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位于今重庆市合川区城东北嘉陵江南岸的钓鱼山上，山顶有一突兀巨石，传说古时有一巨神于此钓嘉陵江中之鱼，以解一方百姓饥馑，故得名钓鱼山。此山海拔 391 米，东西长2040 米，南北宽 946 米，周围多为断裂式的悬崖。钓鱼山东北方向为渠江、北面为嘉陵江，西北方向为涪江，嘉陵江自北向南而流与自东北向西南方向而流的渠江在钓鱼山北面汇流，延钓鱼山西北面继续向西南方向而流，在钓鱼山西面与涪江汇流而转向东南在重庆汇入长江（川江），从而使钓鱼山所在之地北、西、南三面临江，形成一个鹰勾似的钳形半岛。这个三江合流的地理位置，使得钓鱼山西与涪江遂宁府相接，北与嘉陵江顺庆府相连，东与渠江广安军比邻，南与嘉陵江下游重镇重庆相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钓鱼城遗址
钓鱼城是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修筑的一座山城。每逢历史上蜀乱时，四川军民纷纷聚居到地形险峻的山寨上去，耕战结合，以图自保避兵祸，有时州郡也随之迁往山上，但山寨上毕竟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因此，虽然战时百姓或官府上山避乱，一旦兵祸弥清、恢复和平后，他们又纷纷迁回平时的住处。有时虽然没有外敌入侵，但内部流民起事或民变时，这些造反的群体也纷纷据山为王、对抗官府。因此，只有当边患不可抗御、外部威胁异常严重的情况下，官府才会认为山寨不是威胁他们安全而是保障他们生存的基地。早在1240年，当时的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已意识到成都残破，难以据守，故苦心经营重庆城的城防设施，使重庆城作为“西蜀之根本”，并下令郡县百姓择取险要之处避乱保命，太尉甘闰单纯地认为钓鱼山的形势险峻，可以据守，于是筑城。“北兵益炽，彭大雅奉命入蜀，令郡县图险保民，太尉甘闰至州观此山形势可以据守，故城之。”此次修筑只是地方官员的组织避战行为。这时的钓鱼城尚且是一个躲避蒙古抄掠的据点。
钓鱼城城墙
到了1242年，余玠来到了重庆，担当起收拾四川残局的责任。余玠字义夫，湖北人，从一个穷读书人做到方面大员。他在淮东提刑任上，曾领兵击退围攻安丰（今安徽寿县）的蒙古军。他受任入蜀的时候，很有雄心壮志，不仅要保全四川东部的半壁江山，而且作了用十年工夫收复全蜀的打算。要攻必先能守，余玠在重庆就任制置使后，就采纳播州（治所在今贵州桐梓南）冉氏兄弟冉琎、冉璞“蜀口形势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於十万师远矣”的建议后，移合州治所于钓鱼山上，是年，城成，即今城之基址。其城依山势扩筑城墙，自始关门到江岸修建水师码头，小东门至江岸建南一字城，横城墙上接护国门，向东延伸过飞檐洞，依悬崖筑城垣，经由新东门，过皇洞折向北依次青华门、出奇门，又直下江北岸筑北一字城，又折向北沿白鹤庵后悬崖筑城墙，其间有奇胜门、水洞门，直沿其斜坡岩壁转向镇西门过薄刀岭，接始关门和小东门。此次筑城是正式规模化筑城，它奠定了后来历次修整钓鱼城的基础。
随后，余玠将修筑钓鱼城的经验推而广之，逐渐在以重庆为中心，在嘉陵江、渠江、东起夔门、西至嘉定的长江上游沿岸以及五条南北走向的沱江、岷江、涪江、嘉陵江、渠江沿岸修筑了 20 余处山地城池，把沿江的府、州、军、县城治迁到上面去，各山城之间相互声援，“如臂使指，气势联络”，构成了一个制止蒙古军铁骑冲突的完整山城防御体系。
这个山城防御体系以渠江、涪江、嘉陵江沿岸山城为前沿线、西起嘉定东至夔门的长江干流沿岸山城为后防线的体系格局。在整个防御体系中，有四座城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宋人称为“四舆”，分别是川东的重庆、钓鱼、白帝城，川西南的嘉定城（今四川乐山）。作为宋军山城防御体系中重要的节点之一，钓鱼城不仅是前沿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是前沿线连接后防线的关键位置，其嘉陵江下流便是重庆城，其与重庆联合即可有效地控制内外江，故而号称“巴蜀要津”。与作为 “蔽吴之根本” 的夔门， “镇西之根本”的嘉定三城鼎立，东西呼应，共同拱卫重庆，确保重庆成为“保蜀之根本”。
余玠十年收复全蜀的打算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他终究把川局稳定下来了，所谓“边庭宁肃，人赖以安”。1252年（宋理宗淳佑十二年，蒙哥汗二年)，蒙古军进攻嘉定城，被他击退，可见他在防御上是有成效的。然而南宋朝廷内部却出现了种种流言蜚语。第二年，他在接到召回临安的命令后，突然去世。他是愤恨病死的呢?是自杀呢?还是遭人谋害的呢？这是无法回答的问题。总之他是被迫害而死的，连享年多少，史书上也没有记载。
