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裴高才著述《田长霖新传》期间，采访了田长霖的中学同学陈佳洱，他给我讲述了他的老师朱光亚：中国科技“众帅之帅”“两弹一星”元勋，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历任中科院与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荣膺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与2011年“感动中国”人物。陈佳洱是我国加速器研究的开拓者、中科院院士，被西方科学家赞誉为“谐波加速之王”。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等。在陈佳洱心中，朱光亚永远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采访中，陈院士向作者娓娓道来朱老与他60年间的师生情。
上：陈院士在田长霖论坛上演讲；下：朱光亚（右）面试弟子陈佳洱
北大老校长追忆科坛“众帅之帅”朱光亚
——专访中科院院士陈佳洱
裴高才
北京大学一直是陈佳洱向往的学府。陈佳洱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到北京大学后，朱老师交给我两项任务：招生和负责筹建核物理教学实验。关于招生工作，叫我到其他学校去，从大学3年级里面挑一些好的学生来。那时的风气是全国一盘棋，所以拿了国家的文件，不论到哪个学校，学校都把最好的学生送来给我挑选，这个事情很快就做完了。”
招生工作完成后，陈佳洱临时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接待苏联原子能专家代表团访华。于是，陈佳洱从物理研究室的岗位借调到国务院的相关办公室上班，住在北京饭店接待苏联专家。也因为这次机会，陈佳洱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接待任务完成之后，陈佳洱回到了研究室，朱光亚要求他在8个月之内，负责带领几位刚毕业的助教，筹建原子核物理教学的实验室，排出教学实验来。做实验需要有房间，钱三强就指定从中科院化学所腾出一层房间来给他们做实验室和教室。实验需要的仪器、器材，全部由近代物理所的器材室提供。没有的，就由研究室去采购。
实际上，对于原子核物理实验，陈佳洱只在做毕业论文中学到一些有关制备盖格核子计数管的知识和技术。于是，虞福春教授给了他一本英文书籍《实验原子核物理》，让他参照书上的几个实验去筹备。
作家文摘20160112转载裴高才专访陈佳洱
那时候条件艰苦，大家没有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好在陈佳洱在东北人民大学的时候，排过专门化实验，打下了一些基础。但因任务繁重，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也都非常卖力。为了节约时间，陈佳洱在实验室里放了一张床，一天到晚拼命干，实在困了，就躺一会儿，醒来后接着再干。经过大家连续七八个月的奋力拼搏，终于准备出了8个实验。每个实验几乎都要用到核子计数管，所以陈佳洱专门搞了一个小车间，来生产核子计数管。各种实验对计数管的要求不同，有的是探测α射线的，有的要探测β或γ射线，还有的要探测不同粒子的符合计数。最难的是α射线的探测。α射线的射程很短，需要极薄的云母窗，才能让它透过薄窗为计数管接受，产生计数。由于极薄的云母窗难以承受大气压，于是，陈佳洱想了一个办法，在相对较厚的云母箔膜上面开个洞，再粘上一层极薄的云母膜，这样既能承受大气压，又能接受α射线。后来的试验结果也令人欣慰。
有一个实验是要做计数管的工作特性。计数管在进行了大量放电计数之后，需要有一段时间恢复，在这段时间内，它是不灵敏的，被称为“死时间”。这个“死时间”有多久，怎么显示出来，怎么让学生知道计数管有这个特性呢？为此，陈佳洱专门设计一个电路，进行试验。经过多次调试和调整后，波器上出现了“死时间”的图形。正当陈佳洱为首次得到的波形激动不已时，蓦然听到：“这个波形很漂亮嘛！”他回头一看，没想到朱光亚不声不响地站在自己身后观察多时了！陈佳洱回忆说：“当时，我有幸得到朱老师多方面的精心指导，带领几位刚毕业的助教，从无到有地排出第一套我们自己都从未做过的8个核物理实验。我们师生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心里特别惬意！”
陈佳洱（左）与裴高才在田长霖论坛上
陈佳洱所在的研究室，虽然打着北京大学的招牌，但实验楼并不在校园。陈佳洱真正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员，是在1958年陆平校长来了以后。陆平将研究室更名为北京大学原子能系，后来又改名为技术物理系。1956年，为了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号召，北京大学原子能系想要搞加速器，用加速器产生的高能量粒子轰击原子核、变革原子核。1957年时，系里只有1台从苏联进口的25兆电子伏电子感应加速器，这是胡济民到苏联去考察时，苏方推荐的。后来陈佳洱和同事们觉得它的加速能量不够高，并且发现这台加速器本来是为了无损探伤而制造的，并不适合研究核物理。所以他们决定自己做1台适用核物理研究的，能量稍微高一些的电子感应加速器。
1958年全国搞大跃进，到处轰轰烈烈。北京大学师生的热情也都很高，大家渴望把中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使国家强大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陈佳洱和几个年轻教师把学生组织起来，“照猫画虎”，竟然把1台30兆电子伏电子感应加速器建起来了。陈佳洱因此被选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建设积极分子，并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朱光亚不愧为伯乐，曾经身材单薄、名不见经传的陈佳洱，逐渐成为科坛的“千里马”。4年后，陈佳洱首次提出了开展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研究课题的建议，并得到领导的支持，这成为他从事的第一个加速器研究课题。
而朱光亚真正的大手笔是1957年后离开了北京大学，先去中国原子能研究院领导反应堆和中子物理的研究，后又经钱三强先生推荐，担任“两弹”的研制科学技术领导人。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我国“两弹”的研制工作。陈佳洱非常清楚，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被称为“纲领性文件”的《原子弹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及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等，都是经朱光亚亲自主持编写完成的。尽管当时的条件异常艰难，但他认真贯彻周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方针，团结诸多科学家和全体试验人员奋力拼搏，终于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在1964年10月16日炸响了。
当时，陈佳洱正在英国卢瑟福国家实验室作访问工作。陈佳洱回忆道：“我记得消息传来时，英国的电视立即终止了其他一切广播，播放了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两行大字。这也一下子使我成了实验室同行中的中心人物，他们一方面钦佩中国的伟大成就，同时也都想向我了解中国的核弹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快。那时我走在路上，感到腰板更挺了。朱老师和两弹元勋们的巨大成就，使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只有祖国的强大，才能使中国人在发达国家的人民中得到真正的尊重！”
（原载作家文摘20160112－红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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