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晚期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的创建与四川抗蒙战争（1）

导言：

自曹友闻、和彦威战死后，四川四路之蜀口利州路彻底沦陷，而且其他三路也被剽掠一空。南宋的四川战区成为了三大战区中最危险的地方，四川其余三路一旦也沦陷，那么蒙古军极有可能效西晋灭吴一样顺江而下，那么南宋就极为危险了。所以在宋蒙战争第一阶段后，南宋防务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重整四川防务。在朝野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后，决议以在两淮战事中表现出色的余玠出任四川制置使。余玠在四川十年，最大的功绩就是建立了四川的山城防御体系，成为了日后四川能够继续抗蒙和屏蔽荆襄两淮的最大本钱。之后的宋蒙战争中，蒙古军确实在四川的山城前受到了极大的阻碍，但随着荆襄上游被突破后已经成为孤立的防御，独木难支，最后也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蜀口沦陷后四川万分危急及余玠帅蜀

端平三年九月底，蜀口名将曹友闻战死，一个月后成都被攻破。次年蜀口唯一残存的金州也被攻陷。至此，蜀口利州路地区全部沦陷。此后几年里，虽然蒙古撤出了四川境内，退守蜀口汉中、沔州一带，但是仍然年年抄掠四川纵深地区。四川的防务成为三大战区里防务最为薄弱的地方，已经很难经得住蒙古的抄掠和进攻了。

自宋蒙战争全面开始后，四川制置使自赵彦呐之后也屡屡更换，先是丁黻（1235—1236），再杨恢，王遂（1237），再是王屡正（1238），接着是彭大雅（1239—1240）和陈隆之（1241）。短短五六年间，四川几乎年年换帅，而局势却日益危机。如果再加上从宝庆三年（1227）丁卯之变开始到赵彦呐为之的宣抚、制置使。则是“十六年间，四川凡授宣抚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暂，或庸或贪，或惨或缪，或遥领而不至，或开隙而各谋，终无成绩。于是东、西川无复统律，遗民咸不聊生，监司、戎帅各专号令，擅辟守宰，荡无纪纲，蜀日益坏。”

淳祐元年（1241）十一月，蒙古窝阔台汗病死，内部纷争汗位，无暇全面部署对南宋大规模战争，南宋得以暂时休整和调整防御部署。关于任命何人为四川制置使，总领四川防务。当时朝野公认的最合适人选是京湖战区主帅孟珙，孟珙也确实有志于此。可是京湖战区也是百废待兴，襄阳刚刚被收复不久，蒙古张柔所部屯田河南邓州一带，对京湖仍然极大的威胁，京湖战区离不开孟珙，孟珙是分身乏术。最后宋理宗赵昀在次年正式任命在淮东屡立战功的的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便宜行事，全面负责四川防务。为何制帅府选择在了重庆而非成都，其实道理很简单。蒙古已经残破了成都为核心的川西平原一带，虽然蒙古军还没有驻扎成都，宋军仍然可以在蒙古撤走后收复，但是川西已经残破不堪，户口十不存一，无法作为制帅府治所。而重庆一带尚可，而且山河交错，又较为接近京湖战区，可以作为制帅府所在地，以待他日收复成都。

余玠接受任命后去四川重庆上任。在上任途中经过了孟珙的防区，两位名将有过一番畅谈，深感志趣相同。余玠也向孟珙提出支援的要求，孟珙十分慷慨地从屯田中积存的粮食中拨十万石粮相送，同时又派遣大将晋德率军六千人增援四川，并让儿子孟之经，担任策应司都统制，以防不测。

余玠治蜀及创建山城防御体系

余玠赴任后，革除弊政，实行轻徭薄赋、整顿军纪、除暴奖贤、广纳贤良、聚小屯为大屯等政策，得到了军民的广泛拥护，局面开始改变。但是当时四川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蒙古不停的进犯和抄掠，如何应对蒙古的进犯是当务之急。此时，播州土官杨文提出了著名的保蜀三策。

