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河西乱局
1、归义后事
（3）、“竖牛作孽”
发生在大顺元年（公元890年）的沙州骤乱，直接导致张淮深一家举室埙毙。对于这一重大事件，一直都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学者们见仁见智,聚讼纷纭,至今仍莫衷一是。其原因并不仅限于张淮深死的扑朔迷离，还因为这件血案，代表着张氏归义军转向衰弱的转折点。
对于此案学界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一、作乱者为索勋。索勋为张议潮的女婿，“因此变生肘腋，张淮深猝不及防，举室埙毙，索勋既杀淮深兄弟，遂自立为节度”。
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唐廷正式承认索勋为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后张议潮第十四女(即李明振之妻)借助河西李氏的势力诛杀索勋，“赖太保神灵，辜恩剿毙，重光嗣子，再整遗孙”。拥立议潮之孙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之柞，因而复振。
观点二、作乱者为索勋，但只杀了张淮深夫妇和他的六个儿子。
“淮深卒，弟淮囗嗣，淮囗卒，托孤议潮婿瓜州刺史索勋。勋乃自为节度。”这段碑文中缺失的两个关键字，有学者考证其为淮鼎，也就是张议潮的儿子。
观点三、作乱者为张淮鼎，此事与索勋和河西李氏无关。
张淮鼎死后，索勋接任，再后张承奉接任。
观点四、有学者考证出，沙州事变中张淮深并未“举室埙毙”。
张淮深除了和他一起殒命的六个儿子以外，还有两个庶子，正是这两个庶子发动这次事变。
观点五、还有学者根据《张淮深墓志铭》中“竖牛作孽，君主见欺，殒不以道，天胡鉴知”的记述，认为沙州之变与张氏家族内部无关。
是因为淮深曾参与“朱玫之乱”，致禧宗逃凤翔、兴元，因而被唐王朝赐死，或直接派兵镇压杀死。或者假手其它方镇势力、军事集团，或者张淮深部下的叛逆者杀死。
对于以上种种假设，我们试着来分析一下。先来说说被唐王朝赐死，或直接派兵镇压杀死这种假设。
唐僖宗时期的“田(令孜)朱(玫)李(昌符)之乱”，发生在关中地区，导致唐僖宗第二次出奔长安，在凤翔和兴元（今汉中）间奔逃。
我们知道僖宗晚期，河西东段的凉、甘、肃三州，已经分别被温末和回鹘控制，沙州的使臣都曾因为凉州事乱而受阻数年。这种情况下，我实在看不出归义军参与这场远在关中的动乱，会有什么利益。
要知道，归义军虽然名义上归属唐朝管辖，节度使也由唐朝任命，但这基本上就是在表明唐朝子民的身份，借此在河西民族混居的时代，凝聚周边唐族的人心。参与远在关中的动乱，莫非能够让归义军节度更上层楼成为皇帝？虽然归义军后期张承奉时代，确实自立为“西汉金山国”，自称“白衣天子”。但在张淮深、张淮鼎、索勋的时代，还没人敢动这种心思。
其次，晚唐时期皇权旁落，对于封疆节度根本没有什么控制力。想赐死一个节度使，如果没有大兵压境，这几乎就是痴人说梦。但在这时期敦煌的文献中，没有任何有关军事行动的记载。
另外，沙州归义军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军事集团，这点从其节度使一直在张氏家族、曹氏家族中传承就能看出端倪。如果皇帝真有一封诏书就能赐死节度的权威，干脆换个人干不就得了，还用得着节度使在张氏家族内部代际传续吗？
再说了，如果真是唐庭赐死张淮深，又何必祸及家人？如果是灭族之罪，那又没灭干净，张淮鼎、索勋以及河西李氏都是姻亲关系却安然无恙。索勋还有能力保护张淮深的女儿，这都是这种假设没法解释的地方。
这种猜测的来源，大概是受了《张淮深墓志铭》中“君主见欺”，这句话的影响，但这句之前有“竖牛作孽”，却没法加以解释，我个人认为这种猜测很难成立。
“二庶子杀父自立”的观点也有很多疑点，如果真是庶子杀父的话，事后二子并未能自立成功，而是张淮鼎或者索勋成为了归义军节度。
那么为张淮深一家收殓并撰写墓志铭的张景球何不秉笔直书，痛加讨伐，而是用了“竖牛作孽”这种极其含混的典故加以叙述？
我们在这要说一下“竖牛作孽”这个典故的由来，首先“竖牛”是一人名，并不是有人认为的是“竖子”，也就是小人的意思。此名最早见《左传·昭公四年传》，他是鲁国大夫叔孙豹的非婚之子。叔孙豹去齐国后，娶於国氏，又生二子。竖牛成人后，投奔其父叔孙豹，因才出众而被委以重任。但他使用阴谋手段陷害两位兄弟而致死，又饿死其父而乱叔孙氏。所以“竖牛作孽”这一典故，应暗指不肖之子造作事端，残害兄弟、祸乱家室。
如果真的是张淮深的两个竖子延兴、延嗣作乱，确实能够和这一典故的用意相合。但策动了如此惊天的大事，杀了张淮深全家，又让沙州的张氏、李氏等大族闭口无言，最后他们却没有成为归义军的重要人物，这恐怕有点难以解释了吧。
基本排除了以上两种解释，剩下的就只有张淮鼎和索勋二人了。这两个人可以认为是件血案的直接受益者，符合我们常说的，如果不能判定某个历史事件的始作俑者，那么就分析谁是受益者这一原则。而且可以确定，此二人都具备发动这一事变的能力。张淮鼎自然不用怀疑，根正苗红的张议潮嫡子，借着老爸的威望在归义军中，自然是一言九鼎的人物。
