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子集，并称四部、四库，四者又别称甲乙丙丁，久之使人有四部平行并列之疑。由六略到四部，虽由部帙增减，不得不然，而其各部各类之间，实有等差次第。如叶长青所论：“夫七略并列，而非并重，所以具源流本末，纵而非横也。”[1]刘咸炘曰：“要之，昔之视四部为平列，今之视四部则史子为主，经在上，而集在下。”[2]又曰：“七略、四部之大义既明，则可以七略法治四部矣。治之云何？一曰尊经，二曰广史，三曰狭子，四曰卑集。”[3]钱基博《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开篇立言亦云：“中国之书，总以四部。四部之学，经史为大。”[4]
经史子集四部之兴，各有时间次第。经学兴于三代四代，三代以下无经，有则传记注疏而已。子部兴于晚周，晚周以下无子，有则皆为儒家之馀，绝无道、墨、名、法家派。史部之名兴于秦汉，史部之实则渊源甚远。集部兴于魏晋，降至明清尤繁。
平行并列，平等独立，此为西洋学术宗旨，近代以来移入国内，则体现为子集的抬升与经史的降低。朱自清说：“按从前的情形，本来就只有经学，史、子、集都是附庸。后来史、子由附庸而蔚为大国，但集部还只有笺注之学，一直在附庸的地位。……现在一律平等，集部是升了格了。”[5]
现代初期，尚有以文学、史学、哲学并称“文史哲”及“文史哲不分家”之说，在名词和含义上都体现出旧时“经史”、“文史”向现代学科的过渡。而近年《学科分类与代码表》的颁行[6]，则以文学、语言学、史学、考古学、哲学、宗教学各为一级学科，其下更有数量众多的二级学科、三级学科，所体现的平行并列原则，正与社会思潮中的“平等自由民主”精神相对应。（当然也有例外，如说“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其积弊恰如钱穆所说：“今日西方人竞称自由平等独立诸口号，其实在其知识领域内即属自由平等独立，无本末，无先后，无巨细，无深浅，无等级，无次序，无系统，无组织，要而言之，则可谓之不明大体，各趋小节。” [7]
一、论经部之书自成一类
上古本无经名，政典即经。经名由诸子、传记而起。章实斋谓：“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8]故以事言，先有经，后有子；以名言，先有子，后有经。章实斋谓“古人不著书”[9]，不著书故无书之名，亦无作者之名。政典即经，而经义全；无经之名，乃是真经。
章实斋曰：“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10]此谓有官有法乃有书，有宗法世畴之业乃有学。
章实斋又曰：“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11]此谓无名而有实，有名则失实。
故张尔田曰：“三代以上无专门之著述，未尝无专门之学，宣之口耳与见之行履，皆学之所有事也。至战国始纷纷言著述矣，而人亦因其著述称为某甲氏之学、某乙氏之学，是学反藉书为重也。学藉书重，学斯衰矣。”[12]
蒋伯潜亦曰：“五经本官书也。诸子之书则不论其著作为记述，为追辑，为依托，皆私家之记述，非官书也。”[13]
经之本义谓王官之学，而王官之书实不限于六经。章实斋谓六经“乃《周官》之旧典”[14]，《周官》六典有三百六十官，即有三百六十篇之学，即有三百六十之部次。柳诒徵又谓王官不止于周，亦有虞夏之官，其言曰：“诸子之学发源甚远，非专出于周代之官……按《七略》原文，正未专指《周官》。如羲和、理官、农稷之官之类，皆虞夏之官。”[15]
近人解析经书，往往以西洋学科分类相权衡，于是谓六经分属文学、史学、哲学而本非一类。又有谓经部不成一类，或主张经子平等者。如钱玄同称《诗》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书》是“文件类编”或“档案汇存”。《仪礼》是战国伪书，《周礼》是刘歆所伪造。《乐》本无经。《易》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春秋》是 “断烂朝报”、“流水账簿”。遂称“《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乐经’本无此书。）”[16]至其晚年，且忽有将经部分入史、子、集三部的想法，将《易》分入子部术数，《书》分入史部别史，《诗》分入集部总集，《周礼》分入史部职官，《仪礼》与《礼记》分入礼类通礼之属。[17]
他如蔡元培亦谓：“《书》为历史学，《春秋》为政治学，《礼》为伦理学，《乐》为美术学，《诗》亦美术学……《易》如今之纯正哲学。”[18]又曰：“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19]
吴康曰：“我以为要从最新式的分类，如分哲学、文学、社会学、博物学……按照现在的分类法做来，《易经》要归哲学类，《诗经》要归文学类，《书经》、《礼经》要归政治学、社会学、风俗学等。”[20]
王云五曰：“譬如经部的《书》是一部古史，《诗》本是文学，《春秋》也是历史，《三礼》等书是社会科学，《论》《孟》也可以说是哲学。”[21]
蒋伯潜曰：“其实就‘五经’的性质，按之‘经史子集’四类的分法，它们简直可分入史、子、集三部。……所谓‘经’实在没有特立一部的必要。”[22]