余玠虽然死了，但他造的山城，仍在四川广大将士抗击蒙古军的战斗中，继续发挥作用。余玠离任和逝世后，四川军民继承其遗志，继续修筑山城，这一时期修的山城约有20余座，不仅数量与余玠任内修筑的山城数量相当，而且防御范围从长江以北扩展到了长江以南，山城防御体系更加完备。其中，由王坚扼守的合州钓鱼城，尤为功勋卓著。王坚的年龄籍贯都不传于世，我们只知道在余玠入蜀之前，他已经在蜀中做将宫，后来跟余玠立有战功。宋理宗宝佑二年(蒙古蒙哥汗四年、1254年)，任合州知州，打退了蒙古军的进攻，在以后的几年中，他继续加固防务，征属合州的石照、铜梁、巴川、汉初、赤水五县之民，共计十七万人，再次完缮钓鱼城。增筑后的钓鱼城“城高二十仞，城之门有八：曰护国、青华、镇西、新东、出奇、小东、始关。其山脚周回四十余里。峰顶有寺，曰护国，堂殿廊庑百有余间”。自此，南宋终于将钓鱼城建成了难攻不落的山城锁匙。
历代钓鱼城营建者充分利用了钓鱼山的山形地貌，建造了钓鱼城外、中、内三重城池，加大了防御纵深，可以根据战时形势需要实施弹性防御。钓鱼城正处于钳形半岛中心的钓鱼山上，延钓鱼山悬崖筑墙而成城。城内陆势东北和西南较高而西北和东南稍低，山丘林立，台地层叠。外城是钓鱼城核心防线的第一层，利用宽阔的嘉陵江和沿江堤防作屏障，并在钓鱼山南北修建从山上直到江边的横城墙——一字城，将东城半岛封闭起来，以防止敌方步骑沿江突入东城半岛，保障外城内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中城是钓鱼城核心防线的第二层，围绕钓鱼山顶修筑环顶城墙，使之成为钓鱼城的主城。中城城墙依山就势，充分顺应地形高差，利用天然山崖峭壁，在局部地形平缓地带修筑相对高差达20-30米的险墙，环顶城墙设城门8座，皆开辟在城上箭簇炮石交叉攻击范围的险峻处。城墙上铺设有宽大的马道，马道与城中道路连接，构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守御方通过交通路网迅速机动兵力至危险地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钓鱼城的营建者利用山顶的天然沟壑，将中城分划为若干防御区域，即使攻城方突破中城一处，也难以扩张突破，会受阻于内城之前。内城是钓鱼城核心防线的第三层，营建者利用钓鱼山顶的最后一级台地的陡峭山壁，西、北和南三面直接以天然陡岩为墙，东部以人工砌筑的城墙为主，形成了山顶坚固的防御堡垒和指挥中心。
钓鱼城依山为垒，宛如金城汤池，不但有构筑在陡峭山岩上的内外防线，还有纵向延伸的水军码头，以暗道出口、一字城墙相连接的给养补给通道，和天池泉井、水洞门为代表的给排水系统。在钓鱼城里两级台地上，又拥有耕地千亩，14口大小天池，92眼水井，其中被称为大天池的水源，又称范家堰，位于城西奇胜门内。明万历《合州志卷一·钓鱼城记》载:“西门之内，因沟为池，周围五百余步，名曰`天池'，泉水汪洋，旱亦不涸，池中鱼鳖可棹舟举网。”这就避免了古代战争中死守街亭而守死的悲剧。钓鱼城为了长期守备的需要，将城内设施按军事、行政和住宅区的功能相结合而布局。钓鱼城完工后，余玠将石照（合川）县衙和兴戎司驻地迁于城内，护国寺后最高地建为帅府，西北面及中部则建为军营及驻地，令军政合一，统一调配。城内平地多为住宅区。“城中之民，春则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收粮运薪，以战以守。厥后秦、巩、利、沔之民，皆避兵至此，人物愈繁，兵精食足，兼获池地之利，遂使钓鱼城成为兵精食足的坚固堡垒。秦、巩、利、沔各州的难民，兴戎司的兵力，合川旧有民众以及周围避乱百姓，聚集在钓鱼城，使之愈加繁荣。这种以山为城，以河为池，有地可耕，有水可用，有民可依，有兵可战的城市规划，实在是古代军事城市规划的杰出作品。
钓鱼城模型
这样的坚城不能不让蒙古军队里的一些有识之士忌惮。1259年二月，蒙哥汗所率中军进驻重贵山（今地不详）北，欢度新年，并召开前线军事会议，商讨进一步伐宋的军事方略。在会议上，有人提出川中迟早暑热，建议退兵，这自然大不合蒙古心意。但宁夏人术速忽里进言，“蜀地岩险，重庆、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筑之城，依险为固。今顿兵坚城之下，未见其利”，建议在二城之间修筑蒙军城寨，选锐卒五万与成都蒙军配合，牵制南宋援兵。转战川东战场，大开夔门，拿下荆楚，再返回攻打重庆、合川；“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从当时形势看，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转移。但是蒙古及众将领都认为“攻城则功在顷刻”，反而认为术速忽里的言论迂腐，未能采纳。蒙哥汗遂派宋降将晋国宝劝王坚降于蒙古，结果被王坚拒绝。晋国宝在归至峡口时，又被王坚派人捉了回去，并押至钓鱼城阅武场处决(1259 年正月初四)。这一事件，更促使刚愎自用的蒙哥下决心用武力征服钓鱼城，以扫除其进军的障碍。
南宋开庆元年（蒙哥汗九年，1259年）春正月，蒙哥汗亲率大军进至重庆北大门合州钓鱼城外。他先令蒙军对城郊进行攻击，“俘男女八万”，随后渡鸡爪滩直攻钓鱼城，扎御营于钓鱼城东面的石子山。“督诸军战城下”。钓鱼城守臣王坚亦“率兵来战”，双方展开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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