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陶澍在京城委托好友发起“宣南诗社”，自己隐身幕后悄然布局。他运作贺长龄升任南昌知府，在两江地区布下了体系的第一颗棋子。升任江苏巡抚，陶澍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漕粮海运”改革大幕，获得“世之良臣”的美誉。
（接上期）
嘉庆十九年（1814年），陶澍让好友翰林院编修董国华发起“宣南诗社”，在京城组织地位不高的士子官员定期聚会，谈诗论道。
宣南诗社的主要活动为消寒、赏菊、忆梅、试茶、观摩古董，为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做生日等等。陶澍题诗“匪曰筑骚坛，庶以广经垒。润色太平业，歌咏同朝美。”
陶澍以“宣南诗社”作为依托平台，广交在京的文人雅士，传播“经世致用”思想。与此同时，正在翰林院任庶吉士的林则徐经过同僚介绍加入“宣南诗社”，开始了与陶澍这两位巨人之间的第一次握手。
而陶澍离京赴任后，林则徐成为“宣南诗社”的领袖之一，依托“宣南诗社”这个平台结识了魏源、黄爵滋、龚自珍等人，互相砥砺，经世致用。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陶澍被任命为川东兵备道（有点类似现在的川东军分区司令兼任川东地区区委书记），赴任途中顺路回老家安化探亲。
益阳胡氏为当地大族，良田千亩，书香传家。胡达源（胡林翼父亲）以探花及第，入翰林院任编修（正七品，相当于现在中央秘书处正处级秘书）。于是，陶澍回益阳后就礼节性地到胡家拜访胡达源的父亲。
想不到陶澍一见到胡达源的儿子胡林翼就惊为伟器，说道：“哈哈，我已得一快婿”，遂与之订下娃娃亲，将自己刚刚年满五岁的女儿许配给胡林翼。
胡林翼身为官宦家庭独子，长辈极为溺爱，所以他年轻的时候行为不端，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
后来，陶澍觉得不能让一颗好苗子长成歪脖子树，就把胡林翼接到自己的府上生活。空闲时陶澍悉心指点胡林翼为人处世之道和官场经验。
但此时的胡林翼虽然天资聪颖，却还未经历世态炎凉的洗礼，所以当面唯唯诺诺，背后却不思悔改。
结婚的当晚，胡林翼竟然跑到妓院里去花天酒地，被师爷告发到陶澍那里。而陶夫人也埋怨自己老公，给女儿找了这么一位喜好声色犬马的女婿。
谁知道陶澍不以为然，不仅没有很愤怒，反而说了一句经典的话：“这小子以后必定要担当天下大事，到时候他哪里还有时间玩乐，现在先让他玩一下吧，没有关系的。”
后来，胡林翼果真痛改前非，操心国事，累死在湖北，谥号文忠。这就是陶澍和胡林翼这清朝两大顶级牛人的传奇轶事之一，呵呵。
陶澍此后历任山西按察使（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等职。一方面他通过自己的谋划和努力走上更大的施展舞台；另一方面他也不断地把贺长龄举荐到重要职位上去，为贺长龄的仕途铺路，同气连枝，夯实体系的根基。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二月，林则徐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此时，河南巡抚（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长）琦善办事不力导致河堤决口，引发大水灾。
林则徐不惧琦善的满洲贵族背景，果敢地向嘉庆皇帝弹劾琦善的无能。
虽然林则徐不畏权贵、弹劾大臣的行为引起同僚的猜忌和冷嘲热讽，但他却再次进入陶澍的视野。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病逝。临终前，嘉庆指着屏风对道光皇帝说道：“屏风上的人都是经过我多年观察、反复考验的，现在留给你作为新朝的股肱之臣。我能力有限，导致现在国家日益艰难，你要重用好这些人才，振兴祖宗基业。”
远处屏风上，“陶澍”二字熠熠生辉。
道光元年（1821年），新继位的道光皇帝擢升陶澍为山西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
由于两江地区是国家的财赋重镇，地位举足轻重。同年，陶澍从整个体系的长远规划考虑，决定提前在两江地区进行布局。
通过精心的运作贺长龄被任命为南昌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南昌市委书记），为陶澍体系在两江领域布下了一颗关键棋子。
道光五年（1825年），陶澍调任江苏巡抚（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长），又调贺长龄担任江苏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准备在江苏牢牢地扎下根基。
