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常言孔、孟之学，又言儒学，言汉学、宋学，经学、理学，皆重言“学”。而近人好言孔子思想、儒家思想云云。窃谓中国本缺纯思辨之哲学，故论思想必究其学术。若不问其学术所本，而遽求其思想所归，则子贡已言之：“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颜回亦有“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之叹。今居二千五百年之后，而空谈孔子思想，鲜不能使人无单薄空洞之感矣。
孔子之学，惟颜回言之最尽，曰“博文”，曰“约礼”。博文之大者，曰“六艺”，曰“诗、书”。孔子博学，执御执射，又曰：“我多能鄙事。”学而时习，皆游于艺之事也。近代科学繁兴，各项工技日新月异，然其为艺也则一。若使孔子生今日，决不目为鄙事而不习。淸儒颜习斋略论论此最深至。此孔学之一途也。
然习斋矫枉过正，不轻习艺而过斥读书。其弟子李恕谷，已悟其非。颜、李之学不能大传于后，亦习斋创议偏激，有以使然。子路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已斥其佞矣。孔门教人读书，首重诗、书。诗属文，书属史。不通文史而高论仁道，亦非孔学正轨也。
后儒博文之学，偏重诗、书经典，而忽射、御实艺。汉儒如郑康成，宋儒如朱子，皆旷代大儒，亦文亦史，于书无所不晓。其他或偏文，或偏史，其博涉之程度有差等，要之皆有闻于博文之教。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博文必归于约礼，于是有朱陆之异同。象山、阳明，其于依仁、据德之教，可谓易简。然象山曰：“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又曰：“使我不识一字，亦将堂堂地做一个人。”则于孔门博文之训，仍不能谓无憾。
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颜渊问为邦”，“雍也可使南面”，此皆列德行之科。则孔门之所谓德行，修、齐、治、平，一以贯之，其极必至于能治国平天下。否则何以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岂孝、弟、忠、信，而谓可以藏之不用者乎？故知宋儒论孔学，不论程、朱、陆、王，于依仁、据德之教，阐发良多，而于志道之义，则追求未切。龙川、水心之掎摭朱子，亭林、习斋之纠弹阳明，皆非无见而然也。
东汉诸儒，风标纯美，此亦孔门约礼之一端也。随儒治经，考据明通，此亦孔门博文之一端也。然于儒风衰微之世，转多通艺多才之士，或擅一技，精一能，或留意典章制度，能出而济世用，其著者如唐、如元；此亦儒之一格也。
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又曰：“吾道一以贯之。”自宋明理学诸儒兴，然后非可与适道者，即不可与共学，而孔学之规模狭矣。自有清儒，谓惟训诂考据始可尽儒学之能事，是乃可与共学，而终不能相与以适道，斯孔学之境界浅矣。
近儒偏尊随人之考据训诂，而深斥经学与儒统，此又学术之一变也。其风忽焉，既不可久，亦有窥其弊而转治宋学者，乃以谈心说性拈为哲学思辨之题材；此又非孔门志道约礼之学之真相也。
故孔子博学而能一贯。其博学也，必“游于艺”，“依于仁”，“据于德”。游于艺，必尚实习，求实用。依于仁，必施之于人道。据于德，必归之于一己之德性。学必博，乃思以求通。所通者即道也。有小道焉，有大道焉。博弈亦有道，苟不多窥古人成局，不多与名家对手，若不于多变之中运吾思以求其通，而曰“吾知弈道”，斯必为无知之归矣。故多学而一贯之者，乃道也。博学而能一贯之，斯其道大矣。道之大，可以通于天。然必据于德，非性所近，即不可据。又必依于仁，非人所近，即不可依。又必先游于艺，凡人世间一切艺，皆必依仁、据德而始成其为一艺者。故“游于艺”，乃为学之始事。“志于道”，乃为学之终极。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而夫子何所不学，又何常师之有。大哉孔子！斯其所以博学而无所成名也。
孔门之学，有始卒焉，有本末焉。今日而言尊孔子，莫过于广共学之途。使人人游于艺，有时习之乐。进而博之，深之，教其依于仁，据于德，而志于道。实学光昌，大道宏通，则人得所安，性得所畅，而孔子之思想，亦即此而在，庶乎使学者亦可仰企于颜子之叹“欲从末由”之一境也。
(民国四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为《中央日报》孔子诞辰纪念作，原题名《略论孔学与孔道》。)
苦茶案，宾四先生撰此文，以《论语》中孔子授门徒之学，而削笔历代学术，以博文约礼而判汉宋之是非，以共学适道而判宋儒清儒之优劣。此文虽云阐发孔学之大体，然实以孔学而论后儒之优劣得失，使观之者知返归孔学，而不至于迷途不返，此功大矣。近世以来，学曰考据、义理、辞章，而鲜有识大体者，宾四先生举此，实有深意焉！后之学者，可不思之？
《本论语论孔学》
论语二十篇，首篇第一章，即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最先提出一“学”字。但当时孔门，究竟所学是何？又该如何学？历来儒者，自汉迄清，为此“学”字作解，争议纷纶，莫衷一是。本文仍就《论语》，专择其明显提及“学”字诸章，会通阐说，求能为当时孔学粗略描绘一轮廓。并亦于历代诸儒意见，略有取舍评骘。自知末学浅测，未必遽当，亦聊以备一得之愚，以待明哲之论定。固未敢进退先贤，标一己之独是也。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朱子曰：
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
窃谓《论语》此章，实已包括孔学之全体而无遗。至于论其为学先后之次，朱子所阐，似未为允，殆当逆转此四项之排列而说之，庶有当于孔门教学之顺序。子夏所谓：
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有始有卒者，惟圣人乎？
程子曰：
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以大者远者。非传以小近，而后不教以远大也。
朱子曰：
学者当循序渐进，不可厌末而求本。亦非谓末即是本，但学其末而本即在是。
程朱所言实与本篇之旨，无大违戾。兹为逐项分说之如下：
一 学于艺，即“游于艺”之学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闻之，谓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此章虽孔子谦辞，然孔子遍习六艺，御、射皆其所学。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如《王制》云：“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内则》云：“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学书计。十三年学乐、诵诗、舞《韶》。十五年，成童舞《象》。二十始学礼，舞《大夏》，博学不教。”此皆古人之所谓“时习”，其所学则皆是六艺。则孔子始学，亦必是此等六艺之学可知。
大宰问于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子罕》)
