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军，中国近代史中一支绝对无法忽视的军队。
从护国战争到护法运动，再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支军队辈出深明大义、审时度势的英才。
同样，作为军阀的军队，这支军队中食古不化、冥顽不灵之辈也不鲜见。
滇军中将杨朝伦，就是一位“抱残守缺”的高手。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杨朝纶三次被俘，三次被释放，两次参与起义，两次叛变，本应“传奇”的军旅生涯，平添了“戏剧”的一面，最终只得已悲剧收场。
杨朝伦，云南大理祥云人，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第十七期步兵科，毕业后任云南省主席龙云的警卫部队排长，算是龙云的嫡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龙云将滇军6个旅12个团组编成国民革命军第60军，杨朝伦任184师543旅1085团连长，先后参加徐州会战、南昌会战等大战役。
滇军第60军与第93军从越南归国后，被蒋介石整编，杨朝伦任184师550团的上校团长，随同第60军与第93军奔赴东北战场。
第60军，是长春起义的那支滇军部队，也就是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屡立战功的志愿军50军的前身。
时任184师师长的是潘朔端，正是因为潘朔端，才有了杨朝伦的第一次“起义”。
抗战胜利后，第60军直接从越南海防登船派往东北战场。184师被部署在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一线的狭长地带，不归60军曾泽生指挥，而是蒋介石的嫡系新六军廖耀湘。
蒋介石对滇军极不信任，所以才有分割部署的布置，甚至让东北“剿总”派两名少将参议携带电台及39人的谍报队尾随184师进入海城。
客观上讲，先期的整编已经让滇军人心浮动，“战意不高”的部队被马上投入内战战场，还有“中央军”的排斥与防备，都使部队产生抵触情绪。
潘朔端本人出身黄埔系，但后来被“中央军”排挤，龙云对他与军长曾泽生有知遇之恩，他们这些滇军骨干也被称为“龙卢家将”。
他跟蒋介石不是一条心，而且在抗战负伤期间，他与滇军出身的八路军副参谋长罗炳辉多有接触，内心对共产党不排斥。
1946年5月29日，东北民主联军完成了对海城的包围，坐不住的潘朔端与原共产党员、参谋长马逸飞、552团团长魏瑛开始策划起义。
5月30日，一声惊雷炸响在辽南大地，滇军184师直属部队与552团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起义。
此时，杨朝伦在哪呢？
551团已经被东北民主联军先期消灭，552团随同潘朔端起义，而杨朝伦的550团被潘朔端布置在大石桥一带。
潘朔端起义后，第一时间命令杨朝伦放下武器，接受民主联军的整编。但是海城起义发生后，第一时间与杨朝伦联系的还有一人，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
杜聿明获悉潘朔端在海城当了第二个“高树勋”，立即与在大石桥的杨朝伦联络，许诺让他担任184师师长，允许他以代师长发布命令，固守大石桥待援。
杨朝伦喜不自胜，从龙云被边缘化，到滇军改编，早就心向“中央军”的他，马上拒绝执行潘朔端的命令，加紧固守待援。
可惜还没等到援军，550团团部就被民主联军端了。
杨朝伦第一次“起义”，也第一次被俘。
杨朝伦被俘了，为啥还叫第一次“起义”呢？
184师起义后，组成了民主同盟军第一军，根据我军的一贯政策，起义部队被安排前往安东（丹东）整训，杨朝伦也被押到安东。
当时负责整训的辽东军区首长，就杨朝伦的问题，征询了潘朔端等人的意见。潘朔端认为杨朝伦是184师副师长郑祖志的老部下，旧军队“袍泽”思想的遗留，使之希望杨朝伦留用。
于是，冥顽不灵的杨朝伦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民主同盟军第一军184师副师长，原550团的部分干部也得到任命。
所以说杨朝伦也被算作第一次“起义”，但这样的任命也为部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原滇军184师的起义并不是“上下一致”的，潘朔端的起义是深思熟虑的，也是海城被围的危机促使的。