有一天，贺长龄来到陶澍书房，看到他正坐在椅子上沉思，于是说道：“老大，你今天怎么有空闲坐在那里发呆？”
陶澍见贺长龄过来，回过神来，说道：“没有什么，我在考虑一些工作上的事，写了一些要点。刚好你过来，等会也帮我参赞一下。对了，你今天过来有什么事？”
贺长龄说道：“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人才，博览群书，思想很有深度，文笔也很好，而且很认同‘经世致用’的观点。
他叫魏源，也是我们湖南人，去年才全家搬迁到江苏来。我觉得他是我们的同路人，对未来的事业很有帮助，所以建议你找时间也见见他。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他目前只是一个举人。
听说魏源在京城的时候也参加了“宣南诗社”，跟林则徐、龚自珍等人都是好朋友。我觉得我们可以跟他捋一下思路，先把他请到幕府里作为幕僚，观察观察再说。”
陶澍想都不想，马上说道：“可以，既有能力又是我们湖南乡党，那还考虑什么，马上拉过来捋一下啊。
至于他只是举人，没有关系，我们体系需要各个层次的人才，那样根基才能建得扎实，而且他以后还可以再参加会试嘛，这种人才多多益善。
耦耕，你尽快把魏源安排到你的幕府做幕僚，先观察一下他的能力品行等各方面的情况，等我有时间再亲自跟交流一下思想。
我近期的主要任务是推进‘漕粮海运’的改革，真是头疼的很哪。”
陶澍站起身来，从书桌上拿了一份文稿递给贺长龄，严肃地说道：“漕运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弊端太严重，利益盘根错节。
我认为如果要彻底解决京城的粮食问题，只有启动海运。而要实行海运,成败的关键取决于三个方面。
第一，迅速制定一套海运的具体操作方案。漕运的弊端大家都能够看到，海运的好处很多人也能想到。皇上忧心此事，才把我从安徽巡抚（相当于现在的安徽省长）任上调过来。
既然要向朝廷证明我们是能吏，那就不能只是提出问题，更关键的是要提出解决办法。
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制定一套海运操作方案出来，让朝廷觉得切实可行。关于这方面我们要做好调查研究，拿到切实可信的证据。
第二，要想办法让漕运的既得利益者平稳过渡，减小改革阻力。漕运体制运行了上百年时间，中间的利益旁根错节。
这个关系网络是一个庞然大物，如果我们没有好的应对措施，最后我们肯定会功败垂成，粉身碎骨。
你不要看现在皇上很支持我们，大臣很支持我们，这些都是表面功夫，那是因为还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核心利益。
我们俩之间说一句犯忌讳的话‘皇上从来都是靠不住的，而朝廷风向也从来都是变来变去的’。
如果我们陶醉于表面的呼声和支持，未来一旦遇到巨大阻力，就可能风向改变，而我们将成为‘替罪羊’。那么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宏图大志，都要付诸流水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更加谨慎，细致，滴水不漏。可以说，这件事做成功了，我们就能名利双收，一旦失败我们就可能身败名裂。
对这一点你要有高度的认识。”贺长龄听了陶澍的这一番话，沉默不言，暗暗地握紧了拳头给自己打气。
陶澍整理了一下思路，继续说道：“历史上的任何改革都会有利益获得者和利益受损者。改革的本质就是调整利益关系。
而要想改革成功我们就要认真考虑怎么让既得利益者平稳过渡，不至于让他们损害太大，从而逼迫他们跟我们拼得鱼死网破。那样的话对我们的个人也好，对国家也好，都会后患无穷。
我目前的思路主要有几个方面，你也可以参详参详。
首先，我们要对漕运的既得利益者进行内部分化。把其中一部分人拉到新的利益体系中来，变阻力为助力，这样一来一回之间力量倍增。
其次，要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进度。我们暂时不要去触碰漕运体系既得利益者的钱囊，而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让漕运和海运同时进行，这样的话就能够有效地减小阻力。
再次，培养扶持新的利益群体，以对抗旧有的既得利益者。我们要努力让新的利益群体在改革中大大获益，快速增长力量。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中间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推动他们去对抗既得利益群体。”