此章所谓“多能”，即犹前章之“博学”。既曰“鄙事”，又曰“艺”，则孔子之学，对于当时社会人生实务诸艺，决不鄙弃不之习，又断可知矣。若就今日言，如音乐、跳舞、游泳、驾驶汽车之类，亦社会人生实务，亦犹古人之所谓“艺”也。推而广之，如一切科学工业技术，亦犹古人之所谓“艺”也。孔子若与吾侪生同时，亦必时习博学于此人生诸实艺，所谓“多能鄙事”，实未必有背于孔子之学也。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榖，不易得也。”
据此章，学以求禄，亦指习艺之学言。直至近代，求学率为职业，在孔门亦复如是。孔子决不深斥此等志谷谋业者谓不得谓之“学”，又可知矣。
又按：古人六艺之学，首书、数，庶人幼学皆习。次射、御，少壮成人乃习之。又后曰礼、乐，则艺而入于文。通习礼乐，斯可以为君子。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刘逢禄《论语述何》曰：“此因上文孝弟、谨信、爱仁而类记之。文者字之始，诵法六经，先正声音文字，谓小学也。”毛奇龄《四书賸言》曰：“姚立方云，文，字也。非《诗》《书》六艺之文。言弟子稍闲使学字耳。”曰：“《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又曰：“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以《诗》《书》六艺诂‘文’字，语本无病，毛氏攻之，非也。”
今按：刘氏承毛、姚之意，以“文”为文字。则岂有能行孝弟，谨信爱仁，而始教之以识字？凡此皆清儒之曲说。阎之驳毛是矣。然古人所谓“六艺”，亦非汉儒所谓之六经。则阎说亦不全是。
黄震《日钞》曰：“此章教人，为学以躬行为本，躬行以孝弟为先。文则行有余力而后学之。所谓文者，又礼、乐、射、御、书、数之谓，非言语文字之末。”
今按：黄说较允。古人所谓“文”，本与“艺”通。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郑玄云：“文，道艺也。”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曰：“文者，古之遗文。”此皆古注，较后儒为允。学习六艺，非可全舍书本。朱注：“文谓六艺之文。”
今按：六艺既有礼乐，斯必及诗书。以诗书为礼乐之文则可，固不必牵连汉以后之六经为说。此处朱子用“六艺”字，仍与阎氏同失。又曰：“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此说甚是。此宋儒之说，转与汉儒近，而清儒所释，有转违于汉儒之旧诂者。所以为学贵于择善而从，不贵乎门户主奴之见也。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先进》）
此章言“读书”，犹上章言“学文”。可见孔门决不斥读书为非学。程朱论学，有时于习艺不免轻视；而自陆王迄于颜元，又不免轻视读书。一轩一轾，同是不平。就《论语》本书言，殊未见有此轩轾也。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此章孔子劝人学《诗》，即劝人读书学文也。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
此章孔子教其子伯鱼学《周南》、《召南》，即教其学《诗》，教其读书学文也。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教其子也。”(《季氏》)
此章记孔子教其子伯鱼学诗、学礼，亦即教其读书学文也。王应麟《困学纪闻》曰：“孔庭之教曰诗、礼。”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荀子劝学亦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此皆孔门以读书学文为学之显例。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此章“博文”，即包括读书学文。可见当时所谓圣人博学，大义不外两端，一多习艺，一多读书。直至近代，言人博学，亦率指此二者。朱子不免偏重于教人读书，颜元不免偏重于教人习艺，是皆各得其一偏也。
又按：刘逢禄《论语述何》曰：“文，六艺之文。礼，贯乎六艺。”此解博文约礼，最为得之。余说纷纶，各有偏主，不复一一具辨。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何义门《读书记》：“小学先行而后文，‘弟子’章是也。大学先文而后行，此章是也。”王应麟《困学纪闻》曰：“四教以文为先，自博而约。四科以文为后，自本而末。”此“文”字皆指书本。则孔门教人为学，必不偏轻读书学文，亦居可见。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曰：“言此者，劝人学。”今按：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不自居于生知，孔子之所谓学，正在于好古敏求。好古必从事于读书学文。不读书，不学文，又何以博闻于古而择善以从乎？可知孔门之学决不废读书，抑且必以读书为要务。
以上言孔门之学，首重通习技艺时务，读书博古。此乃古今为学通谊，即孔门为学，亦无以异也。
二 学於仁，即“依於仁”之学
孔子曰：“我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既为人，学人道。学于仁，即是学人道，即是学为人也。后儒释论语“仁”字，多不免于深求。孟子曰：“仁，人心也。”则仁道者，即人道也。郑玄以“相人偶”释仁，是“依于仁”以为学，即依于人与人相处之道，即依于相人偶之道以为学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此即孔子“依于仁”之学，亦即孔子之学为人，乃即于人而学为人，故曰“三人行，必有吾师”也。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今按：孔子虽学至于五十，尚求无大过，此仍是学为人，学人道，即“依于仁”之学也。学为人，依于仁之学，亦岂易言？盖“依于仁”之学，固当终生以之。俗云：“活到老，学到老”，诚哉不虚也。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今按：孝弟、谨信、爱仁皆须学，此即学人道，即学“依于仁”也。然则学者，固非仅习艺读书之谓。居家出门，凡一切躬行实践，所以为人之道，皆学之事。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此章“虽曰未学”之_“学”，即指读书学文言。“吾必谓之学”，则指学为人，谓一切日常人生实践躬行之莫非学也。后儒如陆王言学，偏重践行，实近子夏此章之义。若循此推衍益远，必陷于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偏，然孔子固已斥为“佞”。则孔门乌曾主不读书之学乎？象山曰：“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此一时，彼一时，周孔以后，固未能有不读书之学者。惟孔子既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则陆氏之说，其于幼学，要为得之。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