参谋长马逸飞曾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阴差阳错脱党，但在当时的情势下，可能起义之心更强于潘朔端。
552团团长魏瑛则是潘朔端的“铁杆”，而副师长郑祖志并不坚决，更何况部队中还有很多杨朝伦式的人物。
海城起义后，部队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逃亡现象，很多人对共产党并不看好。到达安东后，甚至有保密局特务出现，悬红3000大洋暗杀起义军将领，人心浮动不亚于初到东北之时。
部队开始整训后，虽然对底层士兵的思想改造很成功，但许多军官抵触情绪较强，普遍对前路“悲观”。
杨朝伦是被迫的“副师长”，心中还念着杜聿明的“师长”，时刻想着当正规军。他利用建立军官轮训队的机会，担任班主任，笼络了一批“犹疑不定”的基层军官。
国民党对“南满”地区加大攻势后，民主联军北撤，整训的起义部队也准备向吉林转移。杨朝伦感觉时机已到，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叛变”。
1946年10月31日，民主同盟军爆发了“石人车站叛变事件”。
杨朝伦策动部分反动军官，裹挟强迫1300人叛变脱离革命队伍。虽然部队很快被游击队和民主联军击溃，但杨朝伦还是裹挟几百人进入国统区。
杨朝伦第一次“起义”之后，快速转身叛变。
184师在海城起义后，东北剿总重建了新的184师，可惜没多久又被民主联军全歼，这给了“反正”归来的杨朝伦机会，杜聿明实现诺言，任命他为184师少将师长。
杨朝伦也摆开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架势，准备顽抗到底。东拼西凑的新184师被安排防守东北门户锦州，冥冥之中命运注定。
1948年9月，东野围攻锦州，杨朝伦倒是拼了命的，不过仍逃不过全军覆没的下场。“押宝”高手杨朝伦化妆逃出锦州，来到天津。
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收拢了一大批东北败退的残兵败将，准备扩军与解放军“决战”。于是，184师再次重组，仍由杨朝伦担任师长。
结局相同，全军覆没，不过这回杨朝伦没跑了，被俘虏了。
可让人诧异的是，他这样的顽固分子居然被释放了。原来，为了将来能够和平解决云南问题，中央决定释放一批滇军将领，杨朝伦也在其内。
杨朝伦命不是一般的好，打了两大战役，数次被俘，居然完好无损地回到云南，真是堪称奇迹。
杨朝伦一度被滇军的部分少壮派军官捧为“英雄”，并担任了更新的184师师长。
卢汉重回云南后，手中只有三个保安旅，还处处受蒋介石安置的绥靖公署的掣肘。后来由于战事吃紧，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卢汉重建第60军与第93军。
此时的杨朝伦志得意满，常常鼓吹与共军决死，这让卢汉很不高兴，同时他也不是龙、卢、安、陇四姓人，不牢靠，不安心，于是，给杨朝伦安了个93军副军长的职位，明升暗降解了兵权。
1949年12月9日，卢汉率部在昆明起义。
没权又没兵的杨朝伦，只得再次跟随“起义”了。
昆明起义，又是一次杨朝伦心不甘，情不愿地“起义”。
此时，国民党的形势日薄西山，根本不是东北战场初时的样貌，实在是不明白杨朝伦为何如此食古不化，仍想“叛变”。
当时的卢汉部队，主要集中在昆明，但是云南境内还有余程万率领的中央军，杨朝伦时时刻刻寄望中央军反攻昆明，准备做内应策反起义部队。
在国民党军队撤退后，时任云南解放军暂编13军副军长的杨朝伦，居然还在昆明搞破坏，做影响团结的“坏事”。
这一次，他已逃无可逃，于1950年初被逮捕。
这一年三月，他迎来了老长官潘朔端，也是新任的昆明市市长。
时任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赓，征求了潘朔端、马逸飞、魏瑛三人对处理杨朝伦的意见。
“石人车站叛变事件”后被多次审查的三人，不再继续保这位曾经的滇军“袍泽”，同意处以极刑。
不久，昆明市市长潘朔端主持公审大会，宣判了杨朝纶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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