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2年由铁二局二处一段调至二处工会电影队工作的，一直到1983年12月止，一共工作了11年，见证了铁二处工会电影工作的发展变化。几十年来我久久不能忘怀。
1972年，我负责35毫米的电影放映机的购买工作，在丁家港、许家桥、草坪等地轮流放映。那时候，农村没电，我们都是带着发电机、放映机和拷贝去的。搬不动的就用板车拖，多半时候都是手抬、肩挑，走夜路也很常见。我们有时还放通宵，放完这场，又赶去下一大队放。放映的都是经典影片《地雷战》《地道战》《上甘岭》《洪湖赤卫队》《闪闪的红星》等。农民对电影非常喜欢，每次观看的人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能给农民送去精神食粮，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无比光荣的使命。
电影放完后，农民们不舍，久久不愿离去，一个劲地问下次什么时候来
1970年，我调去港二口片区任电影放映队队长。我们一组有3人，除了队长以外，还有一名发电员和一名放映员。我们组负责港二口、逆江坪、尧天坪、长茅岭四个公社的电影放映。那时，黑白电视机在农村还没有，在繁重而辛勤的劳作后，农民最大的享受就是看一次露天电影。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农民对露天电影的狂热让我们受宠若惊。每次去大队里都要“偷偷”地去，因为一旦让他们太早知道消息，他们会从早上开始占座位，有时还会因为起争执打起来。电影还没放完，隔壁大队的人就来了，抢着给我们挑机器设备，生怕搞迟了看不成。露天电影容易受天气影响，但农民的热情往往能战胜暴雨。我们在尧天坪拖拉机站放电影《侦察兵》时，遇上一阵大雨，农民们不愿意我们撤场，帮我们打伞、扯幕布，保护机器设备不进水。也许是这些举动感动了老天爷，雨下了一阵就停了。农民因此欢呼雀跃，看得很尽兴。
一个大队每年大约放8次电影，这远远不能满足农村人看电影的需要，所以大家愿意跑十几、二十里路去隔壁大队看电影。印象中人最多的一次是在逆江坪公社高峰大队放电影，不仅本地人看，连附近桃源、安化的人都赶来了，约1000多人。山路崎岖，大家打着火把赶路，星星点点，非常壮观。没有位子的，就从家里搬来小板凳在幕布后面反着看，还有很多小孩子在银幕后面跟着模仿武打动作。电影放完后，农民们不舍，久久不愿离去，一个劲地问下次什么时候来。记得在逆江坪公社放完电影后，有村民将当地竹子砍下来做成扁担送给我们。在扁担上写了一首打油诗，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逆江山上取竹材，放映员同志记心怀，山区人民爱电影，今日一去几时来。”
那时候电影是半公益性质的，一部影片14元钱，由大队出钱，供农民免费观看
我们长期驻扎在农村放电影，山高路远，很辛苦，克服了很多困难，如天热、路远、机器设备很重等。那时交通很不方便，山区连三轮车都没有。二百多斤重的发电机要两个人抬着走。放映机、扩音机等设备只能靠壮劳力挑。放映员要做到人不离机，机不离人。我们的背包里还要带上换洗衣服和日用品。到了放映点，还要栽杆子、扯幕布、发电……一阵忙活后，电影开始了。现场早已坐满了穿背心的汉子、摇蒲扇的阿婆、扎麻花辫的姑娘……他们注视着电影中的画面，或笑或哭，或喜或怒，全然忘记了炎热和蚊虫叮咬。
那时按规定一个月要放50多部电影，时间安排很紧。除了大年三十、初一休息以外，我们都要放电影。每个月拿43元（含下乡补助）的工资，但已经很知足了，因为我们自己也喜欢看电影，放的也都是当时大家爱看的，如《东方红》《槐树桩》《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百看不厌。那时候电影是半公益性质的，一部影片14元钱，由大队出钱，供农民免费观看。
因为吃住都在农村，我们与当地的农民关系也非常好，1971年，我在尧天坪烟云山放电影，走下坡路时，不慎摔倒了，手和脚都磕破了，流了很多血。一农民立即背我去卫生室，还贴心照顾了我三天，真的很感动。通宵赶场放映，需要走夜路，但有农民的引导和帮忙，也不觉得有多辛苦，反而觉得内心很充实。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各公社成立了公社电影队。我们不用下乡流动放电影了，我便去了石公桥电影管理工作站从事管理工作。当时，一部好的影片真的会导致出现万人空巷的情形。如80年代初期，《少林寺》上映时，石公桥电影院的门都被挤破了。一毛五分钱一张的电影票珍贵得不得了，很多时候都是一票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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