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细节解密》之七夕节在水浒传中的迷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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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细节解密》系列正在继续，感谢各位读者老爷的支持！本期第六十回！

最近的水浒细节解密，咱们都在介绍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涉及的宋代有的没的各类官职，也就是水浒中的白道、官道。不过，今天是8月17日，也就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古代传统中的女儿节、也算半个情人节，因此大锤这边临时插播一期水浒传与七夕节之间的恩怨情仇，也恭祝咱们大锤说史的读者听友们，有情侣的没情侣的都别着急，只要是咱们莫负好光阴，欢度七夕节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此大锤也恭祝列位读者听友，七夕节快乐。本期七夕节的内容插播之后，咱们接下来的水浒细节解密，还会继续讲述《水浒传》的黑白道。

《水浒传》对七夕节的记录是相当不友善的，但是也并不是没有。这就是在石秀杨雄杀淫妇潘巧云的章回故事中，书中在介绍病关索杨雄的老婆潘巧云出场时，这样写道：“布起处，走出那个妇人来。原来那妇人是七月七日生的，因此，小字唤做巧云。”

这一段描述也透露了宋代的一项七夕民俗，这就是借七夕的名字来给女孩子起名字。这也说明，在宋代，七夕节在民间非常普及，普及到什么程度呢，那时候的人们，常常对那些七夕出生的女孩子（比如襁褓状态的潘巧云），用七夕的流行活动之一的“乞巧”，取做女孩子的名字。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水浒传中不只是潘巧云，还有后来给神医安道全戴绿帽子的妓女李巧奴，她们的名字，可能都源自于七夕节在宋代的历史烙印。

乞巧作为七夕节的主打内容，出现的时间非常早，大约可以直接追溯到七夕节起源的时代，也就是西汉王朝汉武帝的时代。被推测于汉晋时期成书的《西京杂记》一书记载说，汉朝时候宫女就有在七月初七穿七孔针于开襟楼的习俗。这就是七月初七女儿乞巧风俗的雏形。

到了南北朝时期，那时候成书的《荆楚岁时记》说，那时候的妇女已经普遍在七夕夜结彩缕、穿七孔针，并且在自家院子里摆设瓜果，向天祈求获得针线技艺上的“巧手”，而且如果摆设在院子里的瓜果上面有蜘蛛结网，就被认为是“乞巧”成功了，织女已经听到了，会很快实现她们的愿望。

到了唐代，七夕节乞巧之风广泛流行，而且参与的妇女人群更多了。比如中唐的诗人权德舆就写过一首诗叫做《七夕见与诸孙题乞巧文》，里面就提到，家里未出嫁的少女和已婚配的妇女都会参加七夕节的乞巧活动，大家齐聚一堂吵吵嚷嚷，都在盼望着自己的乞巧活动能够获得吉祥的预兆。

到了《水浒传》所描述的宋代，乞巧活动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在民间也得到了极大的普及。学者们推测，《水浒传》成书时曾参考过南宋的《梦粱录》一书，该书在描述当时民众欢度七夕节时曾经写道：“倾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着新衣”。

这种民间的七夕乞巧习俗，并没有随着北宋灭亡于金、南宋灭亡于元而中断，相反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金朝的文献中，出现了女儿家在七夕节前夕用金盒种植五类种子（比如小麦、绿豆、豌豆之类），然后在七夕节乞巧时根据种子生根发芽的具体情况，来占卜预测自己的乞巧结果。元代散曲中也有不少关于七夕节女儿家乞巧的细节描写，包括瓜果拜月、彩衣拜礼、管乐齐奏等等。

可以这样说，截至《水浒传》成书之前，我国民间的乞巧习俗是非常普遍的，而且也有很多的文献资料。如果施耐庵写作《水浒传》时想细致描写七夕节种种，他都能有充分的弹药写出来的。事实上施耐庵在写作《水浒传》元宵节风俗的时候，对宋元风俗的描写是极为精准而且细节出众的，他有这样的笔力。

但是，《水浒传》偏偏就是轻轻掠过两笔描写了对宋元时期社会影响巨大的七夕节，而且即便是这轻轻两笔，安排的也还是潘巧云和李巧云这两个淫妇。可以说，这也代表了《水浒传》对七夕节的基本态度。

有人认为，《水浒传》对七夕节的这种冷处理手法，是因为七夕节涉及古代儿女爱情，爱情这种主题，对以英雄侠义真性情、儿女情长是祸水为主题的水浒好汉来说，是天生的敌人，因此要对七夕节淡化处理。

但是实际上，七夕节在古代只相当于半个情人节，宋元时期的七夕节，它的主力过节人群是家里的妇女和儿童，基本不会出现妇女跑上大街与情郎相会的情节，因此只能说七夕节是半个情人节。

中国古代真正的情人节实际是正月十五元宵节，那一天是青年男女在灯会上大面积相会定情的日子，《水浒传》为了描写好汉们对太平盛世的巨大破坏力，多次描写好汉们在元宵节大闹市镇的情节，不仅没有因为元宵节的古代情人节身份而避讳不谈，反而是大写特写元宵节日的繁华，以此突出太平地瞬间翻做瓦砾场的凄惶。

实际上，《水浒传》对七夕节的冷处理，更多源自于七夕节的乞巧本质——它是真正的古代女儿节，而古代情人节的元宵节实际是男女共同的节日，有男儿参与的节日反而没事，遭殃的只能是七夕节这种女性专属节日。

《水浒传》被自身的男女世界观所局限，对妇女的独立属性不是那么友好，而这种完全意义上的女性节日对于《水浒传》来说，一旦大幅度描写，就会伤害其男性英雄侠义的主题。这才是施耐庵对七夕节冷处理的关键原因。

而且即便是在古代，七夕节的乞巧活动，名义上是乞求自身女织技艺的进步，这个是符合封建社会的男女纲常的，但实际上乞巧活动还隐含着女儿家对爱情的向往、对自身幸福的渴望，这个属于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施耐庵把乞巧之名给了书中两个淫妇，估计这也是对当时这种潜规则的反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