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泰所要实行的这套周礼改革，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恢复六官制度，即天官（大冢宰）、地官（大司徒）、春官（大宗伯）、夏官（大司马）、秋官（大司寇）、冬官（大司空），以天官（大冢宰）为总；二是恢复六军制度，建立府兵。
第一项，主要是拉拢关陇地区的汉族豪强，让汉族士大夫看到，我们虽然是鲜卑人，但我们所要建立的是礼乐文明的国家，代表了汉文化的正统。
更为重要也更具深远影响的是第二个方面，即府兵制。
可以说，整个宇文泰时代乃至后来的北周时期，在所有的改革中，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都莫过于这一条——府兵制的创建。
公元543年，西魏大统九年，也就是邙山之战后，宇文泰以西魏皇帝元宝炬的名义发布诏令——“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
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刻，这道诏令的发布意味着，府兵制就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这里的所谓的“关陇豪右”，指的就是汉族兵员，分两类：
一类是乡兵，即附属于汉族地主庄园的民间武装力量；
另一类是有地的农民，家底相对殷实，赤贫的农民不算在内。
北朝长期以来，都流行“鲜卑为兵，汉人务农”的制度，因为军人社会地位高，所以只允许鲜卑族当兵，农民地位低，只让汉人去耕种。
而府兵制出台之后，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只要是“有才力者”都可以当兵，直接从根本上扩大了兵源。
府兵也有很多优待政策，比如免除租调，免除赋税，免除徭役，更重要的是可以平时在家务农，有战事的时候，再参军入伍，十分灵活方便。
因此，历代评价府兵制，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寓兵于农、兵农合一，也是它最显著的特点。
对府兵来说，农忙时节耕种，农闲时节练兵，而且不需要缴纳赋税，在父老乡亲面前还倍儿有面子，简直不要太滋润。而对国家而言，农事战事两不误，农业生产和军事动员两不误，既扩充了兵源，又提高了士兵的积极性。
如果说府兵制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唯一的缺点就是有一定门槛。
由于府兵参战所需要兵器、马匹等全部装备，都需要自己准备，就连往返路费都是自费的，因此府兵普遍家地比较殷实，都是有一定产业的自耕农、半自耕农或者小地主。
《木兰辞》中描述花木兰从军时，“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所描述的就是府兵制早期的真实历史。
有人或许会说，士兵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参军，国家却连一身装备都不给发，这还能有人为国家卖命？
的确，表面上看确实蹊跷，但是如果你仔细回顾一下前面说到的这些对府兵的好处，以及战后国家会给士兵按军功授予田地，你可能就会明白了。
“耕者有其田”，这是两千年来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梦想，农民获得了土地也就获得了生命，可以说，土地是古代封建社会的第一资源。
因此，这其实是一个权利和义务相权衡的问题，给你多大的权利，你就应该承担多大的义务，权利和义务不可分割。
当然，府兵制的推行和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也密切相关。自西晋永嘉之乱以来，大量农民流离失所，人民苦于战乱，人口锐减，赤地千里。
很多土地都成为了无主之地，最后收归国有，而种地的农民却很少，于是，从北魏孝文帝时代开始，中国诞生了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均田制。
府兵制这一制度得以推行，就和均田制密不可分，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我们不妨把目光转移到后来的唐朝看看。
府兵制到了唐朝时代，就开始弊端丛生，而到了唐玄宗时代，府兵制最终被新的募兵制所取代。
究其原因，就在于府兵制的经济基础是均田制，而土地就那么多，人口却越来越多，土地分了上百年之后，土地越来越吃紧，到了无地可分的地步，均田制最终只能瓦解。农民无地可分，所能获得的权益也锐减，还要自备装备参军打仗，这个算盘谁都算得明白——根本不值。
北朝能够推行均田制，是因为历经百年动乱之后，民生凋敝，地广人稀，而进入隋唐之后，迎来了盛世，人口滋生，均田制就没办法再搞了，均田制的崩溃直接导致了府兵制的瓦解。
而唐玄宗时代之后所实行的新的募兵制，所招募的一律是职业兵，全部费用由国家承担。
因此，均田制和府兵制就是一孪生兄弟，二者缺一不可，而且只适应于特定历史环境之下。
