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星佚史》看周作人早期翻译与林纾的离合
周 旻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
1920年，周作人在《序》中回忆自己从事“翻译胜业”的历史：
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一九〇六年往东京以后，听章太炎先生的讲论，又发生多少变化，一九〇九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正是那一时期的结果。一九一七年在《新青年》上做文章，才用口语体……[1]
1917年前的这条以古文译西方小说的路子，被周作人自己称为“复古的第一支路”[2]。他在这条路上最重要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开启他与鲁迅'晚清文学革命’思路的章太炎，其在翻译层面给予周氏兄弟“趋古”的提示造就了《域外小说集》“词质朴讷”[3]的面貌；而另一位则是林纾。与新文化运动中的同人钱玄同以“桐城谬种”贬斥林纾不同，在周作人的很多叙述中，林译小说一直承担着“吾师”的角色。1901年8月，周作人到南京进入水师学堂，与哥哥鲁迅一起读书[4]。此时，他的书单中出现了新式书报和译作的身影。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对当时翻译界的三派——“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皆有所涉猎[5]。在梁启超、严复的译作之外，兄弟二人关于西洋小说的阅读绝大部分来自林纾的翻译。1906年周作人赴日以后，只要林纾小说印出一部，他和鲁迅就会特地跑去神田的中国书林购买，阅完后还要小心地“改装硬纸板书面”，用“青灰洋布”重装书脊[6]，珍重程度可见一斑。大约到1910年前后，以《黑太子南征录》为标志，林译小说开始逐渐退出了对周作人的“垄断”。而1906年底开始翻译、1907年出版的《红星佚史》，正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产生的一部近乎模仿林译的作品。
1906年夏，鲁迅回国完婚后，与周作人一同赴日。他放弃自己已经完成的医学校前期功课，“改而为从事改造思想的文艺运动”[7]，打算以创办杂志《新生》为起点。因资金与同志的短缺，这个计划最终落空，随后兄弟二人转而开始介绍泰西新文艺。在这一年的年末，周作人与鲁迅完成了第一次的合作翻译。这部译作原名The World’s Desire（《世界欲》），由英国小说家哈葛德（H.Rider Haggard）和神话学家安特路朗（Andrew Lang）合写而成，周氏兄弟改题为《红星佚史》。此书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8]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该社“说部丛书”系列第八集第八种，每册定价大洋五角。这部杂糅了希腊史诗、神话素材和埃及异域历史、风俗的罗曼司小说（romance），分为三篇，主要讲述了希腊英雄阿迭修斯（即奥德修斯）在埃及寻找海伦的故事。阿迭修斯以游子身份觐见埃及法老猛纳达、皇后美理曼，得到王朝的重用，却被皇后错认成真爱所在。皇后美理曼使用妖术，变幻成海伦的样子，骗阿迭修斯成婚，使他不仅违背了对法老许下的承诺，也背叛了与海伦定下的誓言。阿迭修斯为洗刷自己叛国的罪名，主动请求带兵与九弓蛮族决战，虽然神勇地以少胜多，却被亲生儿子所伤。最终，阿迭修斯应神示死在了海伦的怀中，皇后美理曼自杀殉情。小说延续了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思路，想象奥德修斯在希腊以外异域世界的最后冒险，将他死于儿子之手的传说作为结局。
与《河南》上独树一帜的文学论文同时生产的《红星佚史》，理论上占据着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却因翻译动机与趣味上与林译小说的暧昧关系，似乎很难毫无疑义地纳入“新生乙编”的范畴中。[9]但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它的尴尬处境，却正为讨论周作人的早期翻译与林纾的“合”与“离”提供了绝好的个案。
目前学界关于《红星佚史》的正面研究为数不多。与《红星佚史》同一英文底本的还有另一个译本，即1919年林纾与陈家麟合译的《金梭神女再生缘》，邹瑞玥[10]和张治[11]皆有专门论文通过这两个译本讨论周作人与林纾的译述特点。不过，如果从一种更为历史化的角度来看，1919年的林纾译本，并不能与周作人1906年的《红星佚史》构成有效的对话关系。本文拟将《红星佚史》置于周作人所身处的晚清林译哈葛德小说的热潮中[12]，通过辨析周作人与林纾在阅读趣味、文学观念上的细微差别，来勘探他这一时期的小说翻译与林纾的“貌合神离”。
一、林纾译笔下的哈葛德
1904到1906年[13]，凭着林纾的翻译而进入大众阅读视野的哈葛德小说，是晚清翻译小说风潮中颇有意味的现象。哈葛德的言情冒险小说与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都是第一批进入中文语境的西洋小说的代表。与后两者“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翻译状况不同，哈葛德在中文语境的流行与译者林纾有分不开的关系，加之商务印书馆的商业运作——短时间内一再重印林译小说丛书，形成了一股林译哈葛德的热潮。与此同时，阅读林译哈葛德也成为一种风尚，1932年，周作人在《习俗与神话》中回忆自己当初翻译《红星佚史》的因缘，就说道：“一九〇七年即清光绪丁未在日本，始翻译英国哈葛德安度阑二人合著小说，原名《世界欲》（The World's Desire）。改题曰《红星佚史》，在上海出版。那时哈葛德的神怪冒险各小说经侯官林氏译出，风行一世，我的选择也就逃不出这个范围”[14]。