杨文是播州安抚使杨价之子，而播州杨家的祖先是河东太原人。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播州数遭南诏侵扰，陷播州三年之久，遂成为朝廷心腹大患。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朝廷下诏招募勇士进讨，太原人杨端与其舅谢将军入朝应诏，率兵南征，平息了南诏之乱，自立为主，成为一个世袭刺史的家族政权。杨价是播州第十四任安抚使，端平年间蒙古大举进攻蜀口时，杨价曾率兵五千人随曹友闻在青野原一带作战解救过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之后在夔万一带也多次击败蒙古，为京湖制帅孟珙所器重。杨文是杨价之子，文武双全。父死后继任安抚使，他向余玠提出的保蜀三策原文是：

“巴蜀三区所患不在三峡，而在北线；倘无力固守武林、阳安、大散诸关，使北师不得入内，便当移督府于利、阆间，据山设险，广为建筑城堡，积粮备械，敌军入境好坚壁清野，有隙可乘，则开壁出击，歼敌军于四地。倘不乘此计，就只能任敌去来，最后陷于失败。”“比年北师如蹈无人之境者，由不能御敌于门户故也，曷移镇利阆，经理三关，为久驻谋，此上计也；今纵未能大举，择诸路要险建城壕以为根抵，此为中策也；下则保江自守，纵敌自来耳，况西番部落以为北兵所诱，势必扰雪外以图云南，由云南并吞蛮部，阚邑广，窥沅靖，则后门斡腹，深可忧也”。比年北师如蹈无人之境者，由不能御敌于门户故也。曷移镇利阆间，经理三关，为久驻谋此上计也。今纵未能大举，择诸路要险，建城濠以为根柢，此中计也。下则保江自守，纵敌去来耳。”

杨文提出的以上《保蜀三策》认为，蒙古连年入侵四川，南宋原有城池如同虚设，蒙军长驱而入，好似在无人之地作战。出现这种战局的原因是，南宋四川战区失去了秦巴山地的既有防线，门户洞开，原先诸路的城池都无险可守，孤城作战，势单力薄，无法形成新的连绵的战线。有鉴于此，杨文从确定四川战区统帅中心、恢复绵亘的防御前线、构建战略防御纵深三方面，提出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将四川战区的统帅部——四川制置司的驻地前移至利州（今四川广元）和阆中（今四川阆中）一带，以此为大本营和前出基地，集结军队，向北发起进攻，先夺取利州、兴元等原南宋利州路故地，再渐次占据“三关”：武休关（今陕西留坝县南）、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七方关（今甘肃成县东南）。宋军驻防秦巴山地的险要路口，从而谋求恢复南宋抗金时四川战区的防御态势。如果实现此策，四川的宋军可以集聚在北面利州路的“三关”之内，拒敌于国门之外，四川诸路可以免受战火威胁。

中策：四川制置司仍然留驻重庆，在四川水陆主要通道的沿线，选择险要的地点营建山城水寨，以这些新筑的山城水寨作为抗蒙的据点，将四川残余的宋军分别移驻这些城池，并将附近军民全部迁移到这些山城水寨中去，形成扇形的、多节点的纵深防御体系。各据点除了坚守以阻击蒙军进攻外，还要主动出击和相互支援，使得入侵四川的蒙军不能自由地流动作战，从而使四川战局能够相对稳定，四川后方能够较少受到蒙古军的侵扰。

下策：仍然以重庆作为四川制置司的所在，将四川中北部的剩余军民全部南迁至长江沿线及以南，在这一带的险要地点构筑密集的山城水寨，建设强大的水军，以机动兵力将沿江的城池联系起来，从而形成比较牢固的长江防线。至于长江干流以北区域，让其空荒成为无人区，坚壁清野，使蒙军虽可自由往来于该地区，却无利可图。从而保持一个宋、蒙间的隔离地带，只要阻止蒙军南下在这个地带建城移民，就可以保持这种态势，直到蒙古局势发生变化。

