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族之殇：辛亥百年祭

 康梁戊戌百日维新及庚子之乱后，清王朝末期曾有过一次回光返照的闪现——立宪新政。导致这个宪政转型失败的致命原因是当时的皇权被视作“异族”。

清廷的立宪活动与汉人的革命运动形影相随。1905年，清廷派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之日，正好是孙中山在海外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之时。孙中山的这场革命的动员力量来自民族主义，但不是梁启超倡导的政治、文化民族主义，而是最原始的民族主义，即种族主义。同盟会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种民族主义的后果不可能是政治民族的形成，而只能是已经形成的政治共同体的解体。

事实上，正是革命党人这种原始的民族主义，激发了满人权贵同样的种族主义反应。朝野所达成的脆弱的立宪共识，就因为满汉双方正向回馈的民族意识而破裂，功败垂成。

其实，归根到底中国人都上了秦始皇的大当。历史学家李济曾有过一段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和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另一位学者苏秉琦也曾诟病中国历史教育的两大怪圈，其中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一统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

在辛亥革命和宪政共和的1912年之前，“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宗旨与口号，把满族人看作是外来的“鞑虏”即侵略者，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人，所谓的大清国自然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华之国了。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人如果非要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话，最应该反对的显然不是英国人和英国政府，而是满族人及其大清帝国。中国人自己把自己愚弄了。两位学的论断，恰恰是那个时侯人们脑子里根深蒂固的狭隘原始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现实恶性反映。

辛亥革命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场纸糊的革命，不是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暴力革命，没有大规模的武力，只是在各个省，小部分的人策动宣布独立，大清王朝就土崩瓦解了，天下民心就离散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人对满族人作为统治者不满。一旦发生革命，处于充满仇视的汉人汪洋大海中的满族人，如同处于孤岛一般充满恐惧，因为旧势力自信心太弱，几乎在失去抵抗力的情况下就自我解体了。例如，辛亥起义规模仅次于湖北的云南省，全省新军起义胜利时，因革命而战死者只不过一百多人。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一场革命像辛亥革命那样，如同俯首拾取掉落满地的烂桃子一样轻而易举。它只是完成了一个使命，就是排满、反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它建立了表面的共和，但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结构。它只是吹过清王朝这棵被完全蛀空大树前的一阵风，其实当年任何风吹草动都足可将大树吹倒。

专制与宪政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意味着权力高于法律，后者意味着权力服从法律。若皇权接受法律限制，那同样是宪政。若总统或国会或政党或委员会的权力不受法律限制，那与秦始皇没有区别。直到今天，仍有无数人盲目地赞扬推翻帝制的共和革命，殊不知，革命与建立优良治理秩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我们作一种假设：当时的中国封建皇朝是一个汉人的政权，与晚清皇朝同样软弱腐朽，那么主张变法的立宪党人中的汉人会接受并得以实现宪政主义和君主立宪制吗？有这种可能！如果是这样，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可能要改写。

同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乃同盟会、革命党揭橥的旗帜和动员的口号。他们鼓动人心的法宝和精神动力就是“驱满排满”。要是紫禁城里的主子是汉人，他们就不可能提出这些纲领和口号，也就失去了制胜的法宝，失去大多数汉人尤其是地方势力和绅商的支持。因为当时于皇、于官、于商、于民，他们总是愿意接受没有暴力的变法、没有战火的易权、没有动乱的改革，而不愿意看到血腥革命和生灵涂炭的。

中国本来是有可能提前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之列，早日走上宪政之路、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而富强起来的，是有可能避免约20年左右的流血革命、兵爨之灾和军阀混战而以相对平稳的治理秩序对社会生产力与民主政治幼苗加以保护、呵护，并促进其发展的，尽管列强的侵华利益、中国民主土壤的贫瘠等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宪政强国之路会相当漫长与曲折。可惜这个机遇却因“异族”之分而失之交臂、付诸东流。清末立宪新政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种延滞历史发展的狭隘民族种族观的危害是为首因。因为凡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总是比改革以前还要多并还会不断积累，如果一旦社会失序就会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不满，随着各种矛盾的“发酵”，这时，“革命”便成为许多人的一种“心理诉求”。在中国，既然满族统治者是以少数族统治多数族，这种不满就会被顺理成章地解释为“满人的恶”，要清除这种恶的根本的手段，就是排满民族主义革命（这正是革命党的旗帜）。辛亥武昌首义轻易成功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历史谜底，就在于此。

站在辛亥革命百年后的高山上回望，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对历史发展契机的错失和进程的延误所带来的祸害，是为殇、是为痛！

本文原载：香港《纵横》杂志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