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初以来，阿富汗所进行的现代化改革是落后国家努力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典型个案。为了揭示阿富汗现代化改革失败的原因和规律，从社会历史条件、地缘政治环境、外部势力的干预等角度，分阶段论述了这些因素对阿富汗现代化改革的影响。结论认为：阿富汗王室在现代化改革中面临多种结构性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导致了君主制度的终结和现代化改革的失败。
关键词：阿富汗；现代化；君主制度
中图分类号：K37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8)01-0054-05
近代以来，阿富汗作为一个封闭、落后的君主制内陆山国，一直处在大国对峙的夹缝之中，其现代化道路历尽艰难曲折，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阿富汗现代化改革的成败与自身的历史国情、社会制度和外部环境有重大的关系。
一、阿富汗现代化的基础条件
对每个国家而言，现代化的基础条件是多方面的。对阿富汗现代化具有重大影响的基础条件是自然条件、外部环境和社会历史因素。
(一)阿富汗的自然环境对其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影响
现代化反映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变化。“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阿富汗4/5的土地上遍布着崇山峻岭和海拔5000米以上的台原；1/5的平原中有很多无水的沙漠和荒原。“这种自然环境制约着阿富汗居民的生存，又为他们适应和改造生存空间，创造了地理条件。”阿富汗的传统经济是农业和畜牧业，而耕地只占全国总面积的0.2％。封闭、隔绝的地理环境阻碍了各地区、各部落的物质文化交流，不利于经济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的成长与发展。
(二)阿富汗外部环境的特殊性
19世纪中期以来，阿富汗先后成为英国和沙皇俄国、英国和苏联、美国和苏联争夺的对象。阿富汗作为一个落后的内陆国家，经济上对外部有很大的依赖性。它的对外贸易主要通过南北两个邻国巴基斯坦和俄国。为了确保对外贸易的畅通，阿富汗必须与邻国保持友好关系。它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和技术离不开外国的援助。阿富汗既要在外国援助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又要维护国家传统的独立自主的中立地位。所以，阿富汗的对外关系影响政府推进现代化改革的决策和进程。“阿富汗的巨大前跃是与世界上的几个重要的连锁进展相一致的，而主要与处于丘吉尔先生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冷战’的状态中的美苏关系有关。”
(三)阿富汗的社会历史条件与君主制度
阿富汗是一个形成较晚的君主制民族国家。1747年，阿赫马德汗(Ahmad shah)建立了近代阿富汗第一个王朝。长期以来，阿富汗不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王权积弱不强和地方部族势力的分离和独立，成为杜兰尼国家的特征，也成为现代阿富汗国家的基本特征，延续至今。”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因素，阿富汗中央政府即使在最有力的时候也不能在全国政令畅通。“政府虽然在首都喀布尔严格执行政府的法令，但却没有伸到遥远村庄的行政系统，就更谈不上行政效率了。”
跨入现代化大门之时，阿富汗依然落后。封建、半封建社会关系在阿富汗仍然占据统治地位。阿富汗的工业生产非常落后，农业生产仍然处于原始状态。社会文化生活仅仅局限在大城市，文盲现象十分普遍，全国只有4％的居民能读会写。伊斯兰教是阿富汗社会惟一具有广泛影响的力量。
因此，阿富汗君主制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中央王权的有限性。部族始终是阿富汗的基本社会单位，一些强大的部落往往与中央分庭抗礼。这使政府在全国统一政令、推行改革方面面临重重障碍。第二，王室的世俗性。虽然阿富汗是宗教氛围浓厚的伊斯兰国家，王室统治的政治合法性需要得到宗教界的认同和支持，但是阿富汗王室以部落实力为基础，以军事手段起家，以反抗异族统治的形式建国，与宗教界的狂热与保守势力始终保持距离。第三，阿富汗王室的外向性。阿富汗王室在反抗印度与伊朗异族统治的斗争中建立国家，随后就面临着英国、俄国外来势力侵略的威胁。为强化军事力量、巩固政权，阿富汗王室历代国王都注意学习外国，推动国内改革。第四，王室统治基础的薄弱性。阿富汗王室从来没有确立起对地方部落势力的有效控制，与传统宗教势力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阿富汗知识阶层急于推动政治民主化改革，对王室强化王权的做法不满。这使王室在现代化改革中面临许多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
二、君主制度下阿富汗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及其特征
阿富汗建国后不久，全国陷入分裂局面。19世纪末，阿卜杜尔·拉赫曼(Abdur Rahman)重新统一了阿富汗。拉赫曼及其继任者强化国家机器，发展现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实行新的商业政策，促进了阿富汗全国市场和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形成。在此基础上，阿马努拉(Amanullah)开始了阿富汗的现代化改革。
(一)阿马努拉现代化改革的启动