后来唐朝、宋朝一度有人想恢复府兵，然而府兵制的基础均田制已然不可能再恢复，府兵制只能成为一些文人的空想。
我们继续说回到宇文泰时代。
宇文泰在草创府兵制时，其核心是六军制，这也是《周礼》中的军制，是恢复周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宇文泰在六军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最终形成了八柱国体系。
西魏府兵制的顶端就是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这也是整个西魏王朝军政高层。
八柱国：宇文泰、元欣（皇室）、李虎（李渊祖父）、李弼（李密曾祖父）、于瑾、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
十二大将军：元育、元赞、元廓、达奚武、侯莫陈顺、宇文导、宇文贵、李远、豆卢宁、贺兰祥、杨忠（杨坚父亲）、王雄。
鲜卑族曾经设立了鲜卑八部来管理自己的国家，每一部都设立有一个“八部大人”，由“八部大人”来统领各部族。而宇文泰所创建的八柱国，无疑就是照搬的这一鲜卑旧俗。
在这八个柱国中，宇文泰的地位是超脱于这个组织结构的，因为宇文泰是实际上的国家首脑。
还有一位柱国，是皇室元欣，当时就连西魏皇帝都只是个摆设，这个皇室就更是个摆设了，所以也只是挂个虚名。这样的话，实际的柱国只有六个人，也就是六柱国，每个柱国统领一军，这就是六军。
而在每个柱国之下，又设立了两个大将军，合起来就是十二大将军，一个大将军之下，又设立了两个开府，合起来就是二十四开府，二十四开府各领一军，组成二十四军。很明显，这是一个以2为倍数的等比数列，一个很简单的乘法运算。
这就形成了一个金字塔的结构，金字塔从上向下依次是：皇帝、宇文泰、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
而这个金字塔结构，本质上是一套自上而下的军事组织结构，自上而下有严密的统属关系。
其中，八柱国是仅次于宇文泰最富声望的人物，他们原本是军事统帅，只负责打仗，被设立为柱国之后，就上升为了政治贵族。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是出将入相的，既参与军事，又参与政治。威望军功以及地位稍次一点的，便是这十二大将军，杨坚的父亲杨忠就是这十二大将军之一，同样也有特殊的政治地位。
从横向的角度来看，这一措施不仅满足了各个将领的政治野心，同时又把将军的军权予以分割，又可以彼此相互牵制，一箭三雕。如同把一块蛋糕，平均切六份，分别赐给六个柱国，每个人不多不少，都有份。
从纵向的角度来看，这严密的上下级统属关系，很多都是靠血缘和联姻组织在一起的，不仅是上下级，而且还是亲属，是捆绑在一起的，所带来的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这样，宇文泰不仅可以最大程度的掌握最高军事权力，达到政治军事上的集权，同时可以大限度的发挥各级将领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在战场上燃起建功的欲望。同时还配备了一些辅助鼓励措施，诸如赐姓、改郡望、分田。
宇文泰为了安抚高层鲜卑将领，以及解决军队内部的民族矛盾，于是便推行起一套“鲜卑化运动”。
最主要的变革就是改姓。
很多鲜卑族人在北魏时期改了汉姓，宇文泰规定，全部恢复鲜卑族姓，就连皇帝本人，也从“元”姓改回了“拓跋”姓。
而那些汉人，全部改为鲜卑姓，比如李渊的爷爷李虎，就改姓“大野”，杨坚的父亲杨忠，改姓“普六茹”。因此，在当时，杨忠其实是“普六茹忠”，李虎其实是“大野虎”。（后文说到相关历史人物，按本姓做介绍，不再另作说明。）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吗？这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吗？实际上，这只是宇文泰在故弄玄虚，鲜卑化只是军事改革的外衣，本质上仍是以汉化为主的。
如此一来，军队内部就更能拧成一股绳了，既满足了鲜卑将领的需求，又化解了军队内部的胡汉矛盾。我们不得不佩服宇文泰的高明的政治智慧。
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讲到宇文泰的府兵制时，最后一句说“将来中国全盛时期之再临，即奠基于此。”这里的“全盛时期”所指就是隋唐。由此，府兵制的历史重要性可见一斑。
而由八柱国体系所确立的这一军事贵族集团，近代学界将其称之为“关陇贵族集团”，隋唐两代帝王以及无数王侯将相，都来源于此。
当然，这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也绝不是宇文泰一人所能完成的，我们也必须记住苏绰和卢辩这两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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