而沙州索家也不是无名之辈，索勋祖、父都曾在吐蕃统治时期，担任过沙州都督、长史之职，地位威望甚高。并且索崇恩家族与张议潮、都部落使阎英达等有着密切的姻亲关系。索琪之母阎氏乃阎英达之姑，索勋本人是张议潮的女婿。索勋虽然没有张淮鼎那种光环加持，但显然其家族势力在沙州也不容小觑。
不过张议潮在沙州主政之时，当然不会对治下的宗族势力威胁无动于衷。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除了加强与各大宗族之间的姻亲联系之外，对于各个宗族势力的平衡是下过一番功夫的，沙州李氏、索氏、阎氏等豪门中的权利基本处于互相制衡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索家想要诛杀张淮深夺其帅位，如果没有李氏家族的支持恐怕独木难支。但在其后，李氏家族诛杀索勋，复立张朝奉为节度的作为来看，李氏家族似乎实行的将张氏奉为共主，而在私下攫取权利的路线。那么联合索勋诛杀张淮深并不符合李氏的利益，目前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李氏参与了此事。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索勋只是张氏家族的姻亲，并不适合“竖牛作孽”的典故。而且张淮深死后，索家收留了他的女儿并将其聘入家门。
几乎排除了所有参赛选手后，剩下的就只有张淮鼎一人了。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敦煌刻石中残缺的“淮深卒，弟淮囗嗣”已被学者考证为“弟淮鼎嗣”。因为张议潭只有一子，就是张淮深，那么称其为弟，而不是族弟的就只有张淮鼎了。
而且他具备其他所有人都不具备的要点，首先就是父荫，张议潮在归义军中巨大的人望，使他天然的能够得到军中将士的认可，古代人是非常重视所谓正统之别的，在很多人心中张淮鼎才是归义军正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能给张淮深造成巨大压力，使其不断遣使唐庭求取节杖，希望用朝廷认可的节杖来对抗他的正统之望。也只有背靠着张淮鼎这棵大树，沙州使节才可能在唐朝四宰相、两军容长官面前，有恃无恐地指责张淮深。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张淮深也不敢把张淮鼎怎样。如果说索氏能有如此能量，我是不信的。即便是索氏与李氏联手，也不见得能够对沙州张氏产生如此大的威胁。
其次，张淮深和张淮鼎是两兄弟，这也符合“竖牛作孽”之意。而且张淮鼎续位了归义军节度，才导致张景球在《张淮深墓志铭》中将此事说的如此隐晦，而下一句“君主见欺”之意，恐怕是指张淮深苦求归义军节杖而不得之事了。
再者，也只有这种兄弟阋墙之争，才能让索氏、李氏等大族作壁上观，无法插足。也使事件后，索氏收留张淮深之女，并聘入家门，显得比较可以理解。
以上的论断都是推测，目前破碎的史料，无法给我们提供一个准确的结论。如果我们推测的是准确的话，那这个事件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从最初张议潭让位于弟，入朝为质立约。议潭去世后，张议潮子嗣年幼，不情愿的传位于张淮深。张淮鼎成年后，谋杀淮深夺其帅位。两代兄弟之间从谦恭让权开始，到立约为誓，再到图穷匕见。这几乎就是北宋初年“烛影斧声”和“金匮之盟”两大疑案的沙州版。如果说别人杀死张淮深夺取帅位可称“可叹”的话，那么张淮鼎杀兄上位就只能称为“可怜”了。
唐昭宗大顺元年（公元890年）发生的沙洲事变，不但造成了张淮深夫妇及其六子同日殒命。随后张淮鼎执掌归义军，张议潮纵系在失去归义军领导权二十多年后，得以重新掌权。但这并没有给沙州政局带来稳定，其后数年沙州政局变乱迭起。直到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才趋于稳定。这段动荡的岁月，给归义军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得回鹘势力有机可乘，逐渐对沙州的归义军形成压迫之势。
在敦煌资料中，对于张淮鼎的记述少得可怜，而且极度破碎。使得我们对于他的面目几乎难以分辨，这和其父、兄的情况产生了鲜明的反差，直到现在也几乎没有人系统的研究过其人、其事。
我们只能隐约的知道，自大顺元年他执掌归义军政权，短短两年便因病去世。而且，似乎他在位期间也没有得到唐庭授予的节杖，这从他在文献中一直自称沙州刺史归义军留后，可是初见端倪。
沙州之变导致归义军实力严重受损，屋漏偏逢连夜雨，张淮鼎又早早故去，这导致归义军首领之位再起波澜。在河西风云变幻之际，归义军还能支持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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