明王恕《石渠意见》曰：“古之学者，其要在乎谨言慎行以修身，非徒记诵辞章而已。故夫子告子张曰：‘慎言其余，慎行其余。’又曰：‘言忠信，行笃敬。’中庸曰：‘言顾行，行顾言’，是皆以言行为学也。”今按：以言行为学，即是学为人，即是“依于仁”以为学也。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学而》)
此章亦主学为人之道而言。
以上言孔门言学，皆主于日常人生之躬行实践，主于学为人。此亦古今为学之通谊也。即在近代，亦无不认此为学，是仍与古无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一主文，一主行，两者不偏废。大略言之，宋明儒论学，多偏主行。汉清论学，多偏主文。若就西方学术言，宗教似偏行，哲学、科学似偏文。孔门两者兼重。皇侃《论语疏》：或问：“既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行或先或后，何也？”答曰：“《论语》之体，悉是应机适会。教体多方，随须而与，不可一例责之。”今按：教体多方，即是学术多门也。有志孔子之学者，亦贵随顺自力，不宜偏主一端一途，而轻起是非之辨矣。
且上所谓游艺、依仁之学，通而言之，亦实是一事。学为人，固必通于艺。世无不习一艺之人，习艺亦人道处世一大端也。“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以言、以立，亦即学为人之条件。是学文亦即所以学为人，亦即是“依于仁”之学矣。又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独非学为人之道与？然则读书学文，固亦通于学为人之道。故游艺、博文，皆所以学为人，皆即是“依于仁”之学。若必鄙斥艺文，高论人道，是人道将不免陷于孤狭，殆非所以相人偶，而转近乎不仁之归矣。故欲“依于仁”，学人道，亦无有不兼涉于游艺学文之事者。此亦古今相同，无大违越也。
又按：孔门诸贤，如子路可使治赋，冉有可使为宰，公西华可使束带立朝与宾客言，而孔子皆谓“不知其仁”。盖“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孔子惟以许颜渊。出处行藏，乃学为人之大节。子路、冉有、公西华抱艺在身，未能深藏不用，故孔子未许以仁。然则为人之学，有其浅，亦有其深。有其层累焉，有其相通焉。游艺、依仁之学，不仅有其相通，亦有其层累。有志孔门之学者，必明乎此相通与层累之二义，乃可以得孔子博文而一贯之深旨。
三 学于德，即“据于德”之学
上述两项，游艺、依仁，乃古今言学之通谊。下两项，据德、志道，乃孔门论学之渊旨。然下两项亦本于上两项而学，特循此而益进耳；非谓舍于上两项而别有下两项之学也。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此章“学而时习之”，即前述上两项之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人至中年，学成名闻，有朋友同道，远来讲习，故可乐也。及乎其所学益进，所造益深，至乎人无知者，而其内心有所自得自信，虽欲罢而不能焉，此又何愠之有？则此诚学人之盛德，非学之深而养之粹，未易臻此。此即由游艺、依仁而深入于“据德”之境矣。且悦乐亦已在内心，此已是内心之自得。故学而时习，有朋远来，虽曰习艺学文，主于学为人，而固已见其即为“据德”之学矣。故游艺、依仁之与据德，虽若层累之三级，实亦会通于一贯。
子曰：“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宪问》）
此章为据德之学之最要义。《荀子劝学篇》云：“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后汉书焕荣传》论曰：“为人者，凭誉以显扬；为己者，因心以会道。”故知人之为学，无论其为学于艺，学于文，抑学为人之道，虽其所学同，而其所以学之用心，则有为己、为人之别，此诚不可以不辨。学知为己，即知所以为据德之学矣。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
此章“学不厌，诲不倦”，此即孔门弟子之就此而谓夫子固已圣者也。今试问：何以能诲不倦？则必在己能学不厌，斯对人能诲不倦矣。试又问：何以能学不厌？则必其先知默而识之，斯能学而不厌矣。故本章三语，虽若并列，实则层累而进，亦为学之阶程有此三级也。“默而识之”者，朱子曰：“谓不言而存诸心也。”此即荀子所谓“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是即为己之学之真精神，真法门也。若“入乎耳”，即欲“出乎口”，则为学惟求显扬，最多亦只以为人。斯之为学，或得志，或失意，无不易厌，以其不知学之必“据于德”也。
哀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
李中孚《四书反身录》：“学，所以约情而复性也。孔子承哀公之问，舍博学笃志之子夏，舍多闻多识之子贡，而推静默如愚之颜氏。乃以不迁不贰为好学之实。可见学苟不在性情上用功，则学非其学。性情上苟不得力，纵夙夜孜孜，博极群籍，多材多艺，兼有众长，终不可谓之好学矣。”今按：学在性情上用功，即所谓“据德”之学也。宋儒有“颜子所好何学论”，即本此章发题。《论语》如此等章，最见孔门据德之学之真趣。此始纯粹是一种为己之学，即在自己德性上有期望，有到达，故谓之据德之学也。然若提倡过偏，认为惟此是学，而鄙视上述游艺、学文、学为人之诸端，而皆谓其不足有当于学，则其流弊亦有不可胜言者。盖据德之学，亦即游艺、依仁之学之进而益微，而始有此境界。非谓舍却游艺、依仁，而可以直下追寻，惟此为学也。宋儒论学，似于此不能无过偏之弊。此则论学之士之所当深辨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此即下学习射，可上达于“不迁怒”之境界也。又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吾不复之矣。”此即下学习器游艺，可上达于“不贰过”之境界也。孔门据德之学，固仍是依仁、游艺之为学，而非别有所学，可知矣。自舍游艺、依仁之学，而谓可以专崇夫“据德”以为学，而儒学始有歧；此则宋儒之过也。然若论宋儒于儒学传统之大贡献，则亦惟其所发挥于“据德”之学之一端，为最渊微而深切矣。惟其于此有大贡献，故亦于此不能无偏主。此则贵乎好学者之善为慎择也。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
朱子曰：“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学以明其理，则各有所蔽。”今按：此六言者，固可说是美德，然论语称“六言”，不称“六德”，则“言”与“德”仍宜有辨。盖此“六言”，特人世间所公认之六德目；若不能切身而反求之己，当时而求通之于人情世务，徒好此六德目之名，规效摹袭而行之，迹似神非，斯则不免于“六蔽”之陷矣。当知若称“六德”，则不宜复有蔽。而所谓“六蔽”，亦皆本于各人之心性，即皆蔽于其人德之所未纯。愚、荡、贼、绞、乱、狂之六者，亦不可不谓其原于人性；而特未加修学以使成为美德，偏陷所至，而遂有此；是所谓恶德也。孟子有“行仁义”与“由仁义行”之辨。若徒好此六德，而不复济之以学，则是“行仁义”，非能“由仁义行”。“行仁义”，仅是慕外而行之。必能“由仁义行”，乃始为据德之学，成德之行也。然则又如何而学乎？此则舍博文、约礼无由矣。孟子所谓“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朱子所谓“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此皆“博文”之学之所有事。能由是而反之吾身，而诚见其不可易，乃有以深得夫“易地而皆然”之心同理同，反身而诚，知万物之皆备于我，则由“博文”以达于“约礼”，即此以为据德之学也。此实内外交修，人己同尽，决非仅凭己心，不重外学之所能到。本此一章，又可见博文、依仁、据德之学之层累而相通，有其阶程层次，而实无彼此之扞格界划也。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