以上三策，上策无疑最为理想，但将制置司前出，将军队集结在前线，具有冒险性，并且这个上策是以反攻作为基本要点，虽然壮志可嘉，但以当时的情况来说是困难的，只能是作为长远目标；下策虽有集中兵力和民力的好处，但却使得南宋四川当局控制的区域局限在长江干流及其以南的山区，经济形势会继续恶化，并且主动放弃了四川大部分州县，使四川首府暴露在蒙军的容易攻击的范围内，这也难以获得四川当局和朝廷的认同；比较之下，中策尽管不如上策理想，却是基于当时四川宋、蒙双方既有态势的对策，比较容易实施，也容易获得宋廷的首肯。余玠权衡再三，最后决定采用杨文提出的中策。南宋四川抗蒙山城体系，就是杨文中策实施后的产物。

杨文提出的是战略上的规划，而具体的山城营建是余玠采用了播州人冉璡、冉璞兄弟建策，采取依山制骑、以点控面的方略。同时还有兵力的问题。经过蒙古一系列的残破后，四川可战之军基本上全军覆没，在修筑山城的同时，整顿训练军队也是重中之重。当时的名臣牟子才针对四川的兵力薄弱，有过这样的描述：“丙申(端平三年，1236)以来，逃亡死损，所馀无几。今以所闻参之，兴戎司见管四千六百馀人，沔戎司仅及三千人，金戎司不及千人，利戎司约七、八千人，此四戎司见管之数也。此外有嘉定安抚司所管庆定、精锐两军及增戍之军共五千馀人，利、阆、剑诸头目所部或三、四百人，或五、六百人，泸帅司之军不及千人，巴州所管武进军，今止有二千馀人，得汉堡所部三百馀人，制司帐下安西、保定、飞捷、先锋等，共一万四千馀人，夔帅司不及千人，总而计之，不满五万人之数。”牟子才之说，大体反映了宋理宗淳佑末的情形，当时四戎司的兵力合计不过一万六、七千人，还不足四川正规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二。

余玠从上任开始，先后用了长达八年的时间（1243—1251），在四川境内修建、扩建各类山城共20座：（1）重庆城；（2）嘉定城及其附近的三龟、九顶、紫云等城寨；（3）钓鱼城；（4）大获城；（5）白帝城；（6）苦竹隘；（7）赤牛城；（8）神臂城；（9）大良、小良城；（10）普州据险置治；（11）运山城；（12）云顶城；（13）瞿塘城；（14）多功城；（15）紫云城；（16）天生城；（17）小宁城；（18）青居城；（19）得汉城；（20）平梁城。

这些山城的构建普遍具有控扼水道、因山为城、自给自足、就地取材、统一规划和独特的防御设施等几个特点。其与山寨看起来相似，但比山寨更有作用，倒是与吴玠当年抗金时期修筑的家计寨一样更有作用。同时余玠还推广徙治山城的经验，就是把平原地带的府州治所和戎司陆续迁到山城上去，以确保四川军政机构的正常运转。其中最重要的有：利州、阆州迁大获城，蓬州迁运山城，隆庆府迁苦竹隘，成都、潼川府迁云顶城，合州迁钓鱼城，嘉定府迁凌云城，泸州迁神壁城，顺庆府迁青居城，巴州迁小宁城，广安军、渠州迁大良城，夔州迁白帝城，万州迁天生城，梁山军迁赤牛城等。

