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黑森林一个开阔山谷的陡峭斜坡上，有一间滑雪小屋，海拔 1150 米。小屋仅六米宽，七米长。低矮的屋顶覆盖着三个房间：厨房兼起居室，卧室和书房。整个狭长的谷底和对面同样陡峭和山坡上，疏疏落落地点缀着农舍，再往上是草地和牧场，一直延伸到林子，那里古老的杉树茂密参天。这一切之上，是夏日明净的天空。两只苍鹰在这片灿烂的晴空里盘旋，舒缓、自在。
古老的杉树茂密参天。这一切之上，是夏日明净的天空。两只苍鹰在这片灿烂的晴空里盘旋，舒缓、自在。
这便是我“工作的世界”---由观察者（访客和夏季度假者）的眼光所见的情况。严格说来，我自己从来不“观察”这里的风景。我只是在季节变换之际，日夜地体验它每一刻的幻化。群山无言的庄重，岩石源始的坚硬，杉树缓慢精心地生长，花朵怒放的草地绚丽又朴素的光彩，漫长的秋夜里山溪的奔涌，积雪的平坡肃穆的单一---所有这些风物变幻，都穿透日常存在，在这里突现出来，不是在“审美的”沉浸或人为勉强的 移情发生的时候，而仅仅是在人自身的存在整个儿融入其中之际...
严冬的深夜里，暴风雪在小屋外肆虐，白雪覆盖了一切，还有什么时刻比此时此景更适合哲学思考呢？这样的时候，所有的追问必然会变得更 加单纯而富有实验性。这样的思想产生的成果只能是源始而骏利的。那种把思想诉诸语言的努力，则像高耸的杉树对抗的风暴一样。
这种哲学思索可不是隐士对尘世的逃遁，它属于类似农夫劳作的自然过程。当农家少年将沉重的雪橇拖上山坡，扶稳橇把，堆上高高的山毛榉 ，沿危险的斜坡运回坡下的家里；当牧人恍无所思，漫步缓行赶着他的牛群上山；当农夫在自己的棚屋里将数不清的盖屋顶用的木板整理就绪 ；这类情景和我的工作是一样的。思深深扎根于到场的生活，二者亲密无间。
城里的人认为屈尊纡贵和农民做一番长谈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夜间工作之余，我和农民们一起烤火，或坐在“主人的角落”的桌边时，通常很少说话。大家在寂静中吸着烟斗，偶尔会有人说起伐木的工作结束了，昨夜有只貂钻进了鸡棚，有头母牛可能早晨或产下牛犊，某人的叔伯害怕中风，或者天气快要“转”了。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扎根于黑森林，扎根于这里人们百年来未曾变化的生活，那种不可替代的大地的根基。
生活在城里的人一般只是从所谓的“逗留乡间”获得一点“刺激”，我的工作却是整个儿被这群山和人民组成的世界所支持和引导。后来，我的小屋里的工作一次次被各种各样的研讨会、演讲邀请、会议和弗赖堡的教职所打断。然而，只要我一回到那里，甚至是在那小屋里“存在”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以前追问思索的整个世界就会以我离去时的原样重新向我涌来。我只是涌身进入工作自身的节奏，从根本意义上讲，我自己并不能操纵 它的隐蔽的命令。城里人总担心，在山里和农民呆那么长时间，生活一无变化，人会不会觉得寂寞？其实，在这里体会到的不是寂寞，而是孤独。大都市中，人们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并不难感到寂寞，但绝对想像不出这份孤独。孤独有某种特别的源始的魔力，不是孤立我们，而是将 我们整个存在抛入所有到场事物本质而确凿的近处。在公众社会里，人可以靠报纸记者的宣传，一夜间成为名人。这是造成一个人本己的意愿被曲解并很快被彻底遗忘的最确定无疑的遭际了。
相反，农民的记忆有其朴素明确永志不忘的忠实性。前些时候，那里的一位农妇快要去世了。她平日很爱同我聊天，告诉我许多村子里古老的传说。她的质朴无文的谈吐充满了丰富的想像。她还在使用村里许多年轻人不再熟悉很快就会湮没的不少古字和**语。去年，我独自在小屋里接连住过几个星期。那阵子，这位农妇经常不顾 83 岁高龄，爬上高坡来看我。照她自己说，她一次次来，不过是想看看我是否还在那儿，或者，是否“有人”突然把我的小屋洗劫一空。整个弥留之夜，她都在跟家人谈话。就在生命最后一刻前一个半钟头，她还要人向那个“教授”致意。这样的记忆，胜过任何国际性报刊对据说是我的哲学的聪明的报导。
都市社会面临着堕入一种毁灭性的错误的危险。都市人想到农民的世界和存在时，常常有意把他们那种其实非常顽固的炫耀姿态暂时收敛一番，殊不知这与他们心底里的实情——和农民的生活质量疏远，听任他们的存在的一如既往，不越旧轨，对学究们言不由衷的关于“民风”、“土地的根基”的长篇大论嗤之以鼻——自相矛盾了。农民可不需要也不想要这种城市派头的好管闲事。他们所需所想的是对其存在与自主的静谧生活的联系。但是今天许多城里人（比如那些滑雪者）在村子里，在农民家里，行事往往跟他们在城市的娱乐区“找乐子”一样。这种行为一夜之间破坏的东西比几百年来关于民风民俗的博学炫耀所能破坏的还要多。