此章亦以“修德”与“讲学”分言之。徙义、改过，此乃修德事，亦即讲学事。虽可分而仍互通。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之好学也。”(《公冶长》)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云：“圣贤论行，固以忠信为重。苟学不足，则失在知而行因之谬。虽其心无弗忠弗信，而害道多矣。”黄式三《论语后案》云：“忠者心之尽，信者言之实。不能好学，而心与言之失，可胜数乎？是以四教必曰文行忠信，此章正为自恃忠信者戒其坚自执耳。”今按：此乃有美质而未学者。美质，乡人所同有。好学，圣人所独至。圣人之为学，固非离弃乎己之忠信之质以为学。及其学之所至，亦以益美其忠信之质而已。固非期其有外乎己之忠信之质，或转异乎己之忠信之质，以别成其所谓学也。然必本乎此人所同有之忠信本质而为学，以成其德而跻乎圣，此乃化孔门“据德”之学之所以为独特而超卓，而他之言学者或未之能逮也。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袭，与朋犮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于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
此章记孔子、颜渊、子路三人之志，此即三人之所愿学也。此三人所悬举以为学的者，全属自己一种内心境界，故谓之为“为己”之学也。于此境界而有所期望，而能到达，斯即学人之心德也，故又谓之为“据德”之学焉。朱子谓：“三人之志，皆与物共，特有小大之差。”此即指其所期望到达之心境小大，亦即成德之小大也。然其所愿皆在己，不在人，此所以称之为“为己”之学。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为己之学，所愿只在己。其所求完成者，即其一己之心德。而其一己心德所能到达之最后境界，乃为一种“物我一体”之天地气象。如孔子所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此种境界，岂不“为己”而终至于“成物”乎？然则此种学问，所谓“为己”“据德”之学，岂非即是学为人，由“依于仁”之学之更进一级而始见其有是乎？朱子谓“仁者心之德”，故依仁之与据德，亦是有其相通，有其层累也。
又按：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亦可以浅言，可以深言。若以德行为“据德”之学，则言语、政事乃“依仁”，文学则“游艺”也。若以德行之科为“依仁”，则其余三科，皆“游艺”也。要之，孔门之学有其相通，有其层累。心知其意，则一以贯之，固不必一一为之分划割绝也。
朱子曰：“学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皆学也。今专以德行为学，误矣。”陈澧《东塾读书记》申之曰：“此论四科之不可偏废。且专以德行为学，朱子犹以为误，则专以言语、政事、文学为学，尤误可知矣。专学一科，不误也。专以己所学之一科乃谓之学，而以己所未学之三科不得谓之学，则误也。”今按：朱、陈之说允矣，而未尽。论孔门之学者，必明其层累而递进，与夫一贯之相通，而后可以窥孔门之学之渊微而广大。否则，如颜回者，岂真专学夫“德行”一科乎？是知学之必博，而博之必能反于约，而为己、据德之学之亦不可舍乎游艺、博文以为学矣。
四
学必有标的，有对象。如“游于艺”之学，乃以事与物为学之对象。“依于仁”之学，乃以人与事为学之对象。“据于德”之学，则以一己之心性内德为学之对象。而孔门论学之最高阶段，则为“志于道”。“志于道”之学，乃以兼通并包以上之三学，以物与事与人与己之心性之德之会通合一，融凝成体，为学之对象。物与事与人与己之会通合一，融凝成体，此即所谓“道”也。故志道之学，实以会通合一为对象。会通合一之至，达于以“天”为对象之至高一境，此乃孔学之所以为高极而不可骤企也。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
观此章，则其人知向学，未必即已知“适道”；向学、适道，其间尚有阶序。然则其人虽不知志道，固不可即谓其不知好学，特非好学之至耳。必如此言学，乃始可与人共学。若必求能志道者而始与共学，则“可与共学”之途狭矣。“可与共学”之途狭，亦非“依于仁”之学也。宋明儒论学，必以有志适道者始谓之学，故若于游艺、博文之学，皆摈之于学术之墙外。甚至自汉唐诸大儒，如董仲舒、郑玄、王通、韩愈，几皆摈不得预夫学术之大统，一若不可与共学焉。此决非孔门论学宗旨。且如学于仁，如孝弟之类，世亦多有随俗为人，其人非不孝弟，然亦未可即谓其“志于道”。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本立而道生。”若只平实就事言之，亦可谓孝弟只是做人根本，再从此根本上生出道。则志道之学，应该自有其境界，自有其工夫矣。故孔门言学，亦于游艺、依仁、据德三者之外，别有“志道”一目也。
孔门言道，亦有时深言之，有时浅言之。
子游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
此于道浅言之也。此所谓“道”，殆指“相人偶”之道，即学“依于仁”之道也。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
此于道乃深言之。“守死善道”是能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能权。然所以为“志道”之学者，则犹不尽于此。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
朱子《论语或问》：“何以言文武之道为周之礼乐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乐闻。然其文意不过如此。以‘未坠在人’之云者考之，则可见矣。若曰道无适而非，惟所取而得，则又何时‘坠地’？且何必‘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而后得师耶？此所谓人，正谓老聃、苌弘、郯子、师襄之俦耳。若入太庙而毎事问焉，则庙之祝史，亦其一师也。大率近世学者，习于佛老之言，皆有厌薄事实，贪骛高远之意，故其说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谓‘无适而非道’者，亦岂离于文章礼乐之间哉？但子贡本意，则正指其事实而言，不如是之空虚恍惚而无据也。”今按：朱子此条，阐述孔子“志道”之学极深切明白。本此言之，孔子志道之学，实即其游于艺、学于文，实即是“博文”“约礼”之学也，而岂复有他哉？刘宝楠《论语正义》云：“《书传》言：夫子问礼于老聃，访乐长弘，问官郯子，学琴师襄，其人苟有善言善行足取，皆为吾师。此所以为集大成也与？”今按：刘氏说亦是也。本此，又见孔子“志道”之学，亦即其游于艺、依于仁之学也。惟是所谓孔子之“集大成”，则其层累相通之间，实大有事在。盖学必至于集大成，乃始见道，否则皆所谓小道。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然大道亦由会通小道而成，固非离绝于一切小道而别有所谓大道也。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恩而不学则殆。”(《为政》)
