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个传统：好事归功于领导，过错怪罪于底下。写历史的同志也不例外，李治和武则天就是个典型——但凡大家认为办得不好的事，一律都说是武则天干的，实在李治脱不了干系，就退一步、说是上了武则天的当干的。
其实，他们是两口子，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政治同盟，武则天干的，就是李治干的，完全没必要分那么清楚。但有一点：自打李治和武则天结成联盟之后，时间大概就在永徽五年（654年）左右，李治的行事风格，确实发生很大变化，打上了明显的武氏烙印。
武则天什么风格？借用一句现在常见的干部评语，叫作'大胆泼辣，敢于较真碰硬。’这样一种风格，与李治手里的天子权柄结合到一块，那是相当有杀伤力、也是相当可怕的。
永徽六年八月，在李义府上了那个'废王立武’的报告之后，'长安令裴行俭闻将立武昭仪为后，以国家之祸必自此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议其事。’说明元老派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好。国家祸不祸还在其次，首先他们这帮人，搞不好就要遭殃了。
元老派还没议出什么结果，李治方已经加快了进攻的脚步。这一次，他选择了与元老派正面对决。
'上一日退朝，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
九月里的一天，退朝后皇上喊几个领导干部去开会。开会的名单也很有意思，宰相好几个都没叫，单单叫了这四人。这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贞观老臣、李治当太子时太宗为他安排的干部。所以开这个会的意图很明显：一定是解决太宗时遗留下来的某个问题。在当时情况下，不可是有别的，就是要换皇后。
唐太极宫
接到通知，褚遂良说：“今天皇上召见，必定是为了皇后的事。看样子皇上主意已定，谁反对谁遭殃。太尉（指长孙无忌）是国舅，司空（指李勣）是开国功臣，不能让皇上背个伤害舅舅和功臣的名声。我没有这些顾虑，又曾受太宗皇帝临终托付（排除了于志宁），等下进去，决心以死相谏！”
他发表完这番慷慨激昂的讲话，直接的效果是李勣当场病倒：'勣称疾不入。’说我有点不舒服，你们替我向皇上请个假，开会我就不去了。
他这么做，就是在给褚遂良一个软钉子。
李勣这个人，我们前面说了，是最讲政治的。他讲政治就一条：听皇上的。当然这跟他的职业有关。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刀子有自己的想法，那么拿刀子的人就不再安全，这把刀子也只能废了不用。所以只要皇上明确表态的事，他都是绝对支持的。最近的例子，就是赞同太宗征高句丽。
褚遂良的表态，听起来义正辞严，实际有一个毛病：没征求其他人的意见。长孙无忌好说，他是坚决反对废后的，李勣和于志宁呢，他们俩也是这个态度吗？显然不是。所以褚遂良这个做法，实际是先发制人、堵住大家的嘴，目的就是在开会之前，造成一种人人反对武则天的空气。
李勣是老江湖，属于不看剧本也能演好戏的高手（参考李世民死前对他的贬官）。他立刻作出反应，装病不参加会议，目的就一个——避免被绑上褚遂良的战车。于志宁的态度，从后面看其实和褚遂良也有区别。但一来他总体上也不赞同废后，二来李勣已经说病了，总不能再说我也病了吧？只好硬着头皮跟上，等于被迫站队。
唐宫
这次会议，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褚遂良大获全胜。获胜的原因：李治并没有拿出什么新的武器。
会议一开始，李治伸头看长孙无忌：“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
他这番话，实在是没有丝毫新意，已经车轱辘般在长孙无忌耳边讲过最少三次——他自己和武则天一次、武则天母亲杨氏一次，另外许敬宗一次。这理由要能服众，早解决问题了是不是？
这时，褚遂良照刚才的方案发言了：
遂良对曰：“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
这个发言，可以说声情并茂、有理有据，且一口一个先帝，打得李治毫无还手之力。后边还有没有讨论不清楚，有也没多大意义，总之会议的结果：'上不悦而罢’——李治拉了个脸，灰溜溜回宫去了。这一回合的交锋，以李治方完败而告终。
通过这次会议，起码说明两点：第一，王皇后没有什么实质性过错。讲来讲去就是无子，可人家才二十几岁，下结论是不是早了点？前后加到她头上那些罪名，什么搞巫术啦、投毒啦，看来都属于捕风捉影，不然李治不可能不讲，褚遂良也不可能说'未闻有过’。
第二，李治手上有一张最关键的牌，但他没打、或者说不会打。
他不会打，不代表别人也不会打。很快，元老派将见识到这张牌的厉害。而李治，也终将品尝到胜利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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