让我们抛开这些屈尊俯就的熟悉和假冒的对“乡人”的关心，学会严肃地对待那里的源始单纯的生存吧！惟其如此，那种源始单纯的生存支委会重新向我们言说它自己。
最近我接到赴柏林大学讲课的第二次邀请。其时我离开弗莱堡，重返山上小屋。我倾听群山、森林和农田无声的言说，还去看望了我的老友，一个 75 岁农民。他已经在报上看到了邀请消息。猜猜他说了些什么？慢慢地，他那双清澈无比的眼睛不加任何掩饰地紧紧盯着我，双唇紧抿， 意味深长地将他真诚的双手放在我肩上，几乎看不出来地摇摇头。这就是说：“别去！”
几日前老师分享的一篇文章，不由觉得，世人离他们自己是有多远。
还有点想要把拙作拿出来分享，没有什么思想内容，甚至几乎是对海德格尔本人原文思想的重复，但所获的启发甚大。文未完成，仅仅取一片段。文字拙劣，甚至难登大雅之堂，仅供浏览消遣罢。进来文思不太好，阅读也遇到了诸多问题，在很多概念范畴上思力不足。几日之后奔向更高的高原，如有机会将分享更多。
与诗同在之处
荷尔德林曾经被海德格尔称为是最纯粹的诗人，是诗人的诗人，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这样写道：“为了揭示诗的本质，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荷尔德林的作品？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作为林林总总的诗歌作品中的一种，体现了诗的普遍本质，而仅仅是因为荷尔德林的诗蕴含着诗的规定性而特地诗化了诗的本质。”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众多的诗作中选择了五个中心诗句：
1、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
2、因此人被赋予语言，
那最危险的财富……
人借语言见证其本质
3、人已体验很多。
自我们是一种对话，
而且能彼此倾听，
众多天神得以命名。
4、但诗人，创建那持存的东西。
5、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诗人荷尔德林给予诗人事业的评价是“清白无邪”，这博得了海德格尔的青睐。语言诞生于人类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在语言伴随着交流日益增强内容形式日益丰富的过程中，其自身的秩序也在逐渐固化，如同可以流动的水泥逐渐凝固成坚固的石板，最后成为坚硬的石墙，限制阻塞存在的穿透而出。诗则不然，它可以自由地流动自由地奔跑，如同海德格尔所说，作诗自由地创造它的形象世界，并且沉湎于想象领域。诗游离于现实与生硬之外，常与思为伍，以语言为材料完成着自我的创造。
海德格尔之思是纯粹的思，在古希腊就与思同源的诗也是纯粹的诗。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后物理就在不断建构着自身的大厦，而源出于巴门尼德的存在之音传入海德格尔之耳的似乎已然微乎其微。形而上学的主题的奠基于柏拉图，自亚里士多德起正式诞生，亚里士多德把研究“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学问称为第一哲学，是来自物理学之后或超越物理学的一种原理，在日后主导了整个西方哲学史，西方文明西方世界都沿着希腊而来的路径在言说。而此一种源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从源头上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对象性的特征，存在所呈现出的东西被人的意识加工成为了不同于柏拉图所定义的“理念”的形式，对于存在的追问依赖于“理念”这一普遍的解释，海德格尔对此种形而上学评论道：“通过把存在解释为最普遍之物,并没有对存在本身说出什么,而只是言说了形而上学是如何思考存在概念的。形而上学对存在概念的思考是如此奇怪地漫不经心,也就是说,它是根据日常意见和普遍化的视界和方式来进行这种思考的。这一事实十分明显地证明了:形而上学是多么明确地远离于任何一种对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分的沉思,尽管它处处都用到这个区分”。以此为始的西方哲学就慢慢走向了言说存在物的发展道路，而存在始终被遮蔽在存在物之后。笛卡尔强调“我思故我在”是对于人作为认识主体地位的强调，形而上学的主体性逐渐凸显，人作为存在整体的认识中心拥有者某种不可替代的权力。关于事物和存在着的一切都经由人的意识而加工，人成为世界的主导，人类中心主义初见端倪，并在日后伴随着人类利用物质与精神对世界的改造变成摧毁原初世界与大地的大潮，来势汹涌。自亚里士多德物理后物理发展而来的各种科学构建了今天人类社会的分类框架，愈加机械化却在与最初对于存在追问的路反向而驰。原初的存在在此一过程中遭遇解构，遭遇机械的摆置，人也在此一时代背景之下走向与生存背离的状态，与世界“共在”的场所被遮蔽或剥夺。