此所谓“思”，即思通。道必思其会通而始见。学无小与大，皆必由思得通，通而后见道。若仅知逐事效学，则终于见事不见道。故志道之学首贵于能“思”也。今若举“时习”为游艺之学之首务，则“孝弟”乃依仁之学之首务，“为己”乃据德之学之首务，“思通”则志道之学之首务也。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今按：孔门论学，虽“学”“思”并重，然二者亦有本末先后。苟非先有逐事具体之学，则何从有博综会通之思？故本章又特著学思先后之大序焉。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即依仁之学，亦必先“博学”而继之以能思，又必知先“近思”。此孔门论学重思之要旨。亦即孔门论学必本于学以致思之要旨也。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
此章所谓“多学而识之”，乃孔子之学所与门弟子以共见者，故子贡遽对曰“然”也。“一贯”之学，则博学而思其会通。此不能与人以共见，门弟子宜有所未晓，故孔子特呼子贡而面告之也。孔门之“一贯”，后儒辨之者众矣。顾炎武《日知录》曰：“好古敏求，多见而识，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进乎是者。六爻之义至赜也，而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三百之诗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三千三百之仪至多也，而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十世之事至远也，而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虽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此所谓‘予一以贯之’者也。其教孔门人也，必先叩其两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闻一以知十，而子贡‘切磋’之言，‘礼后’之问，则皆善其可与言诗。岂非天下之理，殊涂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窃谓顾氏此条，实最为得孔门“一贯”之学之真解。此皆具有明证实据，非苟为推测之辞、驰骛之论也。朱子《语类》云：“孔子告子贡，盖恐子贡祇以己为多学，而不知一以贯之之理。后人不会其意，遂谓孔子祗是一贯，不用多学。则又无物可贯。孔实是多学，无一事不理会过，祗是于多学中有一以贯之耳。”方宾王问朱子，谓：“一贯乃积累既久，豁然贯通。向之多学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无二”，善其说。则朱子说孔子博学一贯之义，盖已甚是。顾氏所辨，亦未能越出朱子所论列也。
然朱子之言，复有滋后人之非议者。孔广森《经学巵言》有云：“子之问非以多学为非，以其‘多学而识’为非。子贡正专事于‘识’者，故始而然之，但见夫子发问之意似为不然，故有‘非与’之请。此亦质疑常理。必以为积久功深，言下顿悟，便涉禅解。‘予一以贯之’，言予之多学，乃执一以贯通所闻。推此而求彼，得新而证故。必如是，然后学可多也。若一一识之，则其识既难，其忘亦易，非所以为多学之道矣。盖一贯者，为从事于多学之方。宋人言‘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而后能‘一且贯通’，得无与此义相左乎？”今按：孔氏此辨极深挚，乃所以药漫无统纪专以好多骛博为学之失也。然而亦未全允。“多学而识”，此乃古今学问通法，未可遽以为讥。惟若漫无统纪，专骛多学，则诚有如孔氏之所戒者。而循孔氏之言，则其学亦每易陷于偏至，仍非孔门“一贯”之真旨。必当学思并进，交互为功；既非仅俟积久，一旦自有豁然之境；亦非先守一贯，奉以为多学之方也。若必先守此一贯，则孔子已明戒夫学者，谓“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矣。故非经“多学”，则何来有此“一贯”？亭林以观其会通”释“一贯”，其语最无病。观其会通，即用思之功也。每一学问，必当用思以观其会通焉。有小会通，有大会通，有始会通，有终会通。上引《日知录》所举，孔子论《易》、论《诗》、论礼、论百世可知、论百王之治，其实此等会通，就孔子之学言，则仍还是小会通，孔子之一以贯之，尚有其更大会通、终极会通之一境。此即“志道”“知天”之学之所至也。若如孔氏之说，先执一理以贯通所闻，则断难达此境界矣。朱子所谓“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亦可训“通”。先求通于此，通于彼，久而后能全体会通。则朱子“格物穷理”之教，善体之，仍未可非。且朱子亦云：“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此与孔氏之辨，正复相似。故学者细味孔说，正足益明朱意。兼取善会，庶乎得之。至陆王学者以“良知”为一贯，清儒又释一以贯之为“一以行之”，恐终非孔门论学规矩。
又按：李中孚《反身录》谓：“博以养心，犹饮食以养身。多饮多食，物而不化，养身者反有以害身。多闻多识，物而不化，养心者反有以害心。饮食能化，愈多愈好。博识能化，愈博愈妙。盖并包无遗，方有以贯。苟所论弗博，虽欲贯而无由贯。刘文靖谓邱文庄博而寡要，尝言“邱仲深虽有散钱，惜无钱绳贯钱。文庄闻而笑曰：‘刘子贤虽有钱绳，却无散钱可贯。’斯言固戏，切中学人徒博而不约，及空疎而不博之通弊。”今按：钱绳贯钱，向来用以喻孔门之一贯。然散钱无绳，一钱尚有一钱之用；仅无绳贯串，则多钱不易蔵，易致散失耳。若并无一钱，而空有贯钱之绳，此绳将绝无用处。抑且譬喻之辞，终有未尽切者。当知若手中无钱，将遍天下觅不到此贯钱之绳。阳明提倡“良知”，即以为“一贯”之学，其曰：“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父即是得一钱，知孝便是把此钱上贯。见兄又是得一钱，知弟便是又把此钱上贯。故阳明良知之学，首贵“即知即行”，又贵“事上磨练”，贵于得一钱即贯一钱，得两钱即贯两钱。此乃阳明良知学之吃紧教人处。若不求得钱上贯，而空求此贯钱之绳，空手把玩，亦必为阳明所斥。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缵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
