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卫灵公》中孔子曾言：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故，居高位者以德为先，有容乃大，处国事以务实为准，不以个人好恶论是非，定行止。
否则，祸不久矣！
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三月初九，高宗在都督张浚多番请求下移驾建康府。
因前期多次打败金齐联军，整个大宋朝堂抗金形势一片大好，上至文武百官，下至普通将士，个个慷慨激昂。特别是军中，北上伐齐（伪齐），收回故土的论调甚嚣尘上，一时间中兴之势似乎指日可待。
整个朝堂和军队之中，最为尴尬的人就要数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抚使刘光世了。
刘光世在此前多番战役中，带着他的五万军队，东躲西藏，左挪右闪，面对金军，一直避而不战。
而且他往往料敌在先，但凡能预判到敌军将往何处行军，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何处撤退，并在军中大放厥词，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跟众将士说此时的撤退是为了以后能更好的进攻，现在的软是为了将来的硬，要为高宗留下擎天保驾之人马云云。
但抗金形势好得大出他意料之外，以往金兵和伪齐进犯我大宋，我大宋军队都抵抗得极为吃力，当年金国四太子完颜宗弼（金兀术）到我大宋“搜山检海”，高宗甚至要乘船避入海中以求自保。
所以每次金齐联军军队撤退之后，刘光世虽然避战，但作为拥兵五万的统军重将，朝廷对他也还是只能以安抚为主，勉励他要知耻后勇。
他倒也是识时务之人，每次收到安抚诏书，都上奏一定尽力而为，好向朝廷负荆请罪。偶尔碰到伪齐较弱的军队，马上变得奋勇争先，露出一副恨不得马上为国杀敌立功的好男儿形象。
而且他所率五万人马之中，多以原来的溃兵、盗匪招安组成，士兵匪气极重，将领骄悍难制。
说句实话，他打战不行，在带人方面确实是有一手的，这些溃兵盗匪首领们在他面前，个个服服帖帖，毕恭毕敬，以他马首是瞻，惟命是从，这也是高宗一直没有罢免他这个逃跑将军的缘故。
可惜此时整个抗金形势不比从前了。
自从张浚任朝廷右相兼三军都督以来，主张大力抗金北伐，于各大军区协调军事，在韩世忠、张俊、岳飞努力配合下，打了好几次胜战，一时间北伐之声占据了朝堂主流。
作为屡次避战的淮西军区大帅，刘光世在朝堂上自然物议汹汹，都督张浚更多次上奏高宗，需在北伐之前，罢免刘光世，以儆效尤，警慑各大军区将帅。
高宗曾以此事询问于我，我一时间也打不定主意，只是回奏若无合适人选统领淮西五万人马前，不宜罢免刘光世。
但，朝堂第一逃跑将军的名号不是白得的，刘光世见势头不妙，且张浚多次在朝堂上说出不罢免他誓不罢休之言，再次施展自己最为得心应手的逃跑神功，以退为进，随高宗之后到达建康府，向高宗主动请求辞去淮西军区大帅军职，并献自己所管金谷一百万以助国用。
绍兴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高宗颁布诏书，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抚使刘光世少保、节度如故，改充万寿观使、奉朝请，封荣国公，不再领兵。
我常想，以看清形势，明哲保身而言，刘光世当为我大宋朝堂第一人，不仅身前尽享荣华富贵，死后还以忠义之士身份配享太庙，世称“中兴四将”之一，也算一生圆满。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验证。
刘光世卸任后，张浚将刘光世所部分为六军，并以岳飞拥兵过重，不好控制，且所提战略太过冒进为由，向高宗奏请将原定于调拨岳飞统领的淮西五万大军改由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高宗准奏。