从希腊起始的关注存在物的这一种形而上学实际上即将终结，尼采权力意志对感性世界真实性的肯定是对此种形而上学的某种颠覆，纯粹的思，存在的思即将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复活。诗与思都发源于在古希腊最初对存在的追问当中，二者同一源头。思是人作为与大地与世界同在的存在而思的主体，诗是人对语言的创造。人是谁？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这样写道，人是必须见证他之所以是的那个东西。在他所是的那个东西本身存在的前提之下，人要能够拥有见证这个东西的能力才能够称之为人。这种见证构**之此在，这种见证是见证人与大地的归属关系，人是万物中的继承者和学**者，人从来不能被排出于万物之外，而同时又具有人只为人的不同于万物的属性，所以能够是见证他之所以是的那个东西。人在万物中继承这万物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存在与呈现，此一过程也就是在“学**”。而人的思，亦即对这种自身的纯粹追问也就是就是这种过程的运行或者复现，诗也是如此。一种原始的声音，自由的创造，人的决断在这里具有无上的自由，海德格尔讲，这种决断抓获了必然性，自身进入了一个最高要求的约束性中，这是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叛，转身倾听跨越历史无时间界限的声音。那么，诗即是用人类赖以生存的语言对这种声音的呈现。
语言作为这种复现的材料，同时是危险的，语言创造了一种危险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言，危险乃是存在者对存在的威胁。语言使得存在者背后的可敞开之物得以被认知。存在的处所因语言而具有敞开性，语言常因为自身的功能而引向迷误，在语言中，最纯洁的东西和最混乱不堪粗俗平庸的东西将同时达于词语，用已然成型的语汇冲击人的大脑皮层。存在因诗并且不可避免地因为语言而能够被思，也就正是荷尔德林在诗中所说的，人类所被赋予的语言是最危险的财富。荷尔德林在写诗，这是思所呈现出的轨迹，同时诗的本质又能在语言的面具之下被呈现，因而海德格尔给予他诗人的诗人这样的评价。
惟语言处才有世界，惟世界处才有历史。人已体验许多，人支配语言、改造语言用以言说、规定和交流，其他东西以语言的形式得以被理解。语言由人创造出来，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决定了存在的最高可能性。人与诸神本应置于时刻不停的永恒的交流对话与问答之中，这种关联赋予了语言产生的必然性，思即是这种关联的发生过程。诸神把我们的此在带向语言，语言在由此在和诸神所要求或规定的必然性中将诸神和世界一并呈现。语言所呈现或被要求呈现的是存在或神，这是它被赋予的最初的力量与光辉，然而唯有诗人，而非普遍意义上的文字工作者才能成为此类光芒的介质。他们的思是纯粹的具有乡愁的向存在之家返还的思，并具有纯粹的寄居在其中的爱与能力。
给诸神命名而使得存在能够被放入敞开领域当中的人，只能是诗人。这种命名并不是给一个早已熟知的东西冠以一个名号，海德格尔说，正是由于诗人说出的本质性的词语，存在着才通过这种命名而被指说为它所是的东西。荷尔德林的诗中说，诗人，创建那持存的东西。创建的并不是存在，而是对于存在的命名，持存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是永恒的，而诗人恰恰用语言为人和世界存在的永恒根基敞开大门，创建着存在敞开的通道，守护着神圣。
惟世界处才有历史，在存在敞开的过程中，世界逐渐显现。海德格尔称诗人为“半神”，他认为诗是一个历史性名族的原语言，而诗人就处于诸神和民族之间。他们言说的是诸神的本质，经由语言建立世界的大地。诗人是思着的吟诗的人，并不游离于存在之外的人因为语言因为生活在大地之上而栖居在诗意的土地之上。真正的诗人栖居在这片由存在的频率写成的诗歌大地之上，而大多数人则是在梦中或迷茫之中才会在没有体验的情况下涉足。
海德格尔有诗如是写道：
当思之勇气听命于
在之邀请，于是
天命之语言蓬勃。
“在”本身指向一条由其自身规定出的道路，这是天命的赋予。思是人被赋予的天赋或能力，诗人正是思之力量与勇气的集中彰显者。在存在的呼唤下，思遵从存在的指引，将自身沉淀至纯粹，将遮蔽存在外显而能够被直观的东西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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