哈葛德小说最早的中文译本可以追溯到1898年曾广铨在《时务报》第六十册上开始连载的翻译小说《长生术》。同一年，这本译作与丁杨社所译《新译包探案》、林纾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一起，以合订本的形式由素隐书屋刊刻发行[15]。《长生术》所署原作者“解佳”，即哈葛德，其底本是1886年哈葛德出版的冒险小说She。这部译作因《时务报》的影响力和合订本的畅销而流传颇广。它也是周作人接触到的第一部哈葛德小说，曾出现在他辛丑年（1901）的日记书单中[16]。
真正使小说家哈葛德成为话题的是1903年和1905年的“一书多译”事件，即先后出现两种版本的《迦茵小传》（Joan Harte）[17]，并引发了一些争论。在1903年版中，蟠溪子和包天笑只合译了英文小说的上半本。据鲁迅回忆，译本作为言情小说，“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将全部译出。”[18]林纾看到这一版的翻译，遗憾于下半部之不见，于是托人找到全本，开始进行自己的翻译。他将迦茵未婚生子的情节如实译出，被当时一些人认为“迦茵之身价忽坠九渊”[19]，但同时也有像夏曾佑这样 “会得言情头已白，撚髭想见独沈吟”[20]的读者，为迦茵的爱情和死亡扼腕叹息。无论林纾的译文毁誉如何，《迦茵小传》在当时都成为了一本炙手可热的畅销书[21]。以此为契机，再加上手头握有英文本的《哈氏丛书》[22]若干种，林纾开始大量翻译哈葛德的小说。截止到1911年，共有16种林译哈葛德小说问世（见表一）。
表一：1904-1911年林纾译哈葛德译文、原文情况表[23]
从1904年到1906年，商务印书馆三年间共出版林译小说17种，其中有12种哈葛德小说，每年都占据出版总数的70%以上；合作的口译者中，魏易占7部，曾宗巩占5部；每部都附上林纾详尽的序言，亦有即兴发表的诗词。无论是野蛮冒险还是言情戚戚，哈氏小说与林纾译调的结合，从1905年起成为林纾“文字制造厂”[24]中最鲜明的一条流水线。到1907年，这个比例开始急剧下降，11种“林译”作品中，并无哈葛德小说；1908年，14种林译小说中，仅一种哈氏著作；1909和1910年，林纾忙于汇编国文读本和出版《畏庐文集》[25]，总的翻译数量已较前期有所下降。
李欧梵认为：“他（林纾）最初接触哈氏作品的时候，可能较欣赏言情作品，如《迦因小传》（Joan Haste）和《橡湖仙影》（Dawn），但还是被哈氏另外一个小说世界所吸引，所译的哈葛德小说以探险和荒诞神奇的作品为主，倒与哈葛德在英国的名声相符。”[26]同时他也指出一个内在于林译哈葛德小说的问题：林纾序跋中的哈葛德与实际小说文本的情志的偏离。
将文本的“可译性”集中于“演史”二字，期望读者把握住历史的含义，这样一种史家的态度，从林纾接触哈葛德之始，就弥漫在他对这位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传奇（romance）作家的理解之中。在林纾最早翻译的哈氏小说《埃司兰情侠传》的《叙》中，好友涛园居士回忆了是书翻译的前因后果，谈到：
徵君语予，哈葛得者，英之孤愤人也，恶白种之覇駮，伪为王道愚世，凡所诩勇略，均托诸砲火之厉烈，以矜武能，殊非真勇者也。故哈氏之书，全取斐洲冰洲之勇士，状彼骁烈，以抒其郁伊不平之概。[27]
哈葛德被描述为一位“孤愤之人”，常以“骁烈”为著书主题，为的是抒发自己郁愤不平的心情。这种孤独而悲愤的作者形象，与“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的司马迁，几多重叠。林纾在此不免误解了哈葛德这样一位通俗作家的真实写作意图，虚设了他本不曾有的文学抱负。涛园居士就这一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哈氏“宁在所怪”的风格是因为其“嗜古”，实在没有那些讽世之心；之所以这么判断，根源上是为小说文本的阅读感受所牵引，也就是《埃司兰情侠传》作为小说，在故事情节、情志和笔触上的特征。而林纾在序言中塑造的“哈葛德”，却并不能与小说的正文形成呼应，这一矛盾，他在《序》中试图予以回答：
（哈葛德）于是追蹑古踪，用以自博其趣，此东坡所谓久厌膏粱，反思螺蛤者也。盖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政教既美，宜泽以文章，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28]
稍作修饰地将哈氏的好古趣味摆放到政教观的空隙处，并以苏轼的文学历程作为呼应。这种由“史”入“文”以期为自己翻译通俗小说自圆其说的想法，在1905年《斐洲烟水愁城录》的序言中也有体现。林纾不仅将全书的历险故事与《桃花源记》联络起来，更揣摩著者的心情道：“哈氏所造蹇涩，往往为伤心哀感之词以写其悲。又好言亡国事，令观者无欢。”这与陶潜厌恶当朝权贵恰有共鸣；篇末还大赞小说结构中史传联络法的运用，认为“文心萧闲，不至张皇无措，斯真能为文章矣”[29]。此后，《鬼山狼侠传》序言言及叙事，举《史记》、《汉书》之例；《洪罕女郎传》序亦以韩愈文章“巧于内转”、“先有伏线”的行文绝技，提点“哈氏文章，亦恒有伏线处，用法颇同于《史记》”[30]。从司马迁、陶潜到韩愈、苏轼，林纾仿佛让哈葛德在中国的文学世界中做了一次旅行。但他也抵挡不住罗曼司小说述奇、志怪、尚异等元素的吸引：《斐洲烟水愁城录》中的哈葛德，较之陶渊明更“奇”一筹；《洪罕女郎传》比起韩愈“匠心尤奇”；大类《汉书》笔法的《鬼山狼侠传》，也是“奇谲不伦，大弗类于今日之社会”[31]。当哈葛德小说的特质溢出史传、古文实在太多时，林纾也不得不承认它“非病沿习，即近荒渺”，更趋向于唐宋小说。