朱子曰：“仰弥高，不可及。钻弥坚，不可入。在前、在后，恍惚不可为象。此颜渊深知夫子之道无穷尽，无方体，而叹之也。”程子曰：“此颜子所以为深知孔子而善学之者也。”胡氏曰：“高坚前后，语道体也。仰钻瞻忽，未领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诱，先博我以文，使知古今，达事变；然后约我以礼，使尊所闻，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饱，是以欲罢而不能，尽心尽力，不少休废。然后见夫子所立之卓然。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是盖不怠所从，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李中孚《反身录》曰：“谓颜子从夫子学道则可，谓为学夫子之道，非惟不知道，并不知颜子矣。夫道为人人当由之道，若谓学夫子之道，是舍己而学人，及后世徇迹摹仿者之所为；即一学而成，亦与自己心性有何干涉？”今按：博文、约礼，乃孔门教学之通则大法。然为学而仅止于此，则终不能超乎游艺、依仁二者之上，而不免于二曲所诮“如后世徇迹摹仿者之所为”矣。故必继此益进，而知有据德之学焉，有志道之学焉。知据德之学，则使学者一一就其所学而反之于己之心性，而得见其本原，得有所归宿；此即所谓“为己”之学也。知志道之学，则又必使学者一一能用思以见所学之会通，会通之极，而有见于其大全之一体焉；此即孔子“知天”之学，“知命”之学，而颜子之所叹以为“欲从末由”者也。李氏曰：“谓颜子从孔子学道则可，谓颜子学孔子之道则不可”，此辨尤深挚。学者由此求之，更可知据德之学之贵于反己，而志道之学之贵于能思也。而此据德、志道之学之会通合一，终极一贯，亦可即此而思过其半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何晏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故曰惟天知己。”皇侃曰：“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不怨天也。”今按：《论语比考谶》“君子上达，与天合符。”苏辙《古史》谓：“孔子自谓下学而上达者，洒扫应对，《诗》《书》礼乐，皆所从学也，而君子由是以达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何坦《西畴常言》（见《百川学海》本《四书拾遗》引)谓：“学成行尊，优入圣贤之域者，上达也。农工商贾，各随其业以成其志者，下达也。”朱柏庐《毋欺录》谓：“上达即在下学中，所以圣贤立教，只就下学说。才以上达立教，便误后学。”窃谓此章盖孔子发之于颜子卒后也。颜渊之从事于博文、约礼，皆“下学”也；其喟然之叹，盖叹孔子“上达”一境之所跻之欲从而末由也。颜渊死，子曰“天丧予”。盖孔子一生志学之所上达而通之境界，自颜子之死，而其门人弟子，遂莫有能窥钻之者矣。
又按：游艺、依仁之学，皆“下学”也。知据德、志道，则“上达”矣。“上达即在下学中”，学者当从此细细参入，乃可悟孔门之所谓一贯。
子贡曰：“夫于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此章言“文章”，皆属下学事，即游艺、依仁之学所从事也。孔子时言之，故门弟子亦时闻之。“性与天道”，则属上达，即据德、志道之学。此由学者之善反诸己，又能深思而自得之。其境界各不同，高下深浅，未可一概言，故孔子不以为教，门弟子乃不得而闻也。博文、约礼，皆“文章”也。凡所能举以教人者，亦尽于此二途。至于“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此乃颜渊之善学。由此上达，皆属“性与天道”之事，故颜子见其卓尔，欲从末由也；而子贡乃曰“不可得闻”。故孔子又发之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盖舍于博文、约礼，舍于游艺、依仁，圣人亦无以为教。此贵乎学者之善体而自得之。孔子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固不尽于四时之行，百物之生，然舍四时行，百物生，又何以见乎天？天亦更何道以示于人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今按：“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此即本章“三十而立”之立。又曰：“不学礼，无以立。”然则孔子三十以前，博文、约礼，既志道，又能立矣。
苏辙曰：“遇变而惑，虽立不固。四十不惑，可与权矣。”
毛奇龄《四书剩言》曰：“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是穷理尽性，知天命是至于命。不惑是诚明，知天命是聪明圣知达天德。盖不惑则于人事不贸乱，知天命则全契天德也。”今按：“天命”即道之大原，亦道之全体也。是孔子五十而志道之学已达于大原全体之境矣。
刘宝楠《论语正义》云：“说文：‘命，使也。’言天使己如此也。《韩诗外传》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谓之小人。《汉书·董仲舒传》对策曰：“天令之谓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贵于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故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二文皆主德命意。故君子知命之原于天，必亦则天而行。故盛德之至，期于同天。”今按：知此，则据德之学与志道之学，亦一以贯之矣。故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即此一语，而孔子之“立”，之“不惑”，之“知天命”，皆循序而可见。孔子之下学上达，正宜如是参之。必博文、约礼，乃始知有立。有立焉而上达于不惑，又上达于知天命，而据德、志道之学亦胥在是矣。今若先悬“天命”一道教学者从事而学焉，而谓其余事乃始可旁及于游艺博文之途；此则先教学者以孔子五十之所诣，为颜渊之所喟然叹其欲从而末由者；而使学者转于孔子十五之始学，且置为后图也。其可乎？其不可乎？治学者不可不深辨。
何晏《集解》引郑玄曰：“耳顺，闻其言而知其微旨也。”朱子曰：“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焦循《论语补疏》曰：“耳顺即之‘察迩言’，所谓‘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也。学者自是其学，闻他人之言，多违于耳。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故耳顺也。”今按：“不惑”，“知天命”，与“耳顺”，此又一贯之学之循序上达而可见者。圣人由知有立而始能不惑，由不惑而始上达于知天命。既知天命，则不仅知己德之原于天，又知凡人之性之莫弗原于天焉。故苟知天，斯知人。既知人，斯听言闻声，皆知其所以然，则怡然理顺，何逆之有。故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之好学也。”此孔子由知天之学，而转落于知人，而有此极高至深之一境，而何其言之又若是其浅近而平实。呜呼！此其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
朱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今按：孔子之学，至于七十而达此一境，至是则据德之学与志道之学达于极则，亦即“一以贯之”之学之达于极则；盖至是而即心即道，即心即天，为他人所莫能企及矣。所以有“知我者其天”之叹也。后之儒者，乃即悬举此圣学极高之一境以为教，使学者即此而学焉。试问悬举此以为教者，果能自达于此境否乎？此既非化孔门“默而识之”之训，宜乎不能达于学不厌而诲不倦之地。则曷为不“循循然善诱人”，先博文，后约礼，且姑使教者、学者之同能达于颜子“喟然”之叹之犹为较切近而可冀乎？
