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外交与边防 “燕王扫北”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达攻入元大都,元顺帝携后妃、太子仓皇逃亡上都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朱元璋遂改大都为北平府。

　　元顺帝在上都没呆多久，就又被明将常遇春赶出了上都，逃亡应昌（今辽宁克什克腾旗）。回忆起逝去的荣华富贵，元顺帝不禁潸然泪下，作诗以排遣心中的忧郁：“失我大都兮，冬无宁处。失我上都兮，夏无以逭暑。惟予狂惑兮，招此大悔。”元顺帝自然不甘心于失去的天堂，遂不断积蓄力量，伺机向明朝统治地区反扑。明朝初年，为了进一步统一蒙古地区，明王朝多次北伐蒙古。

　　明代骑马武士俑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远征沙漠。四月，明军在沈儿峪口大败元将王保保，生擒元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等千余人，消灭元将士8万余人，缴获马匹4800余匹。这次北征，迫使元朝残余势力进一步北撤，稳定了北方边界。

　　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再次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与李文忠、冯胜兵分三路，各率骑兵5万，征伐蒙古。徐达领中路，李文忠领东路，冯胜领西路。结果，虽然东西两路小有斩获，迫使蒙军再次后退，但明军也损失惨重：明将曹良臣、周显、常荣等战死疆场；作为主力的中路军战死数万人。这一役，使朱元璋意识到，蒙古之兵力难以短期内平定,就改变了策略，以防御为主，从第二年开始，命徐达、李文忠赴山西、北平练兵备战。

　　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再加上看到元将王保保已经去世，朱元璋又起了伐蒙的念头。洪武二十年（1387年）九月，朱元璋命蓝玉为征虏大将军，率兵“肃清沙漠”。由于明军准备充分，此役大获全胜。杀元大尉蛮子，元主脱古思帖木儿逃跑，俘获将相官校3000余人，军士7万余人，马匹4万余匹，牛羊10万头。元主脱古思帖木儿逃跑途中，被部将缢杀。蒙古势力遭到沉重打击，日益衰微。1402年，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大部。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六月，朱元璋去世。临终前，仍担心残元为害明边，一再叮嘱朱棣要审时度势，彻底消除蒙古的威胁。

　　明成祖即位之后，继承了明成祖远征漠北路线图朱元璋对蒙古的政策,一面与之修好，封蒙古部落酋长为王，赐予金银、布帛、粮食等物品，以求安定边境，稳固政权，恢复经济。但蒙古贵族企图恢复元朝的统治，一面称臣纳贡，一面又不断南下袭扰。

　　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派遣使臣郭骥去鞑靼，结果被杀，这个事件成了战争的导火线。朱棣忍无可忍，遂决心征讨鞑靼。七月，明成祖命令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精骑10万出征鞑靼。结果，全军覆灭,五将军全部战死。消息传至朝廷，朱棣大为恼怒。为了消除边患，决计御驾亲征。永乐八年（1410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五次御驾亲征漠北蒙古诸部，其气魄为历代帝王所罕见。

　　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朱棣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并调用武刚车3万辆，运粮20万石，随军队行动。鞑靼部首领本雅失里听说明军大举进攻，尽弃辎重孳畜，仅率七骑西逃瓦剌部。朱棣亲率精骑直冲敌阵，杀敌无数，胜利还师。鞑靼部经过这次打击，向明朝称臣，每年向明朝进贡马匹。鞑靼部太师阿鲁台接受明朝给他的封号。

　　鞑靼败后，瓦剌部又逐渐强盛起来。瓦剌首领仗恃势强，出兵袭杀了鞑靼首领本雅失里，并一再声称要进攻鞑靼。阿鲁台多次请求明成祖出兵攻打瓦剌，为其故主本雅失里报仇。

　　朱棣为了满足鞑靼部的请求，也为了明朝边境的安宁，决定亲率30万大军征讨瓦剌部。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车驾由京师出发，四月，师至兴和（今河北张北），举行大规模阅兵式。此役，朱棣部署精当，亲自冲锋陷阵,大败瓦剌军。瓦剌部受此重创，此后多年不敢进犯明边。

　　鞑靼部在明朝帮助下打败瓦剌后，经过数年的恢复，势力日渐强盛起来。阿鲁台改变了对明的依附政策，重新反叛明朝,朱棣决意第三次亲征。大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二月，朱棣令调用驴34万匹，车17万多辆，挽车夫23万多人，共运载粮食37万石，随大军出征。阿鲁台听说朱棣亲征，连夜逃走。回师途中，朱棣大败阿鲁台之羽翼兀良哈部,九月初，班师回朝。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鞑靼首领阿鲁台以为明朝放松了警惕，不会出征，决意率众袭扰明朝边境。朱棣听说阿鲁台又来侵犯，决定再次亲征。九月上旬，阿鲁台部众阿失帖木儿降附。十月，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众来降,朱棣立即封其为忠勇王，赐名金忠。十一月班师回京。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鞑靼阿鲁台出兵扰袭大同等地，朱棣决定第五次亲征。忠勇王金忠自降明后，屡次请求率兵攻击阿鲁台。这次，朱棣批准了他的请求。四月，师出北京北上，进军途中，阿鲁台逃跑,明军分兵搜抄未见踪影。朱棣遂下令班师。七月，回师至榆木川（今内蒙古林西北），十八日朱棣病死军中,终年65岁。

　　明成祖五次亲征蒙古，都没能真正同蒙古主力决战，耗费巨大而收效甚微。但从客观效果上说，有效地打击了蒙古贵族势力的侵扰破坏，保障了明朝边境各民族的安宁，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