林纾用古文翻译小说，虽然在形式上保持了正统的古文文章，但为了译书的便利，也不可避免地裹挟了不容于古文文体的词汇或用法进来；与此类似，当他在序言中再三将言情、神怪扭转成道德、兴亡、伦理、担当、理想人性时，他也无法避免西洋通俗小说与中国史传文章的冲撞，这种冲撞甚至进一步瓦解了他的序言。到了1907年，林纾开始翻译《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32]的迭更司（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现通译为狄更斯），迅速取代了哈葛德，成为林纾心目中欧西文家的代表。此消彼长间，在1910年《三千年艳尸记》的序言中，林纾已经将迭更斯的小说置于标杆的位置，并对这两位英国小说家进行了一番比较：“哈氏之书，多荒渺不可稽诘，此种尤幻。笔墨结构去迭更固远，然迭氏传社会，哈氏叙神怪，取径不同，面目亦异，读者视为《齐谐》可也。”[33]从马班之作到《齐谐》之流，林纾最终还是点出了哈葛德小说的真实请况。
作为读者的周作人，又是怎样通过林纾去阅读哈葛德的呢？他翻译《红星佚史》，只是在林译的延长线上进行的吗？再次回到周作人对选择这个译本的初衷的描述中，或许可以回答这一系列涉及私人阅读史式的问题。
二、《红星》“译”史
周作人谈及林纾，叙述上并不避讳他对自己的影响，例如“最初读严几道、林琴南的译书，觉得这种以诸子之文写夷人的话的办法非常正当，便竭力地学他。虽然因为不懂'义法’的奥妙，固然学得不象，但自己却觉得不很背于迻译的正宗了”[34]，将自家笔法看作与林译小说的文章义理一脉相承。而关于学习林译的《红星佚史》的发生，周作人还曾回忆：
《埃及金塔剖尸记》的内容古怪，《鬼山狼侠传》则是新奇，也都很有趣味。前者引导我们去译哈葛德，挑了一本《世界的欲望》，是把古希腊埃及的传说杂拌而成的，改名为《红星佚史》。[35]
通过这段文字，可以知道《埃及金塔剖尸记》的故事内容是触发周作人翻译《红星佚史》的一个重要原因。1887年，哈葛德凭着因King Solomon’s Mines（林译《钟乳骷髅》，1908）的畅销而得到的大笔稿费，前往埃及采风，随后创作了一批以此地为背景的罗曼司作品。She（《三千年艳尸记》）、Ayesha: The Return of She（《神女再世奇缘》）、Cleopatra（《埃及金塔剖尸记》）、The World’s Desire（《红星佚史》）都在此序列中。但与《三千年艳尸记》和《埃及金塔剖尸记》相比，《红星佚史》的叙事风格不大相同。前两篇小说描述古代埃及的王朝制度、文物风貌、人情风俗，都有一些固定的情节元素：从文明国度而来的现代英国人、身世离奇的上古传奇人物、贝叶史书、秘密日记等等。其中，《埃及金塔剖尸记》（1905）在林纾前期的译作中可以说是译得很认真仔细的一部[36]。林纾还将出自哈葛德之手的《哈氏原序》译出，附在自己所撰的译序之前，作为理解小说的参考。从这两份序言可以发现，林纾翻译此书，并不看重它“忽构奇想”、好言神怪的文学特质，倒是想以这一段异国亡败的历史警醒国朝子民，若再如“埃及蠢蠢”，则灭亡即在眼前。他将“莺吞礼”为埃及艳后“格鲁巴亚”毁尽一生霸业的故事，与中国陈隋二帝亡国灭朝的史实对照，认为它们共享了一些教训。论述古埃及建造金字塔时，林纾更是联想到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将两者同样视作劳民伤财之举，以为妄费劳力导致“亡国”。那么哈葛德真实的写作意图究竟如何？在书前的《哈氏原序》中，作者不无幽默地说：“今学生辈寻味吾书，必不乐观此幽怪之事，及古时礼法，与意昔司宗教，并埃及之文化。”[37]点明了阅读的要义在于书中丰富的人文趣味所串联的稗史传说和虚构的妖神故事。众多英国本土批评家和读者的反应都证明，贯穿于哈氏传奇的两个重要元素——远古知识和想象力[38]，使Cleopatra具有引人入胜之力，颇得好评；而这正是林纾在他的序言中希望抹去的色彩。
有意味的是，哈氏小说的大胆新奇却正中周作人下怀，符合他自身的文学趣味。周作人读小说，将《镜花缘》、《封神传》、《西游记》归为一类，“在古来缺少童话的中国当作这一类的作品看，亦是慰情胜无的事情。”[39]其中最喜爱《镜花缘》，诸如林之洋的冒险，多九公对奇事和异物的知识，虽然显得荒唐，却是一种“新鲜的引力”，指引他去欣赏“叙述异景”的王尔德童话，理解讲述神话故事的《阿迭绥亚》（今译《奥德修纪》），也有一种能够把恐怖与可怕中和的特别趣味。在翻译小说中，周作人举《海外轩渠录》（今译《格列佛游记》）、《航海述奇》（《天方夜谭》之一）二书作为自己趣味的呼应，称二者集幻想与真挚为一体，值得一阅。周作人偏爱一种“合知识与趣味为一”[40]的随笔文章，这反映在他的小说品味上，就是欣喜于《封神记》、《西游记》、《镜花缘》的荒唐好玩。正是在这条“新奇可喜”的趣味脉络上，周作人由着自己对翻译小说真实的阅读感受，敏锐地把林纾在序言中塑造的哈葛德形象剥离出去，反而青睐于哈葛德好古、探险且具有野蛮（savage）味的小说。1908年，周作人作《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以“故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概括从梁启超撰写《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后当时社会对小说的看法。在“实用”的文学观念的笼罩下，众多的小说杂志又以历史、科学、教育等名目规训“良小说”，其实不免扭曲了小说的面貌。周作人举《海外轩渠录》和《爱国二童子传》为例，认为前者把斯威佛德所著《格列佛游记》理解成了一部滑稽小说，后者则将小说作为宣传实业救国的工具，皆是错解了原作的寄托。二书的译者不是别人，正是林纾。周作人在此文中对林译作品均不甚满意，并将林译小说的偏差从译文层面的得失转移到了序言的问题上，认为“译者初亦吾国通士，奈何独断节之，且不惮背其本旨以为题名，无亦在泥于归类之过耶？”[41]以自我的文化诉求增加或删改小说原作的旨趣，丢失了原作者本身的特色意趣，对于周作人来说，这才是当时的翻译小说乃至文学本身最应解决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周作人的解读也是林译哈葛德在晚清文学市场中被阅读的真实状态的一个反映。参考小说林社的情况，1905年该社出版哈葛德小说《爱河潮》，定为“言情小说（疾风劲草，沧海巫山，世态写真，人心活剧）”，1907年出版《海屋筹》，定为“神怪小说（希腊神话，埃及圣迹，欧西古俗，以资博览）”[42]。两个栏目的说明文字或多或少脱去了道德的外衣，甚少顾忌在林纾笔下作为“严肃作家”形象的哈葛德，更注重小说的趣味，反而贴近了在英语世界中哈葛德通俗小说家的身份。