余玠同时调整兵力部署，他根据蒙古军“每岁深入，步骑不下三数万”，宋军“士马单弱，诸军虽各以万数，而能战者少”的情况，收缩兵力，“聚小屯为大屯”，把那些没有城壁可守的兵力，集中撤至重庆城。用其余的兵力对关键点实行重点布控，重新划分防区。把原来设在沔州的驻军，调整在青居城上，以防备嘉陵江。把原来兴元的驻军，调整在钓鱼城上，以防备嘉陵江。把原来金州的驻军，调整在大获城上，以守护蜀口。把利州的驻军，调整到云顶城上，以防备沱江和岷江。余玠以“号为八柱”的八座山城为布防重心，共配置约二万守军；重庆帅府帐下三军（安西军、保定军、飞捷军）约有一万四千人，是策应各地的机动力量；而作为防备蒙骑侧翼迂回的长江防线，仅布置不到七千人。这样经过一番调整后，四川之军恢复到接近五万人规模。而依靠这些山城又彼此呼应，构成遏阻蒙古骑兵的有效防线。

在这个山城防御体系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山城有四座，即号称“巴蜀要津”、“蜀口形胜之地”的钓鱼城；号称“保蜀之根本”的重庆城；号称“镇西之根本”的嘉定城；号称“蔽吴之根本”的白帝城。这就是维系南宋上流安全的“四舆”。对蒙古军来说，妨碍其进占四川的山城主要有八座，“即云顶、运山、大获、得汉、白帝、钓鱼、青居、苦竹，……号为‘八柱’。”经过合理规划，余玠在四川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山城防御体系。“大获、大梁、运山、梁山、钓鱼，峙莫逾之势在前，古渝、凌云、神臂、天生、白帝，隆不拔之基于后。”这一前一后，互相呼应的两组山城，犹如两道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阻挡着蒙古军长驱深入。

这些山城构筑的防御体系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加大防御纵深。余玠的防御体系以长江北部作为防御正面，以岷江、沱江、嘉陵江、渠江旁的山城为骨干，形成叉状防御网。以重庆为大本营，以合州钓鱼城为屏障和支柱，建立起大纵深防御体系，改变了过去只重蜀边的防御格局。实践证明，只有这种大纵深防御体系，才能增强防御的稳定性，起到阻止蒙军多路突破的作用。为自己长期坚守、大量消耗进攻之敌，调动兵力实施反击创造条件。

第二、集中兵力、突出重点。宋军收缩到沿江一线的山城上，使得防御力量相对集中，一改过去布点过多，力量分散，易被蒙古军各个击破的状态，充分体现“守点不守线，联点而成线”的防御思想。集中优势兵力于蒙军主攻方向，是山城防御体系能经受住重兵围攻的重要原因。

第三、限制骑兵运动。川东大山深谷、激流险滩的地理环境限制了蒙古骑兵的行动，宋军凭借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在蒙古军登山攻城时还可充分发挥步兵近身搏杀的特长，使蒙古骑兵处于冒险仰攻、被动挨打的境地。

第四、构成防守单元。各城寨都在附近山顶上设子城寨，互成犄角之势，战时互相策应，分散敌人兵力。例如，嘉定城隔江对岸，三龟、九顶、乌尤三座山城从北往南纵列岷江东岸，以九顶城为中心，成为嘉定城的东面屏障，增强了嘉定城防守的稳定性。

第五、屏障重庆，控制夔门。日后宋四川阆州守将杨大渊投降蒙古后建议，“取吴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据夔。”蒙古连年兴兵，偏师深入夔、万一带，其战略意图是准备打通长江中游，“道施、黔，以透湖湘”，据上游优势直取南宋都城临安。这样，三峡地区的布防便显得特别重要，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关系到南宋国运的安危。余玠山城防御体系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遮蔽三峡，阻挡蒙军深入。

客观的而言，山城防御体系是比较严密的，也可以看出重点是扼守四川川东夔门一带，避免蒙军顺江而下取京湖下江南。但是山城防御体系在构建中，因为种种原因对于川北、西川的部署相对薄弱一些，尤其是在川北方向。虽然秦岭之险已失，但也应步步撤退，在川北的利州、剑门、阆中一带稍微多放些兵力。扼守利州-剑门这一最后一段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