陶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我研究了古往今来的所有改革得出一个结论。
所有成功的改革者都是培育出新的稳固利益群体去对抗旧的利益群体，改革者只在新生力量幼小时保驾护航，等新的利益群体长大后就借力打力。如商鞅变法等就是如此。
而所有失败的改革都是改革家自己撸起袖子干，没有培养新的得益群体，最后难免人亡政息。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等就是前车之鉴。
我们既然要推动海运改革，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和智慧。
第三，迅速组织社会资源,搭建一个新的海运船队。提一个方案比较容易，难的是如何搭建新的海运船队迅速地执行到位。
只要我们成功地实现一次海运，那么对比漕运的利弊就能够让朝廷看到希望，从而争取到广大的中间派。
这几项工作是我们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分头行事。只要能够办好这件事，我们就能够在官员、士子、百姓之间树立巨大的威望，这对我们未来招揽人才、打造体系都极有帮助。耦耕，同舟共济吧。”
跟贺长龄谈完话后，陶澍亲临一线调查,到海关详细调查海上运费，并将船户中有经验和威望的长者召集起来，集思广益。“必须亲身查验,始能得其确实”（“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始出处）。
巡抚的请教让商人和船户们格外兴奋,他们对航海经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陶澍与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商量,安排幕僚认真做好记录，得到了一手资料：
第一，从上海到天津,海运顺风只需十多天,逆风也不超过一个月,失事率不超过百分之一。
第二，海上航行只有十、十一、十二这三个月因气候、风向和海汛不能运输。
经过多次的磋商，陶澍与海商们共同画出了商船详细的路线图，弄清了航行各种细节。于是，陶澍正式与商船老板协商雇船运米。
看到原本兴致勃勃的船老板们神色黯然，陶澍早就预料到他们的顾虑“担心帮官府做事要么白干要么刁难”。
于是，陶澍向他们出示皇帝谕旨,明确自己是朝廷的全权委托大臣，当场向他们发布拟好的告示:
一、漕粮运价高于普通货物,运费现场发放,不经官员、办事员之手。
二、船户只需装八成漕米,二成可由商户自行决定捎带商货,政府免税。
三、省府派出水师全程护送,无须顾及海盗侵扰。
四、每船都由省府备好损耗米,无须担忧亏损折扣。
五、运粮船只需到天津港口,由朝廷官员收兑,随到随卸。
为了杜绝官吏执行不力的问题，陶澍组织成立上海海运总局，由俞德渊、黄冕、关天培（后来成为爱国名将，民族英雄）等人负责。
明确所有海运人员分工，杜绝了漕运班子推诿拖拉、营私舞弊的习气。赏罚分明，一时之间士气大振。
由于措置得当，“商情颇形踊跃”。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初五，陶澍打响了海运的发令枪，上千艘沙船行水如梭般开往天津。到八月初，两个月之内160多万石漕米分两次全部安全运抵天津。
陶澍在《海运全案序》记载:本次共运漕米163万3千石，沿途损失800多石，不及全部运米的千分之一。正额则颗粒无损，自始至终不溺一人。本次海运速度是河运的几倍，节省银钱10多万两，米10多万石，省去向百姓征“浮收”一百多万两。
运粮神速，米质优良，多快好省，朝野震惊。陶澍推动的“漕粮海运”,成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次成功改革。从此，陶澍被道光皇帝被誉为“世之良臣”，能吏之名朝野称赞。
道光十年（1830年），陶澍加太子少保衔，署两江总督（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兼代理江苏、安徽、江西省委书记兼两江大军区司令），开始推动治理盐政。
（篇幅所限，留待后述）
下期导读：
陶澍是如何与林则徐达成共识，影响他成为大清名臣？他又是如何与魏源捋清思路构建“第一代铁三角”的最后一环？陶澍是如何培养胡林翼的经世致用之才，临终前又给了胡林翼怎样的嘱托使命？
请看下期文章《润物细无声，拉开湖南人崛起序幕的千古名臣陶澍（终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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