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高才在“二程讲堂”开讲《中华大学校长陈时》
陈时的本名陈作毅，字叔澄，在程朱理学的熏陶与父亲言传身教下，品学兼优，有“小大人”之称。不过，陈宣恺发现，望鲁学堂与汉阳中学堂（其前身为“晴川书院”）的教学，以及自己的国学知识已经不能满足儿子的求知欲了，于是他开始寻求机会准备让儿子出国留学深造了。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创始于隋、发展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废除于清朝末年，绵延了1300周年。由于戊戌变法的推动，1905年清廷正式废止科举考试，所以读书人往往通过留学、入伍等形式寻求出路。家庭条件尚好的青年学子大都选择出国留学这一升造方式。
陈时就读的二程书院故址一角
作为教育官员，陈宣恺一直关注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在书院与军营选派留学生，开当年留学风气之先。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底，清朝政府首次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次年，张之洞在湖北大力推行新政、新学与编练新军运动，开始在湖广掀起了一股出国留学热。
陈宣恺的坐师张之洞像－冯天瑜绘
只是，随着戊戌政变，朝廷对原来实行维新下拨的专项经费取消。结果1899年湖北只派出了包括张之洞的长孙张厚琨、一代名将吴禄贞在内的20名留学生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从留学人数来看，虽然仅有区区20人，但是却占当年全国留日学生的百分之四十。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从而掀起了继曾国藩、李鸿章派留学生之后的第二波热潮。到1905年，湖北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其中，包括陈宣恺稔熟、举人出身的范熙壬、刘赓藻等黄陂名士也赴日留学。
收入吴禄贞、范熙壬、刘赓藻等辛亥革命志士事迹的裴高才著辛亥革命人物传
陈宣恺虽然希望送作毅留学，又担心幼子年龄太小、不谙日文，如何东渡留学？直到有一次他从座师、湖广总督张之洞那里得知，1902年创办日本东京宏文学院的创办人嘉纳治五郎，应张之洞之邀专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教育考察，并多次同张之洞面对面交流，不仅彼此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还推动了两湖地方政府与该校的合作关系。所以，一般中国留日学生、尤其是湖广地区学子均以到宏文学院补习日文为首选。
张之洞题诗
当陈宣恺谈到拟送儿子留日时，张之洞当即给予激励说：“兴学育才，是地方官的责任，同时更是地方人士的责任。地方官难得久于其任，本地人士，生于斯、长于斯，要把教育事业作为子孙成才，为桑梓造福的大事。”陈宣恺听后，倍受鼓舞。临别时，张之洞还特地修书一封给嘉纳，让陈宣恺届时面交。
中华大学首任校长陈宣恺制定－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章程
学问无国界，学子有祖国。正是张之洞在湖广兴新学的同时，又推行积极主动的留学政策，让一批有志青年经过赴日留学，开阔了知识视野，见证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新气象，接受了同盟会的革命洗礼，回到湖北后他们把日本先进的技术与西方的先进思想带到湖北新军中来，进行了为期十年的“抬营主义”（成建制地争取新军革命），促成湖北新军中有三分之一者投身革命、三分之一者同情革命，此乃日后武昌首义的中坚力量。难怪1912年月4孙中山访问武汉时称，张之洞为“不言革命的革命家”。
右起孙中山首访武汉时与黎元洪合影
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陈宣恺看不惯晚清官场的腐败习气，同时觉得送子留日刻不容缓。于是，1907年春节前夕，他毅然决定：辞去公职，准备手持张之洞的亲笔信，护送年仅16岁的儿子作毅与侄儿一安，一同东渡扶桑留学。临行前，为了勉励儿子积极向上，他特以文人的方式给爱子取名“映寰”明志：希冀他留日期间通过努力向学，将来干出一番映照寰球的惊天伟业。
曾任留日学生监督的武昌首义水师统制赵均腾
