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带父亲回贵州老家吧，不要再治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把患者支出诊室后，非常冷静地对正在北京上大学的小伙子说。
听闻噩耗，小伙子一脸错愕，抱头蹲到了地上。“你要控制情绪，不能哭。”沈琳拉起小伙子，语气坚定地说。
沈琳
“用最冷静的口吻，告诉家属最坏的消息和最该做的事，我认为这是接诊癌症末期患者时最恰当的姿态。作为医生，如果我也跟着一起掉眼泪，对患者和家属而言，是又一场灾难。”
让患者回家
因为这是他的心愿
虽然让家属放弃治疗，接受亲人即将离去的现实很残忍，但从医生的角度来说，这才是一个真诚的建议；从患者的角度而言，这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我要告诉小伙子的是，他现在应该做什么。他父亲的胃癌已经没有任何治疗办法了，如果在京期间父亲突然走了，他一个学生该如何面对那样的局面？”沈琳说，有些话听上去不近人情，很冷酷，但必须要说：“我明确告诉他，趁父亲现在还能走能动，尽快带他回家，获得其他家人的支持。跟家人在一起，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瑞典医生中也流行着一种“断点讨论”，即讨论患者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从为时间而战，转向他所珍视的其他事物，比如，和家人在一起。这和沈琳的观点不谋而合。
当人生走到了“断点”，治疗已经没有意义时，沈琳会让家属带患者回家。“你能看出来，这些正在住院的病人特别想回家，哪怕只回家过上一天。一般情况下，我们在经过充分沟通后，会让他回家，因为这是他的心愿。我们不主张让晚期病人永远住在医院里。”
“不单纯是肿瘤患者，老年人失能后，如何关怀和安排好他们人生最后的时光，是医生和全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作为医生，我们致力于做的事情有两方面，一是慰藉心灵，二是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
除了关注患者，沈琳也会关注到患者家人的状态：“不仅病人可怜，他的家人也是如此：对疾病的焦虑，对经济的焦虑，对工作、对生活的焦虑等等，他们都太不容易了！除了医生，他们没有别人可以依靠，你不可能不帮他们。”
沈琳冷静甚至略显冷峻的外表下，其实是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
把话说到点子上
把事做到关键处
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琳一出现，患者和家属立刻就会围上来，手中高举着检查单，急切地向她寻问各种问题。一位纪录片导演用了一个生动的“贴”字来形容这幅场景——“她的身边总是‘贴’满了人”。
而沈琳总能气定神闲地一一作答，大家知道，沈琳的回答，就是标准答案。“把话说到点子上，把事做到关键处”，几乎是所有患者和家属对她的一致评价。
王女士的父亲做了乙状结肠癌根治术后，又因右下肋疼痛并伴有食欲下降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术后肝转移。年已74岁的古稀老人，是否可以再行手术治疗？或者选择姑息治疗？一家人焦急万分，经当地医生推荐来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挂上了沈琳的专家号。
“沈主任的号，是点亮我们全家人幸福的灯！”王女士真诚地说。
沈琳认真看过检查及详细了解病情后，简单的几句话就为老人指明了化疗后手术切除的治疗方案。三个化疗疗程后，老人说：“再让沈主任看看我下一步该怎样做，她说话我信服！”王女士表示“父亲说出了全家人的心声”，“沈主任从专业角度真诚地为病人指出的方向，利与弊简要地说明，我们能不信服吗？！”
之所以能言简意赅地迅速为患者指出真正问题所在，以及做出相应的治疗方案，是因为沈琳和她的团队天天跟病人接触，诊疗经验十分丰富，能从对方并不简练的陈述中剥丝抽茧，迅速发现问题的核心。
“既解除了他的困扰，又把时间节约了下来，为下一位病人提供诊疗服务，这样帮到的人会更多。”沈琳说。
早癌筛查
一定要去肿瘤专科医院
在为王女士的父亲看病的同时，沈琳还建议王女士和其他兄弟姐妹都去进行全面的肠镜检查。结果，王女士的姐姐也查出了肠道的一处癌变，哥哥和弟弟也有肠息肉，都及时进行了相应治疗。
“消化道肿瘤是可以早防早诊早治的。早防，就是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作息习惯等，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还要了解一些基本常识。一旦肿瘤已经出现，就一定要想办法早诊早治。”
“体检很重要。如果出现了一些消化道的不典型症状，如排便异常，或者感觉自己体力不如以前，体重有所下降等，就一定要去肿瘤专科医院进行体检。”沈琳强调，像王女士这样有家族史的，或者是慢性疾病史，如慢性胃炎肠炎的人，都要定期体检。“我说的体检，不是查查心电图做做透视的普通体检，一定要去肿瘤专科医院进行早癌筛查。”
据介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每年都会给医生体检，以往40岁以上的医生要参加早癌筛查，现在几乎所有医生都被纳入早癌筛查范围，每年体检都能发现早期的肿瘤。
“早期是没问题的，可以一边治疗一边工作，治疗不会耽误和影响工作。”沈琳说：“如果肿瘤把早防早诊早治这些关卡都闯过了，疾病到了中晚期，同样可以通过综合治疗手段进行治疗，如手术治疗，联合化学治疗，靶向药物治疗以及放射治疗、免疫治疗等，有些新的治疗方法甚至可以让患者获得治愈的机会。”