张浚总算是报了岳飞当年于龟山不支持他北伐战略的一箭之仇。
此时我（秦桧）已执掌朝堂枢密院，同年正月，我派遣的何藓出使金国已返回大宋，在孙靖前期与完颜昌的接触下，顺利的带回了议和的消息，并带回徽宗已然去世的噩耗。
高宗与我闻讯后，痛哭了一场。伤心后，我奏请高宗，遣王伦出使金国，迎徽宗尸骨回大宋，重礼发丧。
我观朝堂之上主战之势已成主流，就将议和之事按下，偃旗息鼓，以不变应万变。
不曾想，变数真的出现了。
变数出现之时，我本有机会改变一切的。
但可能是当时的我正为和完颜昌谈判议和筹码之事而大伤脑筋，无暇他顾，又或者是我心底里潜意识希望整盘大局出现变数的原因吧，所以当讯息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忽略了此事。
一直到变数结束，尘埃落定之时，我和孙靖重新将整个事件复盘，才明白了当日密探探回刘光世在军中醉后说那句狠话的意思，那句“我就以五万虎狼之兵换你头顶官位”之言的真正用意。
那一刻，我才看清了刘光世温和外表下隐藏着的狰狞面孔——真不愧引而不发，一击必中之人，他以一种玉石俱焚而又全身而退的方式击败了如日中天的张浚。
永远不要小瞧那些可以什么都不干光笑着就能拿到好处的人，也许当他们拉下脸来时，警报已经无用，危险已然降临。
我大宋满朝文武，包括我在内，都小看了刘光世真正的带兵能力和他那颗需要保护但却被张浚践踏得粉碎的自尊心。
原来，可以带着淮西军区那五万匪气熏天的军队东挪西闪，打打反击，就已然是莫大的本事啦。
换作别人领军，别说挪了，连命都是要丢的阿！
而变数，是从岳飞开始的。
高宗于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一月见岳飞时，在听到岳飞誓师北伐，马革裹尸的上奏之后，龙心大悦，曾口头答应若罢免刘光世，将会把淮西五万大军调拨于岳飞统领，让他集中大宋优势兵力，北伐伪齐，收复河山。
但在我和张浚的劝说下，高宗放弃了岳飞颇为冒险的军事部署。
张浚更力劝高宗，不能将五万淮西大军调拨岳飞统领，以防岳飞兵马过多，无法防范。
高宗考虑再三，同意了张浚的意见，并下诏给岳飞言“淮西合军，颇有曲折。”表示无法将刘光世军拨与岳飞。
岳飞接到诏书后，想起几日前与张浚在军中商讨军事部署时张浚对其讥讽之言，知是张浚从中阻挠。
岳飞本就是心高气傲之人，本以为可以集合刘光世和自己麾下总计十万大军，挥师北伐，建不世奇功。
哪曾想被张浚从中做梗，还要受他侮辱，一时胸中积忿，向高宗上了一道请求罢免军职的奏章，其中写到“与宰相议不合，自行解职”。不等高宗批示，只向随行机密官黄纵略事交代后，就离开建康，回到庐山母墓旁守制去了。
这已是岳飞第二次自行解职了。
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初，在镇江府北伐军事战略部署会议上，岳飞与张浚在北伐战略上意见不同，被张浚狠批了一顿，
同年三月，年已古稀的岳母姚氏病逝。岳飞悲痛不已，目疾复发，上报朝廷自行解职，扶母灵柩至庐山安葬，并乞守制三年。
最后在朝廷再三催促之下，岳飞于同年七月才重回军中。自古守孝，是朝中大臣对父母应尽之责，不孝之人谈何忠义。所以上一次岳飞自行解职，高宗也不好说些什么。
但这一次，岳飞却以跟宰相意见不和再次自行解职，却是犯了朝堂大忌。刘光世刚被罢免，中兴四将只剩其三，值此北伐用人之际，身为中兴四将的岳飞再自行解职，就有要挟高宗的意思了。
岳飞回庐山的消息一传来，高宗勃然大怒，连夜宣我入宫奏对。
这一回，我选择了向高宗解释何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何为“去执念，顾大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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