1907年春节期间，陈宣恺带着子侄专程给同乡老友赵均腾拜年。赵均腾（1875—1951年），字南山，黄陂北乡（今长轩岭街道）赵家畈人。因他1902－1904年间曾作为清廷官员，在东京担任留日学生监督，对中国留日学生情况了如指掌。赵告知，在1902年5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31人，赴日本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留学。黄兴这位两湖书院的优秀毕业生，成为这批留学生中唯一的湘籍学生。万声扬、李书城等为湖北籍学子，万声扬还是黄陂人氏。同时，留学生在赵均腾的帮助下，还在东京成立了“黄陂留东学生同乡会”社团。
两湖书院旧址
赵均腾同时介绍，由于日本气候条件的特点，日本大学的学制不同于中国春、秋两季学制，而实行三个学制：一般每学期授课15周，一年均有春、暑、寒三个假期，但各所大学的具体放假时间不太一样。大抵规定，新年正式进入新的学年在4月的第一周，在2月上旬到3月底或4月初、大概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左右的春假。然后开始学习一直到7月份放暑假，暑假和我国的放假时间长短大致相同，自7月初到 9月初两个月左右。9月的第一周进入第二个学期，一直到12月中旬，下旬开始放寒假。寒假自12月下旬到次年1月份，约半个月。自1月上旬到2月上旬为第三个学期。每年循环往复。
缘于此，陈宣恺偕儿子陈映寰、侄儿陈一安于1907年3月中旬自上海乘船，经过一周的海上漂泊，抵达日本首都东京。继而，他们三人来到宏文学院拜会了学院的创办人、院长嘉纳治五郎，受到了院长的热情接待。席间，院长回忆起他的中国之行，尤其感谢张之洞及其地方大员盛情款待，“受到了与自己现有职位不相称的礼遇”。
陈时留学的日本东京宏文学院阶梯教室.
嘉纳基于同张之洞诸人的交谈，及他在北京、上海、武昌、长沙等地的视察经验，形成了他对中国新教育的见解，即应注重国民教育，方法上则应以普通教育为主。他根据自己到中国视察的亲身体验，尤其注意到清政府名为革新，实为保守的状况，因而“深刻地感受到当时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借由国民教育之普及以提升国民之素质”。这是嘉纳日后与杨度展开辩论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中国留学生的见解。
樱花环绕的武汉大学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也是日本的报春花。日本的春天，尤其是4月上旬开始的樱花季节，东京就像嘉年华一样热闹非凡。陈宣恺父子初抵日本，尤其陈宣恺是教育官员、又由张之洞引荐，且正值樱花烂漫之时，嘉纳治五郎为了尽地主之谊，打算安排让他们父子前去赏樱花。陈宣恺诚谢道：“来日方长，不必太麻烦！”
裴高才、陈齐：《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ISBN9787562295204定价88元
在东京宏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的热情邀请下，陈宣恺一行客听主便，一同来到花园观赏樱花。但见樱花树下，坐满了赏花人，有的在畅饮清酒说笑，有的在引吭高歌，还有穿和服的男男女女翩翩起舞，热闹非凡。赏花，放松了多少人因工作而紧张了的心情，同时也把人们崇尚自然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院长秘书告知，喝樱花酒、樱花粥，吃樱花饭、樱叶饼等这些都是日本人生活中的日常行为。秘书特请陈宣恺与子侄品樱花茶，用水一冲，那杯中卷了的干花瓣立刻就舒展了，喝这茶的意义在于唤发人们对春天的回味、对生命的珍惜。陈映寰的耳边仿佛响起了那首古老的民谣：
樱花呀，樱花呀，暮春时节天将晓。霞光照耀花英笑，万里长空白云起，美丽芬芳任风飘。去看花，去看花，赏花要趁早。
作为教育家，陈宣恺除了陪子侄游学外，还阅读了《新民丛报》上的嘉纳与杨度辩论的《支那教育问题》一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天周末，陈宣恺与黄陂同乡、晚清同科举人范熙壬在东京邂逅。原来，范熙壬1904年与弟弟一起先期留日，弘文学院也是第一站。择日不如撞日，陈宣恺特地作东，与范熙壬小聚了一次，希望范熙壬日后对子侄学习生活有所照应。
裴高才主创《共和先驱范熙壬》名家点评
由于范熙壬此前在东京发起创办了以学术探寻救国之道的《新译界》月刊，并在中日十多个大中城市发行。此时正是范熙壬给嘉纳治五郎院长送杂志新出刊的《新译界》。他乡遇故知，范熙壬也给陈宣恺父子送了一套。陈映寰接过杂志后，当即浏览了该刊的宗旨：研究实学，推广公益，栏目：译述东西书刊和时事论文，介绍东西列强先进思想、科技、制度等，顿感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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