李威岭《云轩琐记》云：“《论语》吾十有五章，《集注》程朱二说，皆极可异。程云：‘孔子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者，圣人未必然，但为学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后进，成章而后达耳。’夫自‘志学’以至‘从心所欲不踰矩’，此岂人人之定法？又必人人十年而一进，恐世间无印板事也。是惟夫子亲身自验，故能言之。其发端一‘吾’字，断非诳语。乃以为‘未必然’，不知其何所见？朱云：‘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间，必有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非心实自圣，而姑为是退托也。’夫自‘志学’以至‘从心所欲不踰矩’，分析得明明白白，何得谓之‘近似’？且已实在承当，又何尝‘不自谓已至此’？似此影响之谈，皆由视生知之圣为不待学，而不知圣之自有其学，非犹夫人之学也。”今按：程朱所以必于此章为如是曲说者，亦有故。一则程朱论学，以志道、据德为本而当先，以依仁、游艺为末而在后，于孔门博文、约礼“下学”一段不免忽过，一开始便要学者在“仰钻瞻忽”处用力，舍下学而求上达；先觅钱绳，再求散钱；故其为说有如此。此一也。又其一，程子言：“洒扫应对，直上承天德，若下学上达，其间更无阶程层次。”于孔子十五始学，以至七十最终所诣，已一语道尽。若仅求之于言语文字，程子之说，亦无不是。而以教、以学，则大有阶程层次。宋儒所言，不免窥其高而忽略其基址，与夫其建构之层累曲折矣。故朱子必谓圣人固无积累之渐”。此又一也。并此二者，所以终不免于此章有曲说也。自儒学大统言，宋明儒终自与先秦儒有不同。不仅陆王为然，即程朱亦无不然。孔子固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当知所谓忠信如丘者，固非指孩提之童之有其良知良能言，实乃指凡十室之邑之成人言。此等忠信如丘之成人，即阳明所谓“黄金一两之圣人”，亦即明儒所乐于称道之“满街皆是圣人”也。然孔子自言所以异于人者，乃不在其“忠信”，而在其“好学”。“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非教人学为忠信，乃本于人之忠信以为教。而所教者，则文与行之二者，所谓博文、约礼是已。孟子曰：“大匠能与人以规矩，不能与人以巧。君子欲其自得之。”惟其巧不能以与人，而欲其自得之，故大匠之所能与人者，仅止于规矩。故学必重于多见多闻。而宋儒必分“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为二，又轻视见闻之知，教人直从事于德性之知以为学，故必首重据德与志道；而不知当先从事夫“下学”，先从事于游艺、依仁之学以渐求其“上达”，而渐企及于据德与志道之学焉。于是遂使学者不见规矩，而高论大匠之奇巧。夫大匠诚非无此奇巧之一境，惟非所以为学，亦非所以为教。此则学术本末先后之辨，所以终不能谓宋儒之无走失于孔学之原样也。惟李氏又谓“圣人自有其学，非犹夫人之学”，则语犹有疵，仍易滋人之误解。盖圣人之下学，本亦犹夫人之学，非别有其学。惟其无以异于人之学，故曰“下学”焉。惟“小人下达，君子上达”，下达者，即达于其所学之一境而止。其学谓之“下学”，故其达亦谓之“下达”。而宋儒必以“人欲”释下达，于是“天理”在君子，“人欲”属小人，“志学”则必志于据德、志道，而俨若与游艺、依仁之学显然有上下截之判，更不见其互通层累之一贯。此实宋学之失。至其由下学而互通层累以渐跻于上达之一境，此则为孔门教学之所以异于夫人之学者。然亦由乎夫人之学而以通以累，而始更有其上达之一境耳。固非无此“下学”，而径可跻此“上达”之一境也。
（民国四十五年八月香港《新亚学报》二卷一期)
苦茶案，此文本收于《学龠》初版，而因整理全集，而转于《孔子与论语》，今整理而仍附于《学龠》之下，以存初版旧貌。此文，撰于五六年，即新亚学院成立不久，而大陆流亡港台之学者，皆有存亡之心，飘零之感，宾四先生述《论语》而崇孔学，教之以孔孟之道，循循善诱于圣学，此苦心孤诣可知。
此时，大陆早已改宗马列，台湾傅斯年等执政台大，宾四先生夹于左右之间，而能重立汉帜，为传统文化保留命脉，培养读书种子，此等苦心皆表现在其发扬孔学，重述《论》《孟》之上，于耳顺之年而笔耕不辍、讲习不绝，而为传统文化保留一线生机，此功大矣！末学入庠序，于传统文化稍有所知，皆受宾四先生所赐也。故恭录先生之文，以广先生之教，光先生之德。
读钱穆先生《学龠》
文/肖京
在台湾初版时，《学龠》汇集了六篇讨论治学之门径与方法的文章。标题中的“龠”意思是“钥”，“学龠”就是指为学入门的钥匙。到编订全集时，编委又补入同类文稿七篇，就成了如今这般面貌。钱穆先生早年绝少公开讨论这类题目，深怕贻误后学；而到六十以后，学思日久，这才敢将平生所得，举以告人。读此书后，再读先生其他著作，“则不仅看到绣出之鸳鸯”，更知道他“已将绣出鸳鸯之针线，度与诸君了”（《推寻与会通》）。
我做学生做到第十二年时，读到钱穆先生此书，才第一次认真地思考究竟什么是“学”，便如觉梦一般。读到怵惕处便冷汗涔涔，又有欣喜处而手舞足蹈。时至今日，仍不敢说已能躬行所得之教，惟愿荐于诸君，共学此道。
○ ● ○
随性所近，而志于道
开篇钱穆先生就指出，古人“常言孔、孟之学，又言儒学，言汉学、宋学、经学、理学，皆重言学”。因此，时人“好言孔子思想、儒家思想”，而不“究其学术”，则往往使人有“单薄空洞之感”。这是凌空蹈虚、不务笃实之弊。孔子曾说，“吾尝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弟子奉孔子为圣人，他却并不接受，惟以“好学”自居。“学”之一字，便是儒家精要所在。
但什么是“学”，却费思量。钱穆先生引颜回之语，将孔子之学概括为“博文”与“约礼”。何谓博文？举其大者，就是六艺与诗书。“近代科学繁兴，各项工技日新月异”，但都是有所实用之“艺”，“若使孔子生今日，决不目为鄙事而不习”；《诗》属文，《书》属史，孔子亦必教弟子读文史之书；然而，“博文必归于约礼”，必爱亲敬长、兄友弟恭，严谨守信，“行有余力”，才去读书。“博文”与“约礼”必交互为用，不然就会陷于一偏，但后代儒者往往不能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例如清代颜元，“不轻习艺而过斥读书”；博文之儒，则往往“偏重诗、书，而忽视射、御实艺”；诗书之间，又“或偏文，或偏史”，除了郑玄、朱熹，鲜有人能“亦文亦史，于书无所不晓”；至于陆九渊说“使我不识一字，亦将堂堂地做一个人”，虽能教人向善，却又荒废了读书问学之功。（本段据《略论孔学大体》）
历来论学，都在博文与约礼这两端上。我们从出生起，就开始了“学”的历程，学着走路，学着说话，学着如何生活。我们所学的是什么，我们也就会是什么样子。归根到底，“学”是人类在世代之间传承的枢纽。我们降生在一个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这个传统所理解的“人性”来把自己造就成人。“博文”就是要在书本中汲取这一传统，而“约礼”则是把这一传统落实在自己身上。能在多大程度上广博而精深地荟萃前人对生命的经验和体悟，自己也就能成就何等广大而深邃的个体生命。不能博文，则生命必将偏狭；不能约礼，则博文尽多，也只是身外之事，与真我无涉。
▲
“博文约礼”