《埃及金塔剖尸记》一书，还第一次将安特路朗带入了周作人的视野。在《哈氏原序》中，哈葛德谈到了书中古歌的作者问题：“余书中意昔司歌，及格鲁巴亚曲，则安度阑所为。取而施之吾书之上，查美莺所歌调，亦安度阑翻译希腊大师马利格稿也。”[43]此序表述了哈葛德与安特路朗的合作模式，即哈葛德作小说，安特路朗或译或作歌（lyrics）。林纾将书中格鲁巴亚所唱的五首歌视作“英国古乐府”[44]，并以骚体的形式译出。周氏兄弟在翻译《红星佚史》前曾读过这部译作，很多细节上都有借鉴[45]。林纾处理诗歌翻译的方式，可能直接引导《红星佚史》中鲁迅用古雅骚体对译十七首韵歌（verse）。
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说：“《世界欲》是一部半埃及半希腊的神怪小说，神怪固然是哈葛德的拿手好戏，其神话及古典文学一方面有了朗氏做顾问，当然很可凭信，因此便决定了我的选择了。'哈氏丛书’以后我渐渐地疏远了，朗氏的著作却还是放在座右，虽然并不是全属于神话的。”[46]换言之，虽然他最初因为哈葛德而注意到《红星佚史》，但作为神话人类学家的安特路朗的吸引力很快超越了哈葛德。
安特路朗在晚清并不广为人知，却是周作人重要的域外资源。他回忆刚到日本时收到的第一批书，其中就有朗的两本神话学著作Custom and Myth（《习俗与神话》，1884）和Myth, Ritual and Religion（《神话与宗教仪式》，1887）。在1906年《新生》的酝酿时期，周作人根据朗的著作拟有一篇《三辰神话》，详细介绍了两册书中涉及日、月、星的古希腊神话[47]。一方面，安特路朗所写的这几本参考书，为还未掌握希腊语的周作人建造了一座走入古希腊文学世界的桥梁：“最初之认识与理解希腊神话却是全从英文的著书来的”[48]。实际上，朗以英文转译的希腊古典作品，在19世纪末的英国极受欢迎。1917年周作人用白话翻译《Theokritos牧歌第十》，便是根据朗的英文底本[49]转译而成。另一方面，作为“文术新宗”的神话研究，在晚清也通过安特路朗的学术著作进入了他的视野。朗对神话、传说、童话与人类习俗的分析考掘，成为周作人文学和民俗研究的出发点，除了上文提到的两本著作外，还有一本《文学的童话论》也为周氏所喜爱。
有意思的是，安特路朗的学术修养不仅使他得以顺利地以抑扬格五音步模拟古人口吻作韵诗，更深刻地作用在《红星佚史》的原作The World’s Desire的写作层面。早在1885年[50]，安特路朗就注意到了哈葛德。此后八年时间中，两人频繁通信，讨论小说写作的问题，而这八年也是哈氏自己所界定的创作巅峰时期。朗不仅在小说的出版层面给予帮助，撰写书评推介[51]，还对哈葛德寄送的每一份手稿都加以改进、纠正、润色与注释[52]，一方面对哈氏的想象力大加赞扬[53]，一方面又在技巧上给予提点。例如朗对Cleopatra的手稿提出缩减篇幅以改变原有的“档案式”的讲故事风格[54]，这使读者更容易进入陌生的古埃及世界，保证了作品的可读性。从1888年起[55]，两人开始写作The World’s Desire。朗关注作品的语言、文体[56]，既对哈氏行文中的长篇大论（screed）做了简省，又埋入了充满神话趣味的细节[57]，更将自己的神话研究带入到小说题材的挑选过程中，创造了一种雅俗之间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朗提供的知识性细节帮助哈葛德克服了自身粗糙的文风和陈规化的罗曼司格调。可惜这些新鲜的质素并没有使作品获得预想的成功，The World’s Desire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当时英国文坛的不满，对小说的批评集中指向一种多文化杂糅所造成的不协调感。James M.Barrie就刻薄地用anarchy（无政府主义）一词来概括自己的阅读感受[58]。复杂性和知识性打破了罗曼司文体陈陈相因的、简单的叙事模式，对通俗小说的读者而言，的确是一种不舒服的冲击；但对于周作人这位异域译者来说，“杂拌”却正是他所喜爱的。
《红星佚史》的小说情节多涉及人间神性，周作人据此在《序》中判断其具有“所述率幽闷荒唐，读之令生异感”[59]的风格特点。之所以没有偏向异域冒险小说，是因为他对故事的背景知识有所认识，这其中安特路朗的作用可见一斑。在序言中，周作人依次罗列鄂谟（Homer）所著史诗《伊利阿德》（Iliad）和《阿迭绥》（Odyssey），后史氏欧黎辟提斯（Euripides）和思德息科罗（Stesichorus）的著述，印证了小说系脱胎于史诗的英雄事迹和贤俊逸闻，并非臆造，确有所本。这种现代小说与古老文学形式的关联，也体现了神话作为泰西文学源头对文本从情节到主题的影响。比如阿迭修斯见海伦前遇到三位已故勇士“健影”的阻拦，分别是皮里托奥斯（Pirithous）、忒修斯（Theseus）和大埃阿斯（Aias）。忒修斯是安提卡的英雄，也是雅典国的王，在神话中杀死了包括米诺斯在内的怪物，他与朋友皮里托奥斯为了抢夺还未成婚的海伦，双双死于冥府。大埃阿斯是《伊利亚特》中希腊联军的主将之一，他保卫了英雄阿喀琉斯的尸体，却被奥德修斯夺走了功劳，为此自刎而死。三位英雄分别与海伦和奥德修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朗挑选他们来守护海伦的美，是深谙希腊神话安排人物的规则的。一系列诸如此类的细部线索提示着周作人，使他对《红星佚史》系一种拟写神话的判断更加自信。也正因此，他将小说的主题叙述成“眷爱、业障、死亡三事”，并以悲剧的特点——“判而不合，罪恶以生，而为合之期，则又在别一劫波，非人智所能计量”[60]，来理解故事情节中三角爱情与死亡命运的纠缠。