杜定友曰：“我们主张打破经部，并没有不尊重的意思，也没有特别提升的必要。在图书分类学上，经书与哲学和其它科学并无轩轾。……我们所打破的各种单位的经书，如《尚书》入史，《诗经》入文，《易》入哲学，《礼》入伦理学，《乐》入艺术，《春秋》入史等，完全就研究上的便利。”[23]
在新分类法方面，沈祖荣《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以000为经部及类书。《自序》曰：“经书为四库首部，其性质近于类书，所有经解注疏，以及字典、丛书、杂志，及百科全书，悉编入之。”[24]
实则经部虽与西洋学科分类不同，而确乎自成部类。《汉志》谓诸子以下均出于王官，可知经部即是三代四代天子之官学，以往刘师培、章太炎诸人言之亟详，而王官之学自是一种分类。
《汉志》又云：“六艺之文，《乐》以和神，《诗》以正言，《礼》以明体，《书》以广听，《春秋》以断事。”[25]大义与《礼记·经解》、《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相发明。[26]
《汉志》又云：“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大义与《庄子·天下》“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相发明。《隋志》又云：“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此言五经自有其系统，皆相关联，不可割裂，亦无可取代。不惟自成一类，而且“具有特色”。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四：“问：十三经中已具后世经史子集四部之体。《周易》，经也；《尚书》、《春秋》、《周官》、《仪礼》，俱史体也；《论语》、《孟子》，子体也。《诗》三百篇，集体也。然否？答：不必如此分析。论其初祖，何一不源于六经？刘歆叙七略，并无三百之名，而《太史公书》附于《春秋》，史亦经也。”[27]
按六经内容虽可分别与现代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对应，然所谓“经”之所以为“经”本不以内容划分。即史部、集部之中，亦各具文史哲内容，然亦不失其为史部集部也。
此义《四库总目提要》言之最明。其言曰：“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虽曰存而不论，而定义实在下文。其言曰：“盖经者非他，既天下之公理而已。”故经学亦可称为公理之学。
《汉志》亦云，《诗》《书》《礼》《乐》《春秋》“五者盖五常之道”，又云：“与天地为终始也”，《史记·滑稽列传》曰：“六艺于治一也”。此其为学，岂不自成一类。
二、论史与经同源及经史为一
“六经皆史”，故史亦经，经史互释，同体而异名。故章实斋曰：“古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若六艺本书，即是诸史根源，岂可离哉！”[28]
我国史书起源甚早，而史部分类则晚出。章实斋曰：“大抵《汉志》不立史部，凡遇职官、故事、章程、法度之书，不入六艺部次，则归儒杂二家。”[29]钱基博曰：“经名学而史不闻，史有书而学罕述。”[30]
《隋志》谓荀勖著《新簿》，总括群书，分为四部。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及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史部尚在诸子之后。但《汉志》早已有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周礼·春官宗伯》载：“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外史掌书外令。”《天官冢宰》又载：“女史掌王后之礼职。”皆谓诸史起源甚早。
《世本》又谓：“黄帝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当三代四代之时，史官统领官书，凡诸典册莫不经由史官之手，故经史为一。《尚书》、《春秋》自在六经之列，《逸周书》、《左传》、《国语》诸书内容亦颇为相近，亦为史官所掌。
两汉以下，情境则有不同。盖有三代四代之史，有两汉以降之史。三代四代，史称史官，而经皆官书，史即经，经即史，经史不分。两汉以降，正史可称史官，私修只可称之为史家，与诸子家言之意略同。今人有“史家”一语，上古史不得称家，称家则为子矣；今人有“史学”一语，三代四代之史不得称学，亦有史官而已矣。
张尔田曰：“三代以上，帝王无经也，史而已矣；三代以上，帝王无教也，政而已矣。……经与史之区分，政与教之所由判也。由前而言，《六艺》皆三代之政也，故谓之为史；由后而言，《六艺》皆孔子之教也，故谓之为经。”[31]此谓先有其实，后有其名；及有其名，已失其实。
钟泰曰：“学至于义理其至矣！义理之原在经，其征在史；若夫诸子之书，百家之集，则皆经史之发挥，而义理之纶绪也。”[32]
乾隆《文源阁记》亦曰：“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按此所谓“史”，即两汉以后之史。
《史记》本题《太史公》，《汉志》列在《春秋》三传之后；至《隋志》，以《史记》居史部之首。此后官修与私著相混，而史部流衍最众。至清，《四库全书》分史部为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凡十五类。故章实斋著书，题名《文史通义》，而倡 “六经皆史”之说。
