益欣喜异常。前两次会晤是处于秘密状态，第三次活动是在半公开状态下进行的。

   9月24日（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浏阳普迹市沿例开牛马交易大会，哥老会拟将这一天作为开堂拜盟的日子。黄兴乃派刘揆一、陈天华等人于当天赶到普迹市，与马福益及其部属龚春台、姜守旦等人见面，并为马福益举行同仇会少将授衔仪式。刘揆一代表会长黄兴赠予马福益长枪20枝、手枪40枝、马40匹，并监督宣誓，其“仪式庄严，观者如堵”。这次活动实际上是革命党人与哥老会在甲辰长沙起义前的一次誓师大会，十万哥老会会众闻风而归，集体加入同仇会，革命势力的发展竟有一日千里之势。

   因王先谦的告密，会党首领何少卿、郭正卿被捕，供出华兴会长沙起义的计划。

   1904年10月24日（农历九月十六日），清兵在长沙城内搜捕黄兴等华兴会会员。这天正好是黄兴满三十周岁。在龙绂瑞（龙璋堂弟）的掩护下，黄兴藏在西园龙家，躲过搜捕。10月26日深夜，黄兴化装海关人员，由圣公会牧师黄吉亭、曹亚伯护送出城，乘小船至靖港，再搭轮船赴汉口、转上海，住在暗杀团设在上海英租界新马路余庆里十二号的秘密机关。

   黄兴原名黄轸，字廑午。黄兴到上海后，给黄吉亭发来平安电报，约好只有一个“兴”字。从此便用名黄兴，并改字克强。

   11月7日（农历十月初一），黄兴在余庆里十二号召集刘揆一、陈天华、张继等十一余人开会，计划分途联络长江中下游军学界同志，发动鄂、宁起义。

   11月19日，万福华因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被捕。第二天，章士钊到监狱探听万福华的消息，不慎暴露身份，被巡捕跟踪，余庆里暗杀团秘密机关被查抄，黄兴、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当时江西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只身来余庆里访友，亦一同遭到逮捕。刘揆一因观剧迟归，“见门首有印捕，且违禁物藉庭阶，遂过门不入，得以脱险”，避匿于湖北革命党人的沪上联络机构一一上海昌明公司楼内。

   虽然黄兴等人身份未暴露，但他是被通缉的华兴会领袖，入狱后难免不被人识破。当时从日本回到上海的湘籍士官生蔡锷、陈荆急与在泰兴任知县的龙璋谋图营救。而郭人漳是湘军大将郭松龄之子，素有才名，且与上海道台袁海观是缘亲，经袁海观、龙璋等人证明担保，郭人漳获释，黄兴自称是郭人漳的随从，一同获释。出狱后，黄兴逃往日本，华兴会在国内的活动从此停止。

   黄兴到日本东京后，寓居山本馆，日与刘揆一、宋教仁等人相与讨论革命进行方略，特别是“湖南风潮起落之详（情），及以后之办法”。时值陈天华受梁启超的影响，产生了君主立宪的想法，并“发有要求救亡意见书于留学界，其宗旨专倚赖政府对外与对内之政策，而将北上陈于政府”，并提出了“开明专制”的论点。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人“皆反对其说”，并相商召开湖南同乡会，“行干涉主义”。通过反复做工作，陈天华始打消北上请愿之议。然陈天华“开明专制”之说，对留学界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05年7月，孙中山到东京，在日本友人的介绍下与黄兴相识。时兴中会基本上处于停止活动，而且日趋弱小，孙中山正处于“无可作为”之窘境，得与黄兴相识，便急忙提出各派合并另组同盟会事宜，黄兴刚遭失败，亦有意与其他革命团体联合，以图再举。两人一拍即合，取得合并共识。但华兴会有许多会员不赞成合并，包括副会长刘揆一。加上清政府长期进行的歪曲宣传、保皇党人的恶意中伤，孙中山的形象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仍然是被扭曲的，有的人甚至以为他不会说中国话，不认识汉字。

   7月29日，华兴会高层领导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在黄兴寓所开会讨论华兴会成员是否集体加入同盟会之事。会上意见分歧较大。刘揆一认为：华兴会自成立以来，会务发展很快，其外围组织和分支机构于国内影响较大，而且与哥老会结成了广泛的联系，具有坚实的基础，其领导力量之强也是当时任何一个革命团体无法比拟的。虽然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在两年前就已经确立，但他长期在海外奔走革命，对他的情况缺乏直接的了解。加之孙中山提出的同盟会宗旨不够明确，所以，刘揆一坚决“主张不入孙会之说”（在同盟会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确实没有入会，直到他弟弟刘道一遇害才入会）。

   黄兴、宋教仁等湖南革命党人对于由他们亲手缔造的革命团体华兴会是有着一种特殊深厚的感情的，他们不仅不愿意将其解散，而且期待着这个组织能够迅速发展。虽然孙中山已会晤黄兴，黄兴且“已应之”，然而，在正式讨论华兴会是否并入同盟会的时候，真诚笃实的黄兴仍然犹豫不定，提出“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最后决定，由华兴会会员自由选择是否入盟。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时，许多华兴会会员没有入盟，甚至包括刘揆一、章士钊。

   刘揆一是坚决反对合并的，他一度产生放弃革命，“欲从事道德与学问之途”，并邀宋教仁一起学英语，准备投考帝国大学。1906年底萍浏醴起义失败，其弟刘道一遇害，成为留学生中第一个为革命死难烈士；其父闻儿子之死，亦中风而逝。刘揆一逢家庭巨变，忧愤几死，且贫困益甚，乃谋革命，于1907年1月加入同盟会，并于同年3月继宋教仁代理同盟会庶务之职，主持东京本部工作。

   章士钊在上海狱中曾谈到出狱后，“必设一牛肉店于杭州西湖上”，“食佐读，以终其身”。到日本后，坚决反对合并，曾拒绝加入同盟会遭章太炎等人误会。他回忆道：“太炎与孙少侯，同寓新宿，受二公之托，要吾莅盟，吾不署诺，则见诱禁闭一室，两日不放，卒之克强明吾本怀，敢证忠纯不二，听吾自择，众亦释然。”

   宋教仁虽最早入盟，但“常郁郁，醉即卧地狂歌”，尝“忧闷交集，兀然独坐，愁苦之极，至有披发入山之思”。

   就连孙中山的亲信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对“平均地权、民生主义犹有未达到之点”，没有及时入盟，而是同盟会成立后过了一个多星期，孙中山亲自来到廖仲恺寓所，反复讲解民生主义，“至于达旦”，廖仲恺等六人才决然入盟的。

   同盟会成立后，华兴会虽然没有明确解散，但事实上已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