在翻译朗的英文原序时，周作人用“莫测”翻译romance这一概念，这可能与他对小说内容的把握有很大的关系。且看他对其他文类概念的中西对译：希腊传言/旧传（Greek legend）、载…之事/…之谭（tale）、小说（fiction）、口说（tradition）、事迹（story）、古话（fable）、文章（literature）；以上西方文学概念词汇周作人多以中国文学中的传统文类概念去翻译、贴合。相比之下，“莫测”二字多少传达出了内容上传奇之言的色彩，并不能完全被文类所限定。这一认识并没有出现在林译哈葛德的序言中，应当是由周作人自身文学观念促发而成。
三、“新生乙编”的开端
细细分析《红星佚史》的一段译者序言，会发现它与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斯书之翻，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繇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神智，否者或群逼桚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61]
前后有两个论点，其一是文章与教训并不相干，针对的是近世中国以说部教道德的观念；其二是学与文不可混同，并强调“文”之责任只在“能移人情”一端，针对的还是当时“为文辞者”中不重视文学性的现象。无论是与“今日群道”的弊端对举的“泰西诗”，还是作为“说部”无益于教化的例子的“泰西之书”与“泰西之意”，两个论点所共有的一个背景，就是“泰西”文学。若与作为“新生甲编”的诸篇文论并置而观，“说部曼衍自诗”、文章与教训的关系、学与文二事、说部属文等序言中的要点，大体可视为1908年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世论文之失》中“文章意义”一节的“摘要”。
《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世论文之失》文如其题地分作三个部分，即文章之意义、使命（mission）和作者对近世论文的批评。根据周作人日后自述，则分为上下两部，“上部杂抄文学概论的文章，凑成一篇，下半是根据新说，来批评那时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的。”[62]这里所说的“文学概论”，已有日本学者考察出很可能指的就是1906年太田善男编写的《文学概论》[63]。太田此书多是杂译西方的近世文论，挪移了西方文学系统的框架，分为两编：上编“文学总论”，介绍文学的意义与组成质素；下编“文学各论”，以诗为纯文学，与“杂文学”对举。
《红星佚史》序言所讨论的主要是这篇论文的前两个部分。周作人首先亮明民族国家之存在所需倚傍的两大要素，一是质体，一是精神；然后引出国民精神的问题，即“国魂”、“种力”，认为质体上的亡国并没有民族精神的丧失来得严重，是以“质虽亡就，神能再造”，反之则不可，并证以古代埃及和希腊的亡国历史，说明只要不磨灭文化艺术上的民族性，国即非真亡。简述完精神之力对民族国家的真正作用后，他又将文章作为精神外曜的物质形态之一，作了集中讨论：
特文章为物，独隔外尘，托质至微，与心灵直接，故其用亦至神。言，心声也；字，心画也。自心发之，亦以心受之......吾国昔称诗言志。（古时纯粹文章，殆惟诗歌，此外皆悬疑问耳。）夫志者，心之所希，根于至情，自然而流露，不可或遏，人间之天籁也。[64]
中间省略的部分是周作人选取英人与德人对文章与国民关系的论述。这段文字是围绕着“纯粹文章”这个概念展开的，“文章”在此指文学，构成纯粹文学的元素在于言志、心声、至情、自然，最早的源头在先民的创造，故中国的纯粹文学起源于诗。对于这个概念，周作人在较早写作的《文章之力》中也有类似表述：“吾窃以为，欲作民气，反莫若文章。盖文章为物，务移人情”[65]。他认为，当下中国的文学/文章渐渐丧失其纯粹性，大多成了“趋时崇实”的应制之作，等而下之则“溺于利功”，在这种大势之下，独抒个性的文章愈见凋敝。中国文章的趋势与欧西各国“竞言维新”的风气互相作用，间接地摧残着国民精神。这种看法在当时的文坛，背离了大众对以时新文体输入西学新知的普遍看法。《红星佚史》序中“说部曼衍自诗”背后所发动的，正是这样一种古已有之的文章之道，与“复古”形成对比的则是现实文学的虚与伪。周作人认为，纯粹文章与精神都需要纠偏，因此他提出借镜于泰西的“新生之法”。而他理想的文学状态可能接近鲁迅《摩罗诗力说》中所言“实利离尽，究理弗存”[66]，在这一点上，《红星佚史》序言与《论文章之意义》一文共享了纯粹文章概念，即“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67]。
在列举泰西各家对“文章意义”的诸多论述后，周作人举出三处值得商榷的缺点，意在引出美人宏德（Hunter）的说法：“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Taste），笔为文书，脱离学术，遍及都凡，皆得领解（Intelligible），又生兴趣（Interesting）者也。”并对四义——文章必形之楮墨、文章必非学术、文章乃人生思想之形现、文章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展开了讨论。其中第二义“文章者，必非学术者也”，认为“表扬真美”的意义内涵维系的正是“文”这一字的纯粹性，细化了《红星佚史》序言中关于学与文部分的论述。