医生在救治患者的同时
也是在拯救自己
让沈琳印象非常深的一位27岁的年轻男孩，就是得益于医学的发展，从原本仅有几个月生存期的绝境中走了出来，重获新生。
男孩得的是直肠癌，术后做了一个人工肛门，生活质量受到了很大影响。不久，肿瘤再次复发，无法施行肛门还纳手术，男孩情绪崩溃，把女朋友赶走后，又冲母亲大吼：“三个月以后，如果还不给我做肛门还纳手术，我就从楼上跳下去！”
“幸好肿瘤学进展很快，就在他折腾吵闹的过程中，免疫药PD-1单抗面世了。”沈琳说，男孩患的是一种微卫星不稳定性（MSI）肠癌，通过免疫治疗等综合治疗后，男孩竟奇迹般地得以治愈。
“他就治愈了！治愈了啊！”谈起几年前诊治的这个男孩的人生际遇，沈琳言谈间的喜悦让闻者感同身受。“如果说，在晚期直肠癌群体里，MSI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肠癌，能获益的人并不多，那么，先是一小部分，比如1%的人得以治愈；随着科学的进步，会再有1% 的人向死而生。就这样，肿瘤被一点点攻克，被治愈的患者会越来越多！”
“作为医生，在救治患者的同时，也是在拯救自己。”沈琳真诚地说，当她专注于诊疗过程时，会感觉心灵得到了净化，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对整个学科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前进，都是有所助益的。
“在我们自己老去的那一天，这些治病救人的方法也会被用到我们自己身上。你培养了年轻人，也就是培养了以后给我们自己看病的人，这何尝不是一种拯救？”
一个疾病的攻克
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沈琳的母亲也是一位医生，沈琳当年正是受了母亲的影响才走上从医这条路的。对于女儿没能从医，沈琳一直有些遗憾。
“现在没什么遗憾了！我哥哥的孩子也学医了，前年高考考上了南方医科大学，我非常高兴，这样我们家三代人都有医生了，有传承了！”电话那端，沈琳开心地说。
沈琳的生活几乎被各种工作填满，晚上九点半才回到家里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电话接通时，她刚咽下第一口晚饭。
但沈琳认为，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及老师金懋林教授做出的贡献。
“金老师对我们国家的贡献比我要大得多。”沈琳表示，金教授从医时，胃癌几乎没有有效的救治方法，因此内科没人愿意从事胃癌的研究；而且，胃癌是一种“穷病”，患者多居住在边远地区，在进行全国流行病学调研时难度很大。“当时的条件非常恶劣，没有病床，老师就把北京的一些社区医院都给利用起来了。胃癌研究的起步都是由于他的带动，他能在那个时代坚持并坚守下来，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没有金老师这些前辈打下的基础，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胃癌研究成果。”
在沈琳眼中，金老师创建了胃癌研究的雏形，是消化系统肿瘤学的奠基人。22年前，沈琳接替金懋林教授成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今天，消化肿瘤内科团队的队伍壮大了，学科更健全，体系更加完善，年轻人的基本素质也越来越高。
“和最初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金老师的功劳没有人能够替代，也没有人可以超越。”沈琳由衷地表示：“我只是一个传承者，把他交给我的事情做好后，我再传给下一代，下一代一定会超越我们。一个学科的建立，或者一个疾病的攻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退休后特别想做公益
沈琳坦言自己是一个急性子，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我希望他们将来能成为一名非常好的医生，不一定是名医，但至少能够解决临床上的一些问题，我们管这个叫临床胜任力。”
由于肿瘤的治疗现状还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消化系统肿瘤的治疗，现有的很多方法都不足以让病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如乳腺癌、淋巴瘤的治疗，现在连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也不如。”沈琳指出，“所以我们不仅要培养临床医生，还要培养一种研究型医生，寻找一些新的治疗方法。”
从医三十多年，沈琳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马达，每天不停地运转，但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她是明确的。“该到你退出现在这个职业的时候，就退出。”沈琳说，肿瘤学发展太快了，一旦觉得自己的记忆力等各方面能力跟不上的时候，“就一定要及时离开，让位给年轻人。”
沈琳的着装通常是黑白两色：工作时穿白大褂，工作之余出席一些正式场合时，会穿黑色系裙装。一直以来，黑和白，就是她钟爱的色调。退休后，她想给生活增添更多色彩。
“旅游、打球、跳跳广场舞，我都会去尝试。最想做的，是公益，写写医学科普文章，进行精准健康扶贫，帮助提升基层医疗水准。其实，医生到老都要有一颗赤子之心，一个纯粹的安静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