钱穆先生说，“‘志于道’，乃为学之终极”。朴素说来，“道”的原初意涵就是“路（way）”。上述意义上的“学”，正是要汇聚古往今来人所行之道，而终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道，成就自己的生活“方式（way）”。因此钱穆先生说，学者当“大其心胸，汇百代之洪流”（《<<spanstyle="margin-top: 0px; margin-right: 0px; margin-bottom: 0px;margin-left: 0px; padding-top: 0px; padding-right: 0px;padding-bottom: 0px; padding-left: 0px; font-size: 16px; color:rgb(63, 63, 63); font-family: 宋体; ">古史摭实>序》）。这样的道就不仅是一个人的孤道，而能容纳并安顿他人，以至成为时代的出路。
既有终极，则有开端。“‘游于艺’，乃为学之始事”。钱穆先生如此强调“艺”，以至提升到与读书、为人鼎足而三的地位，实有深意。如果说“道”是生命所要成就的理想形态，那么“器”或诸种实用技艺，正是这生命赖以展开的条件。不能脱离生命中的种种事物来谈论一个空壳生命，也不能脱离生命整体来安置具体的事物。怀着求道之心学艺，才是完整的为学工夫。“人之为学，才性既不同，机缘复互异，从入之道，难可一致（《学目》）”。依照机缘，选择与自己的性情相近之艺，从容沉潜，可渐近乎道。
○ ● ○
出入内外，推寻会通
钱穆先生在开篇以“求道”来统摄学艺、读书与为人，但在接下来各篇中，则以读书为主，兼及学艺、为人。这大概是因为，读书、育人，就是钱穆先生所择之艺。但读书又并不仅限于专门职业，而向各行各业之人敞开。尤其在当今之世，读书更成为修身成己最重要的途径。但读书就如服药，服药不得其法则病于身，读书不以其道则害于心。心为一身之主，但身之病易晓，心之害却难知。故今人求医问药，时常不厌其烦；读书问学，反而轻忽随意。钱穆先生此书所讲读书治学之法，正是我们时代之良药。不过先生所论宏博，本文不可尽及，只能择其精要，以飨读者。
前述为学之道，当自一艺入。那从这一专门之艺，又当如何会通以求“道”呢？钱穆先生将由艺达道的途径，归纳为四个步骤。第一步是专门，“专读一书，专治一人、一家、一派”；第二步是博通，“从此专门入，又转入别一专门，只此便是博通”；第三步仍是专门，“学有专长”；第四步则成一家之学，“既专门，又博通”，把“所学皆在他一家中化了”。如此说来，尚觉空泛，就以钱穆先生所举韩愈为例再行申述。我们熟悉韩愈是因为他的古文，但钱穆先生指出，他虽以文而成名，学问却绝不仅限于此。如韩愈“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一句，认为唐代文章之繁盛，始于陈子昂。若非将初唐以降诸家文章各个精读，互相比较，不可能得出这一论断。韩愈又评论说，“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这就不仅需要熟读孟子、荀子和扬雄，更要先熟读《论语》而知何者为“醇”，以此而衡判三家，方能知其何处醇而何处疵。由此钱穆先生总结说，“可见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实非仅是一文人”，他的本事亦决非仅专从学文章中得来。“凡做学问，必有其融会贯通处，但到他拿出来时，则仅是他一家之拿手擅长处而已。……今天我们做学问，应懂得从多门入。入了一门，又再出来，改入另一门。经史子集，皆应涉猎；古今中外，皆应探求。待其积久有大学问后，然后再找小题目，作专家式的发挥，此乃为学问上一条必成之途。”钱穆先生这一教诲，恰如金轮法王对杨过的提点：“杨兄弟，你的武功花样甚多，不是我倚老卖老说一句，博采众家固然甚妙，但也不免驳杂不纯。你最擅长的到底是哪一门功夫？”我等学子，宜自反而深思之。（本段据《学问之入与出》）
其实不独学术如此，技艺亦然。各门学术、技艺，都是“资生之具”，服务于生活这一整体；既然本为一整体，那么如果要划分专业，并自限一类之中，不求会通，那么不仅通不可得，就连专精也甚狭隘。钱穆先生对此洞若观火，“人人从事于造零件，作螺丝钉，整个机器，乃不知其构造装置与运用”，就算专门技艺能够“操而愈熟，运而益精。然究其所获，则不得不谓愈后而价值愈低”（《学术与心术》）。甚至与本应有的目的背道而驰，也不奇怪。
当然，在入一专门时，却不能就想着要出来。钱穆先生提醒说，“此如朱子所云：‘读《论语》时，不知有《孟子》。’甚至读《论语》前一章时，要不知有下一章，此是求学问入门最当养成之心习（《学问之入与出》）”。何以如此？如此方“令人有约可守”。陈灃说，“学者不肯从头读一部书，其病可以使天下乱”；曾国藩则主张，“一书未完，不及他书”，这都是在“劝人精熟读书”（《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其中意蕴，朱子阐发最力。钱穆先生此书，有两篇直接以他为主题，这两篇的要旨，则贯通于其他各篇。朱子说，“读书不贵多，只贵熟”，又说，“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而要熟读，则“不可兼看未读者，却当兼看已读者”，“只要将理会得处反复又看”。如果“撩东搭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这就根基不稳，无以进学，“日暮途远，将来慌忙，不济事”。与此相反，“先一书费许多工夫，后则无许多矣。始初一书，费十分工夫，后一书费八九分，后则费六七分，又后则四五分矣”。钱穆先生评论道，“此朱子所以教人读书，须用呆人挨法，而到后却博学多通，成为唯一捷径”。（《朱子读书法》）
▲
“读书是福”
但要如何能在此处“挨”得住呢？对于读书方法，《朱子读书法》一篇所论甚多，仅举钱穆先生所用“推寻”之实例释之。一般教科书概述中国学术史时，往往简单地说，“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这反映了人们的一个普遍印象，即“魏晋南北朝人尚清谈，看重老庄思想”。钱穆先生便“推”而问道，“当时重庄老，是否更无人讲孔孟？”人人皆知“当时门第有政治、经济两方面背景”，先生便又“推”而问道，“一个家庭只赖政治、经济特优背景，便可维持数百年之久于不坠吗？”既推而后“寻”，便知实情并不如此简单。首先，魏晋时期经学极盛，《十三经注疏》中“有一半出于魏晋人之手”。由此又可往下再“推”，“何以庄老盛，同时孔孟儒家及经学亦盛？”其次，“发现了当时门第中人都极重讲‘礼’”。由此又可再往下“推”，“老庄反礼，当时人崇老庄、尚清谈，为何又爱讲礼？”（《推寻与会通》）只要能放慢速度，仔细思量，反复推寻，自当有所心得。
此书中《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一篇，原是钱穆先生应“北平各大学学生”所发起的“读书运动”之征文而作。那是1936年，正是抗日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学子、学者一面参与抗日救国之时务，一面目光已及未来新文化、新国族之建设。读书正是“继往圣绝学”之事，而为“为万世开太平”所当先务。时至今日，已不再有存亡之虞、倾覆之危，如何继往开来，我辈宜致思焉。
附《学龠》目次：
《略论孔学大体》
《本论语论孔学》（繁体字本未收）
《朱子读书法》
《朱子与校勘学》
《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
《学术与心术》
《学问之入与出》
《推寻与会通》
《谈当前学风之弊》（简体字本未收）
《历史与地理》
《我如何研究中国古史地名》
《李源澄
秦汉史 >序》《古史摭实>序》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