或可用“必非”二字概括《论文章之意义》一文的态度，周作人通过反复否定和反复说理，对“纯粹文章”进行了提纯。在这点上，他更早期翻译序言中的表述就复杂得多，时常夹杂着时人对小说的流行想法，如《孤儿记》（1906）“凡例”其一有言，“小说之关系于社会者最大”。但就着他自己的小说品味和判断，处处着眼于世道人心的现世意图，实不足以构成“文章之意义”。在《孤儿记》的同一条“凡例”中，周作人便立即补充了一句：“是记之作，有益于人心与否，所不敢知，而无有损害，则断可以自信。”[68]可见他对小说与社会必有关联这个看法并不坚定。
在小说意在改良思想还是引人入胜这个问题上，周作人1906年前的态度是模糊的，或者说至少他曾倚仗于晚清译界风尚中的那种“为我所用”的翻译宗旨。《女猎人》（1905）的《约言》谈到译书缘由时，周作人给出的理由是，“作者因吾国女子日趋文弱，故组以理想而造此篇”[69]，并期望这种理想有朝一日，“吾姐妹”能有人“继起实践之”、有人“发扬而光大之”，精神与体魄都达到健全，以完成从无名之女猎人到有名之女军人的使命。这种译书目的之表达，是为了呼应《女子世界》杂志宣扬“女军人、女侠客、女文学士”[70]的立刊根本，使自己的翻译与杂志的整体氛围相融合。而在译文结尾的一段自撰文字中，周作人笔锋一转，说《女猎人》“不过寓言耳”[71]，隐晦地点出小说文体的虚构性。这样的表达也同样出现在周作人为《造人术》（1906）所撰《跋语》中：“《造人术》，幻想之寓言也。索子译《造人术》，无聊之极思也。”[72]比之《女猎人》，《造人术》从内容上更可称为“天方夜谭”，人造人的主题脱离了现实世界，近乎一种科幻小说。从《跋语》中不难体会到，对于将虚构之言的小说作为救世文章乃至教授新理的工具这样一种普遍观念，当时的周作人是摇摆不定、不置可否的。
从周作人几种早期译作的序言反观《红星佚史》，不难发现，“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繇之意，舒其文心”一句，的确呈现出了一种对文学认识态度上的转变。虽说《红星佚史》被周作人描述为一本模拟林译的翻译作品，形式也采用了文言进行翻译，尚未达到日后直译的面貌；但它背后的文学观念，已经与林纾乃至晚清的文坛分道扬镳。
原载《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5年第2期
感谢周旻博士赐稿！
参考文献
[1] 周作人：《序》，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希腊之馀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85页。
[2] 周作人：《我的复古经验》，《周作人自编文集·雨天的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6页。
[3] 鲁迅：《序言》，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13页。
[4] 鲁迅1902年离开南京前往日本留学。据周作人1902年4月9日日记，他第一次收到鲁迅从日本寄来的信，发信时间是2月26日，此时鲁迅初到横滨。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332页。
[5] 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9页。
[6] 周作人：《鲁迅与清末文坛》，《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第74页。
[7] 周作人：《往日本去》，《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文具图书公司，1980年，第173页。
[8] 会稽周逴：《红星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版权页。
[9] 王风在《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2期、2010年第2期）一文中，根据周作人在《红星佚史》序言中的论述，将这一译作放置在“《新生》乙编”的延长线上。
[10] 邹瑞玥：《林纾与周作人两代翻译家的译述特点——从哈葛德小说The World’s Desire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2期。
[11] 张治：《与》，《蜗耕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8-74页。
[12] 李欧梵的《林纾和哈葛德——翻译的文化政治》（《东岳论丛》，2013年10月，第34卷第10期）具体而微地阐释了晚清的林译哈葛德风潮，为本文讨论周作人早期翻译与林纾的离合提供了重要的背景。
[13] 在《序》中，林纾回忆了1905年前对哈葛德小说的翻译，《埃司兰情侠传》和《埃及金塔剖尸记》是在甲辰年间译成。实则《埃司兰情侠传》中序言所署时间是癸卯（1903年）嘉平月，出版于1904年。故将时间上限定在1904年。见林纾：《序》，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10页。
[14] 周作人：《习俗与神话》，《周作人自编文集·夜读抄》，第15页。
