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两种“六艺”。一指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另一种“六艺”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是孔子为弟子开设的六门课程，也是后世儒门传习的六科。
礼、乐、射、御、书、数这个六艺，是古代规定国民应学的六种基本技能。它包括了今之所谓德、智、体三个方面，涵盖了文、理两科，约略相当于今天中小学的六门功课吧。《大戴礼·保傅篇》说：“古者八岁而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贾谊《新书·容经》说：“古者年九岁入就小学，蹍小节焉，业小道焉；束发就大学，蹍大节焉，业大道焉。”（卷六）小艺、小道，就是小的技能。因此《周礼》上所说的“六艺”应是指儿童所学的六种初级课程。
礼，源于人的日常生活，是感性世界的节奏化和形式化，是立身、成人、处事必须遵循的道路和方法。在古代中国教育演变中，在其他各艺相继泯灭、被放逐出教育科目的过程中，礼始终顽强地占据着儒学传承的核心位置，是六艺中生命力最强，资料保存最为完备的一个科目。《礼记·礼运》中有一段孔子陈述礼的产生过程的话，虽然从现代学术的角度看，猜测多于事实，但却能清楚地说明古人所理解的礼的源起、内容与范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然后饭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乡，皆从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作其祝号，玄酒以祭，荐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与其越席，疏布以幂，衣其澣帛，醴醆以献，荐其燔炙。君与夫人交献，以嘉魂魄，是谓合莫。然后退而合亨，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笾豆铏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谓大祥。此礼之大成也。”从《礼运》所言可知，礼始于衣食居住，终于人神关系、个体与祖宗的关系、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是个体生存技能的文明化、形式化，是个体界定社会身份和建构精神生活空间的基本方法。
《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把现实的、感性世界的人的情感反应形式化为艺术，人心的喜、怒、哀、乐、敬、爱，皆可形式化、具象化为乐。不仅如此，乐还被视为养成君子人格的途径，“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并把乐作为君子的标志，“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作为人的情感的具象化表达，乐的社会功能是配合礼赋予生活以美的表象，行礼时需要配乐进行自不需多言，甚至在王吃饭时，也要“食时举乐”，乐渗透于生活的各个层面。
“射之以乐也……正义曰：此一节论叹美祭庙择士之射，必使容体和乐，故云‘射之以乐’。”[3]786射时要使“容”“体”与“乐”和，身体、仪态、乐三者融为一体的审美活动成为射的基础环节。在此基础上，方能言及射的政治性与超越性的功能。“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其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其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御也同样如此，“五驭（即，五御），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凡驭路，行以《肆夏》，趋以《采荠》，凡驭路仪，以鸾和为节”。御与礼、乐的关系在《周礼》的叙述中得到强化，并被固定为礼的一部分。
“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九数，方田、栗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从六书、九数的具体内容看，数直接面对生活、生产中的具体问题，不是纯粹的知识教育，而是生活技能的教育；书偏重于理解文字本身的构成与运用方法，其最重要的运用则是，“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汉书·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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