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后妃--神宗郑贵妃

“土木堡之变”后的明朝慢慢走向衰落，接下来的几个皇帝也很平庸。宪宗成化皇帝、孝宗弘治皇帝、武宗正德皇帝、世宗嘉靖皇帝、穆宗隆庆皇帝、神宗万历皇帝几个皇帝中，除孝宗外，其他几个皇帝都乏善可陈。特别是到了万历年间，皇帝怠政，几十年不上朝，一心搜罗钱财；而大臣们在徇私结党，互相倾轧。明朝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一般认为，明朝末年的党争起源于万历朝，万历年间的党争则是起于国本之争。所谓“国本”，就是指储君的人选，立储君，定国本，这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而处在这场纷争漩涡中心的就是神宗的郑贵妃和他的儿子——福王郑贵妃像朱常洵。

　　明神宗十岁就即位，是整个明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长达四十八年。在万历年间初期，神宗年幼，张居正柄政。张居正是明代少有的权相、改革家，他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着力整顿吏治、推行一条鞭法、巩固边防，使本已奄奄一息的明王朝一度呈现出中兴的气象。万历十年，张居正一死，神宗开始亲政。神宗不仅懒，不上朝、不理政外，还十分贪财。按说整个天下都是皇帝一家一姓的财产，但神宗皇帝十分奇怪，他非要把钱财搜刮进宫，存在自己的小金库里，这样他才欢喜。神宗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四处搜刮民财。民怨最大的是派出矿监和税使，就是派出太监去开采金银等矿和去交通要道设关收税。这些矿监税使的唯一目标就是为皇帝敛财。神宗也知道矿监税使是天怒人怨，但在有生之年，自己实在舍不得这项财源。一次神宗病得不轻，自以为将离开人世。召来内阁首辅沈一贯，说：“朕病日笃矣，享国已久，何憾！矿税事，朕因殿工未竣，权宜采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万历皇后凤冠俱止勿行，所遣内监皆令还京。”明代政令的发出是由内阁先票拟，进呈给皇帝，皇帝同意之后，便由司礼监代为批红，再发还内阁去执行。沈一贯见神宗有意要废除矿税，大喜，当天便票拟好废除矿税的谕旨进呈，神宗看后同意，也在当晚就回复。但是第二天，神宗感到自己的病竟然要好了，十分后悔，马上派太监传令内阁，说矿税不能废。沈一贯不管，仍然要把昨晚的谕旨发下执行。太监叩头恳求，额头都快流出血。沈一贯终于把谕旨发还。当时人便讥笑沈一贯说：“只要你再坚持一会儿，把谕旨发下执行，百姓便可少受几年的苦了。”神宗国事处理得不好也便罢了，家事也弄得一团糟，对明王朝影响最大的就是那场纷纷扬扬争论数十年的“争国本”案。而这场纷争的中心就是郑贵妃母子。

　　郑贵妃，大兴人。万历初年进宫当差，因为受到皇帝的宠爱，慢慢从宫女升至贵妃。在万历十四年，郑贵妃生下皇子朱常洵，国本之争开始浮出水面。

　　神宗皇后王氏无子，因此按例应封皇长子为皇太子。郑贵妃所生下的皇子排行第三，皇长子早已出生，但神宗不喜欢，迟迟不肯立为太子。皇长子的生母是妃子王氏。王氏本是慈宁宫里的一个小宫女。一次，神宗来到慈宁宫，叫人端水让他洗手。王氏端水进去侍候，神宗一时高兴，便临幸了她，神宗过后也把这件事给忘了。后来王氏怀孕了，李太后追问此事，神宗矢口否认。李太后命人拿出内起居注。明朝有制度，皇帝私幸宫女，都由随侍的文书房宦官在内起居注上记录下来，以备以后查核。神宗看白纸黑字，无法抵赖，李太后又在旁边劝导说：“我老了，想早点抱孙子。如果能早点生下皇子，这也是祖宗有灵，社稷保佑。”神宗这才勉强封王氏为恭妃，同年八月，恭妃生下皇长子——朱常洛。

　　神宗不喜欢恭妃，也不喜欢朱常洛，而郑贵妃一直受到神宗的宠爱。郑贵妃生下朱常洵后，神宗又把她进封为皇贵妃。神宗还向郑贵妃立下誓言，以后会立朱常洵为太子。外廷见皇帝迟迟不立皇长子，而对郑贵妃又宠爱逾分，纷纷担心皇帝会舍长立幼，坏了祖宗的家法。因此诸大臣纷纷上书，要求早日确定皇长子朱常洛的地位。李太后也对神宗施加压力。一日，李太后故意问神宗：“外廷的大臣都说应该早立长哥）长哥，明宫是对皇太子的称呼），皇帝打算怎么办？”神宗说：“可惜常洛是都人）明宫中称宫人为都人）所生！”李太后大怒，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原来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神宗马上伏地请罪，无地自容。

　　虽然皇帝高高在上，但也不能为所欲为，神宗也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他心中又始终不想让自己所宠爱的郑贵妃失望。对于群臣早立皇太子的呼声，神宗只能采取拖延战术。他一会儿说，皇长子常洛还太小，等他再年长点再说；一会儿又说，祖宗的家法是立嫡不立长，常洛虽然是长子，但是庶出，皇后现在还年轻，以后还可能生子，那时该怎么办呢？群臣也知道神宗说的这些是托辞，但也没有办法，双方就这样僵持不下。而从中可以看出神宗对于郑贵妃一直是一往情深，为了她一人甘愿与满朝文武对抗。