[15] 合订本由汪康年在1899年刻印。当年《中外日报》中登出售书广告，有“《茶花女》、《新译包探案》、《长生术》合册”一说。参见阿英：《关于》，钱钟书等著：《林纾的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5页。据阿英的考证，因为《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原版木刻线装不甚经济，以至于流传颇少，真正大量印刷发售的正是三书合订的铅印本。1908年，林纾在《歇洛克奇案开场》中也谈到了此合刻本的情况：“当日汪穰卿舍人为余刊《茶花女遗事》，即附入《华生包探案》，风行一时。”参见林纾：《序》，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242页。
[16] 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第276页。
[17] 蟠溪子节译、包天笑润饰的《迦因小传》，1901年在《励学译编》杂志上连载，1903年由文明书局出版单行本。参考韩洪举：《林译的文学价值及其影响》一文，陈锦谷编：《林纾研究资料选编》，福州：福建省文史研究馆，2008年，第513页。
[18]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8页。
[19] 寅半生：《读两译本书后》，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285页。
[20] 夏曾佑：《积雨卧病读琴南有感》，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598页。
[21] 《迦茵小传》的销售情况，可参考当时的再版情况：“这部小说经林琴南译出足本，1905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1906年9月已发行三版，1913、1914年几度再版，先后编入《说部丛书》、《林译小说丛书》。”见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6年，第187页。
[22] “即哈氏亦为书二十六种，得酬定不赀，乃忽辟奇想，欲以著书之家，奄有印刷家之产，则哈氏黩货之心，亦至可笑矣。”（《序》，《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220页）；“哈葛德之为书，可二十六种。”（《跋语》，《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224页）；《哈氏丛书》的说法还可参考毕树棠《柯南道尔与哈葛德》，《人间世》，1939年8月，第1期。
[23] 中译本信息根据张俊才编《林纾著译系年》，收入张俊才、薛绥之编：《林纾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372-469页；英文本信息根据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林纾的翻译》，第61-65页；每一年所出林译小说的数量可参考《涵芬楼藏书目录》，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三年（1911年）。
[24] Michael Gibbs Hills在他关于林纾的专著Lin Shu, Inc.: Transl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中，将高凤岐评价林纾时使用的“文字制造厂”（factory of writing）一词扩展为对所有林译作品的称呼。
[25] 张俊才、薛绥之编：《林纾著译系年》，《林纾研究资料》，第372-469页。
[26] 李欧梵：《林纾和哈葛德——翻译的文化政治》，《东岳论丛》，2013年10月，第34卷第17期，第50页。
[27] 涛园居士：《叙》，《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282-283页。
[28] 林纾:《序》，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208页。
[29] 林纾：《序》，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215页。
[30] 林纾：《跋语》，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224页。
[31] 【英】哈葛德著，林纾、曾宗巩译：《鬼山狼侠传》（Nada and Lily），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1页。
[32] 林纾：《序》，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252页。
[33] 林纾：《序》，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268页。
[34] 周作人：《我的复古经验》，《周作人自编文集·雨天的书》，第96页。
[35] 周作人：《鲁迅与清末文坛》，《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第74页。
[36] 全书三编，每一章都得到了篇幅相当的翻译，原作在每章的标题下都附有关键词式的内容提要，这些繁琐的部分也被林纾如实地翻译出来。
[37] 林纾译：《哈氏原序》，《（神怪小说）埃及金塔剖尸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2页。
[38] Malcolm Elwin, “Introduction”, in H. Rider Haggard,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London: Macdonald, 1948, p. vii.