“六经皆史”近人多解为“六经皆史料”。如胡适说：“先生作《文史通义》之第一篇——《易教》——之第一句即云：‘六经皆史也。’此语百馀年来，虽偶有人崇奉，而实无人深懂其所涵之意义。……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33]顾颉刚说：“从前学者认为经书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到了章氏，六经便变成了史料，再无什么神秘可言了。”[34]周予同也说：“章学诚所叫出的‘六经皆史’说，在我们现在研究的阶级上，也仍然感到不够；因为我们不仅将经分隶于史，而且要明白地主张‘六经皆史料’说。”[35]
然章实斋自称“吾于史学，盖有天授”[36]，自称其书“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37]。作为史家，章氏本意自当以提升史学为己任，故“六经皆史”应当有一“向上”的解释：六经皆史，史即六经。如章太炎所言：“上古以史为天官……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38]
故原实斋之意，不在抑经，而在升史为经。章实斋是要将史学提升到经学的地位，亦即提升到王官学的地位。故《文史通义》开篇即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39]三代四代之事不可复，而三代四代之遗义可复。[40]其意存乎三代之际，故其书首论六经。而“六经皆史料”则是“向下”的解释，即认为六经只是可待加工的原材料，甚者则提出中国根本没有史学，只有史料，中国只是史料发达。
章实斋原史升经之意，恰与“六经皆史料”之说相对。如钱穆所言：“实斋倡为‘六经皆史’之论，欲以史学易经学。”又曰：“章氏‘六经皆史’之说，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近人误会‘六经皆史’之旨，遂谓‘流水账簿尽是史料’。呜呼！此岂章氏之旨哉！”[41]
章实斋《文史通义》题名，原出孟子。《孟子·离娄下》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42]
孟子言“事”、言“文”、言“史”、言“义”，而以四者为一。事谓史实，赵岐注：“其事，则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举之。”文谓文字，赵岐注：“其文，史记之文也。”史即《礼记·曲礼上》“史载笔”之史，谓史官其人。[43]义谓所寓含之意，古人凡著作皆有寓意。孙奭疏：“赏罚之意于是乎在……故以赏罚之意寓之褒贬。”孔子非史官，而欲代行其职，赵岐注：“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窃’。”赏罚为天子之事，褒贬为史官之职，天子不失其位，王官不失其职，故其书尊为经。换言之，有其义则为经，无其义则惟是事与文而已。总之《春秋》不离事、文、史、义，四者一体。[44]章实斋曰：“经史之不可判也，犹道器之必不可分也。”[45]
《文史通义》引孟子语，见《史德》、《申郑》各篇。《申郑》曰：“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史德》曰：“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经解下》又曰：“夫子之作《春秋》……盖其义寓于其事其文。”《言公上》又曰：“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方志立三书议》又曰：“孟子曰……即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又曰：“孟子所谓……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义意为圣人所独裁。然则良史善书，亦必有道矣。”《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又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46]
章实斋又特重方志，以为朝廷政典，尤见以史为经之意。盖上古只有政书，谓之经则为经，谓之史则为史，亦经亦史，要皆官书。《文史通义》论经为政书官书，《校雠通义》论方志为官书政书。刘咸炘谓：“章言六经皆史，史皆官书。”[47]又曰：“六经皆史也，典籍即以官秩为部次。”[48]史皆官书，故与经同。
由此推揣章实斋之题名，“文史”犹《春秋》之文之史，而其所欲明通之“义”亦犹孔子以私家代行王官之职之经义。有“文”有“史”而复能深通其“义”，则文立史立，而王官之职守不坠于地。“六经皆史”，是史官之极必造作六经，而史官之职守在于政教。自昔孔子、司马迁皆是据子升经、由史升经、期于致治，章实斋之用心亦同乎此。[49]三代四代之史是经，故秦汉以后之史当承三代四代之遗意，此之谓由史升经也。史部之学当以史官为正，以史家为偏；以得经义为正，以抒私见为偏。此之谓经史同一。必以经史两成之为结局，必不为两毁之，方是正解。[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