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七十年代的香港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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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樂在香港書展

　「我在1970年考『升中試』，同年9月開始唸中學。中學、預科、大學的求學階段，在1970-1981年間度過。可以這樣說，自己的青年成長時期，都在七十年代發生。」——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自序　　■文、攝：梁小島 部分圖片選自《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

　繼《唔該，埋單！》、《四代香港人》之後，香港知名學者、社會學家呂大樂的論文集《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後文簡稱《七十年代》），於今年香港書展面世，再次對當代香港社會的建構與形成進行探討和挖掘。和前兩部一樣，雖說是學術文章，但論述和筆調都更接近社會觀察筆記。為什麼是「七十年代」？除了那是呂大樂個人成長中，認知和知識儲備逐漸成熟的重要階段，還因為這個年代已成為言說香港或者定義如今香港的重要坐標。不過，教授告訴我們，這個坐標存在很多的誤讀和幻影，且被不少人忽略了。

　他對記者這樣描述自己的青少年：從小在屋長大，唸初中成績不好，於是遮住校徽、扯掉校服領結，混進電影院狂看李瀚祥、呂奇等人的電影，「那些後來考進大學或者讀了些書自認有文化的人，當年是不屑去看什麼風月片、爛片的。他們要麼忙著搞社會運動，要麼就參加什麼沙龍聚會。像我這樣這麼投入（大眾生活）、又能寫的人很少。」這也形成了他後來社會學研究的不同取徑：從主觀感受出發，注重個體經驗，並由此呈現出的另類「生活史」。

好年代下的社會流動

　在《七十年代》一書中，呂大樂也試圖對大眾的「70年代情結」做一個重新梳理。在他看來，那個年代被灌注了太多的神話，不只是小老闆、中產階級，就連街坊小市民都視之為他們的「好日子」。可是，經歷過殖民地政府時期的他，明明記得70年代初的治安混亂，屋常見搶劫的「箍頸黨」，甚至提到殖民政府，學生們會產生反感，「我們必須記下英國的各種度量單位，1磅有多重，或者1英里有多長。還有中學讀地理，中國地理部分內容很少，英國的地理根本就不讓我們讀。我們要弄清楚的是澳洲或新西蘭的地圖。」他發現，其實有很多所謂的集體情緒、理解事情的心態，是事後才形成的，「我的目的很簡單，只在於重新開放閱讀那個時期的香港社會的方式，令認識、理解、分析都可以較為立體和多元化，而不要不停的重複那些近乎固定的看法。」

　對於一般市民大眾所念茲在茲的「好年代」，呂大樂認為，要區分「殖民政府的所為」和「個人或家庭的滿足」，「並不是因為香港是殖民地，所以才出現這些『好』，但當時經濟發展蓬勃，香港社會有很多渠道是開放的，如果你爭取到了，就能成功。這應該歸功到開放的制度而不是殖民地制度。」

　因此在書中，處理「殖民地生活經驗」佔據了主要部分。更有意思的是，呂大樂從香港人所具有的「政治冷感和疏離」中找尋到正面的讀解。一方面固然是保持自己與殖民地政府的距離（亦是對政府反感的結果），另一方面，正是這種距離下的空間，保存了香港民間文化和思想的多元和活躍，再加上冷戰環境下在香港的「左右」角力，使得更多香港人傾向在體制內尋找個人發展的機會。「而這時經濟快速發展，殖民政府也開始回應社會訴求，使得普通家庭的生活得到改善。」呂大樂還記得，那時住屋的家庭婦女們，都有接製衣廠外單的車工經驗，幾位婦女聚在一起，甚至能自組成立開一個小加工廠。80年代後出現的對香港人的總結「獅子山精神」，其社會源頭便從70年代而來。

　現在再說「獅子山精神」，他認為時代變化，需要格外警惕，重新分析，「當黎耀祥當上影帝時，很多人還是開心的。覺得他霉這麼久，終於翻了身，也說明現在的香港人還是喜歡這樣的拚搏故事。但如果和70、80年代作對比，就能發現那時的社會環境比現在開放。不光是思想上的，社會還有很大的流動性。比如教育，我那個年代教育是很殘忍的，任何人不論出身、家庭背景，都由考試決定。但現在社會多了渠道，學校、學位什麼都可以買，那我們怎樣去對待那些買不到的人，讓他們可以繼續生活，實現他們的目標？是以前對我們太好，還是現在對我們太差？這是我們要檢討的。」

被主流遺忘的生活史

　幾年前，呂大樂有機會進入英國國家檔案館，讀到了後來公開的70年代港督麥理浩執政時期的機密文件，正是對這些政府文件的解讀，為他的批判視野提供了更多層面的理據。作為上任時間最長的香港總督麥理浩，一直以來都獲得香港人一面倒的正面評價。他在任內對貪污（「廉政公署」的成立）、對教育（推行9年義務教育）、對房屋和醫療方面的政策，被認為是令香港走向繁榮之路的開始。在呂大樂的批判視野中，曾做過外交官的麥理浩，他的施政方針與政治考量，並非出於個人的善意，而是處處充滿著「外交視野」。呂大樂在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對麥理浩的分析，便是要處理殖民經驗中，從上而下的「殖民政治」。在眾多對麥港督的讚揚聲中，呂大樂發現，反而是後者的保守取向，令後來香港的勞工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留下了致命的問題。

　「當然我只是提供了一個不同的分析角度。我希望能重新為70年代打開一個話語空間，也不想很快便得出另一種結論。對70年代重新深入的理解，它的重要性在於，會影響我們如何閱讀和分析當代香港的社會轉變。」

　至於對香港70年代的發掘，呂教授說，還遠未結束。他更想寫一部類似香港生活史的著作，「但香港的材料和統計太少了。」所以他還是會大量借助他個人的經驗，「比如我曾在那個年代看了不少爛片，大多都很受歡迎，票房過百萬。看這些電影的是什麼人？拍片的又是什麼人？香港電影文化不會講這些。還有，70年代香港有好幾間唱片舖很出名。那時買不起黑膠唱片，有一個方法就是拿空白磁帶去那裡付費錄製。如果是新專輯面世，錢還要給得多一點。去那裡轉的人，之間也會交流信息。在沒有互聯網的年代，大家是如何發掘資訊的呢？我也很想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