[39] 周作人：《小说的回忆》，《知堂书话（上）》，第817页。
[40] 周作人：《文史丛著序》，《知堂书话（下）》，第84页。
[41] 独应（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113页。
[42] 栾伟平：《小说林社研究》，第285页。
[43] 【英】哈葛德著，林纾译：《哈氏原序》，《（神怪小说）埃及金塔剖尸记》，第3页。
[44] 【英】哈葛德著，林纾译：《（神怪小说）埃及金塔剖尸记》，第75页。
[45] 最直观的证据来自《红星佚史》第一编第八章“三灵”章前的一段注解：“按：埃及古教谓人类形成，凡四部分。一为蜕，为躯壳；二为佉（Ka），为魄；三为悖（Bai），为魂；四为傐（Kho），为曜。曜者，生命之光，自神顶腾踔而出者也。见哈葛得《埃及金塔剖尸记》第六章自注。”周逴（周作人）：《红星佚史》，第50页。
[46] 周作人：《习俗与神话》，《周作人自编选集·夜读抄》，第15页。
[47] 周作人：《筹备杂志》，《知堂回想录》，第198页。
[48] 周作人：《我的杂学》，张丽华编：《大家小书：我的杂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49] 根据张丽华在《无声的“口语”——从透视周作人的白话文理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148-164页）中的考证，周作人的翻译底本应该是安特路朗（Andrew Lang）所译的Theocritus, Bion and Moschus (London : Macmillan and Co., 1911)一书。
[50] 根据朗发给哈葛德第一封信所署的时间，应为1885年3月。H. Rider Haggard, The Days of My Life: An Autobiography of Sir H. Rider Haggard, London: Longman, 1926. 下文所引朗的书信，如无特殊说明，皆出自此书。
[51] King Solomn’s Mine一书出版后，朗在Saturday Review 上写有书评；1885年Allan Quatermain连载于朗所供职的Longman’s Magazine上；1895年，朗为Longman 杂志开列了一份关于学校图书馆借阅量的书单，哈葛德的小说列于第一位。见Malcolm Elwin, “Introduction”, She: a history of adventure, pp. i-xxviii.
[52] Marysa Demoor, “Andrew Lang’s letters to H. Rider Haggard: The Record of a Harmonious Friendship”, Études Anglaises, 40(3), Jul 1, 1987.
[53] 见1886年7月12日朗给哈葛德的信。
[54] 朗在给哈葛德的一封信中说：“You will find, I think, that between chapters 3 and 8 it is too long, too full of antiquarian detail, and too slow in movement to carry the general public with it ….The style is very well kept up, but it is not an advantage for a story to be told in an archaic style (this of course is unavoidable).”此信没有具体的时间，推测当在1887年3月以后。
[55] 见朗1888年3月8日给哈葛德的信。
[56] 他在参与The World’s Desire的写作时，贯穿的文体意识就是简短、平顺。所借助的正是从《奥德修纪》译本中习得的措辞、语调，以及清爽直接的语言风格——对短语、名词、动词的节制，而抛弃了哈葛德所惯用的埃及化古文体。
[57] 见朗1899年3月12日给哈葛德的信：“I hope you will find I am putting in enough to fill up…….I have re-written plenty. ” Marysa Demoor,1987.
[58] D. S. Higgins, Rider Haggard: A Biography,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83, p. 143.
[59] 周逴（周作人）：《序》，《红星佚史》，第1页。
[60] 周逴（周作人）：《序》，《红星佚史》，第1页。
[61] 周逴（周作人）：《序》，《红星佚史》，第2、3页。
[62] 周作人：《河南—新生甲编》，《知堂回想录》，第219页。
[63] 根岸宗一郎：《周作人留日期文学論の材源について（周作人留日期文学论的材源考）》，《中国研究月刊》，1996年第9期。
[64] 独应（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世论文之失》，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91、92页。
[65] 独应（周作人）：《文章之力》，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72页。
[66]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3页。
[67] 独应（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世论文之失》，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115页。
[68] 周作人：《凡例》，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46页。
[69] 周作人：《女猎人》，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26页。
[70] 初我：《颂词》，《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1月17日。
[71] 周作人：《女猎人》，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32页。
[72] 周作人：《跋语》，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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