　　明代女子饰物朱常洛身份迟迟未确定给朱常洛出阁读书、行冠礼、选婚等事造成很大的麻烦。因为作为亲王还是皇太子在这些事上规格和礼仪上都不一样，因此朱常洛到了十三岁还没有出阁读书。群臣还为这些事到文华门，集体上疏请愿，但神宗就是不让步。谁知这件拖了十几年的难题，竟因为神宗与郑贵妃的一次小小口角而解决了。

　　万历二十九年，神宗病了，时常晕迷，只有无子的王皇后在一边照顾。王皇后见神宗病得这么重，时常偷偷哭泣，而郑贵妃却不知正在图谋什么。神宗知道了很生气。神宗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又叫把朱常洛的玉碗拿来。以前家宴时，神宗曾赐给朱常洛、朱常洵各一个玉碗，朱常洛那个由郑贵妃代为收藏。而这时神宗叫郑贵妃拿出来时，郑贵妃说已经找不到了。神宗叫郑贵妃拿朱常洵的玉碗来，郑贵妃一下子就找了出来。神宗为此大为震怒，当晚就下了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的诏书。第二天，神宗又后悔了，下诏说太子改期再立。沈一贯碍于舆论，这次立场倒是坚定，说：“万死不敢奉诏！”因此，朱常洛终于被册立为皇太子。

　　当然关于国本的争论并没有因此结束，万历三十一年，又发生了“《续忧危竑议》妖书案”。当时围绕朝中大臣为了立储一事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以内阁首辅沈一贯为首的官吏，他们虽然口头上也赞同早立皇长子为太子，但也常常迎合帝意，想两面讨好。而另一派是以沈鲤为首的正直官员，他们立场坚定，言辞愤激。两派中又掺杂着复杂的切身利害关系，他们借着国本的争斗，常常利用匿名的印刷品来互相攻击对方。早在万历二十六年，京师里就流传着一篇《忧危竑议》，它是作为《闺范图说》的跋而出来。《闺范图说》，是山西按察史吕坤采编历代烈女事迹而成。这本书后来流传进了宫中，神宗皇帝特地把这本书赐给郑贵妃。郑贵妃嘱咐伯父郑承恩把这本书翻刻。当时有人匿名写了这本书的跋，题为“忧危竑议”，里面援引历代很多嫡庶废立的故事，攻击吕坤的这本书是为扶立郑贵妃的儿子为皇太子而大做宣传。这件事牵连到郑贵妃母子还有伯父郑承恩等人，郑贵妃到神宗面前哭诉，神宗雷霆大怒，既然查不出《忧危竑议》是谁写的，只能把账算到那些强烈要求立朱常洛为太子的官员身上，强硬派或被夺俸，或被贬职，或被流戍。

　　朱常洛虽然已经被立为太子，但是地位并不稳固，各种妖书案的出现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例如朱常洛做了太子后，恭妃本来应该母凭子贵，虽然不能像宣宗孙贵妃一样当上了皇后，但至少也应该进封为贵妃。但神宗好像是忘了这件事一样，对恭妃和朱常洛很冷淡。相反，对于郑贵妃母子，神宗是百般疼爱、万分迁就。如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之后，神宗在洛阳为他建造的王府用银二十八万两，十倍于常制。亲王受封后，应该马上到封地，而且不能进京。郑贵妃受不了母子分离的苦，坚持不让福王去洛阳就藩。神宗对此也十分迁就，对朝廷的大臣们说：“等拨给福王的庄田四万顷凑足，再让福王就藩。”以前亲王就藩，除岁禄外，量给草场牧地，或者是废壤河滩，最多也不过数千顷。神宗为宠爱福王，一开口就要四万顷良田，这不知要筹措到何年何月？群臣哗然。后来神宗又借口让福王留下来给李太后祝七十大寿，等祝完寿明年再走。李太后对神宗过分宠爱郑贵妃母子也很不满，对郑贵妃说：“连福王都可以留下来为我祝寿，我那封在卫辉的儿子潞王能进京吗？”郑贵妃听了，才不敢再留福王。万历四十二年，福王正式离开京城到洛阳，这场沸沸扬扬闹了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终于告一段落。

　　明花梨木嵌螺钿花鸟盒可是事情并没完结。万历四十三年，发生了著名的“梃击案”。当时朝廷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都说郑贵妃想谋立福王。郑贵妃向神宗哭诉，神宗说：“外面的谣言很难根除，要去求太子。”在贵妃的恳求下，太子朱常洛和神宗一起召见群臣。两人在群臣面前表现得父慈子爱，十分和睦。神宗板着脸对群臣说：“太子仁孝，朕一向十分疼爱，况且福王现在远在千里之外，我怎么可能更立福王呢？你们不会轻信外边的传言。”朱常洛也学着父亲的腔调说：“我们父子是何等亲爱，而你们如此议论纷纷，是自己想做一个不忠的臣子，而让我做一个不孝的儿子吗？”至此，国本的纷争才真正落下帷幕。而郑贵妃从此隐居宫中，直到崇祯三年过世，而在崇祯十四年，闯王的大军攻下洛阳，她那养得肥肥胖胖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享福也终于到了尽头，被做成肉糜，被恨他入骨的百姓哄抢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