1919年，阿马努拉在取得第三次英阿战争的胜利后，进行了持续10年的现代化改革。改革期间，阿马努拉颁布了100多项改革法令，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政治上，阿马努拉废除王室成员分享权力的旧制，宣布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政体和国王领导下的大臣内阁制。经济上，政府进行税收、财政、货币和土地制度的改革；颁布法令鼓励工业发展；政府还直接投资，参与经济发展。法制方面，阿马努拉于1923年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取消了一些权贵的特权，确立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并决定以世俗法庭代替宗教法庭。教育方面，政府以世俗教育代替宗教教育制度，吸收法国教育内容，建立新教育体制。在文化和社会习俗方面的改革也大刀阔斧地进行。
1929年，随着阿马努拉的王位被推翻，其现代化改革遂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这次改革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它“对于巩固民族独立，发展现代经济，促进文化教育事业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改革虽然没有触及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但它有力地冲击了旧制度、旧习俗，削弱了宗教传统势力和伊斯兰传统观念的影响。”
这次改革的特点和教训是：其一，阿马努拉的改革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对社会冲击最大的是世俗化方面的改革。这造成了其影响下的广大群众的反对和改革的失败。这表明，在这种具有深厚的伊斯兰传统的国家，现代化改革必须处理好现代与传统、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其二，现代化改革必须是渐进式的符合具体国情的改革，急躁冒进、生搬硬套外国经验必然激化社会矛盾，招致失败。有外国学者认为：“阿马努拉失败的关键因素是对国内部族势力的全然漠视。”当时的苏联驻阿富汗大使评论说：“阿马努拉的悲剧是在国家不存在资产阶级的情况下进行资产阶级改革。”其三，阿富汗现代化改革要有正确、坚强的政治领导，要有强大的军队为改革保驾护航。阿马努拉虽然充满改革热情，但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削弱了改革派的力量。1923年后，阿马努拉在和平思想支配下，削减军队数量和军费支出，造成军队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
(二)1947m1953年自由主义议会运动的实验及失败
阿马努拉被推翻后，原国防大臣纳第尔汉(Na-dir shah)平定叛乱，建立了仍然属于穆罕默德查伊家族的新王朝。他在对保守势力让步的同时，保留了阿马努拉改革的某些成果。1933年，纳第尔沙遇刺身亡，王储查希尔继位。在1963年亲政前，他一直是统而不治的虚君。国家政策由担任首相的其他王室成员制定和执行。二战结束后，阿富汗国内外局势稳定，素以“自由亲王”闻名的王叔马茂德(Mahmud)接任首相，开始了新一轮现代化改革。
1946年，马茂德实行了“自由主义议会”实验。政府先后释放了在押的政治犯，进行了自由的议会选举，允许发行私人报刊，取消新闻检查等。政府的改革措施使民主运动迅速高涨：一批代表各个阶层的政党纷纷成立，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宣传自己主张；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刊登进步的甚至激进的文章；进入议会的自由派议员积极问政，向政府提出尖锐的质询；大学里气氛活跃，大学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成立了各种组织。
然而，到1952年，政府担心这种政治局势失控，开始对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进行弹压，这次政治改革尝试宣告失败。不同的是，它不是由于反对派的叛乱，而是政府的镇压。
这场短暂的现代化改革的核心和特色是王室企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阿富汗政治民主化。这次政治实验的失败暴露了君主制度和现代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它体现了王室既要加强权力，又想推进政治民主的两难处境；反映了坚持经济逐步发展、社会政治稳步改革、坚决维护君主制度的王室统治阶级与要求经济迅速发展、政治民主化、大力推进资产阶级改革的知识阶层矛盾的表面化。
这种矛盾有深刻的历史根源。20世纪初，哈比布拉(Habibullah)在英国和土耳其的帮助下创建了现代教育体系，建立了一些现代学校。这些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社会精英——知识阶层。他们要求根本变革政治制度，主张建立让民众参与的民主政体。阿马努拉国王的改革失败后，许多知识分子支持纳第尔汉建立的新政权，把它视为
恢复阿富汗稳定和现代化改革的最佳机会。而另外一些改革者继续把被流放罗马的阿马努拉看作国王，把纳第尔汉看作保守的篡位者。他们刺杀了王室要员和纳第尔汉，因此也遭到镇压。于是，部分知识阶层和王室之间由此结怨，随着“自由主义议会”实验展开，他们有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表达自己的不满，使王室感受到威胁，历史形成的不信任随之浮上台面。
这次现代化改革挫败后，阿富汗王室与部分知识阶层处于对立状态。国家现代化的步子过快，会遭到传统保守的宗教部族势力的反对；国家现代化的步子稍慢，又会被知识阶层所指责。此后，阿富汗王室在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同时，一直面临双重压力。
(三)1953—1963年达乌德的现代化
1953年，达乌德(Daoud)接任首相，直到1963年辞职。他执政10年，在经济上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达乌德积极推进社会改革，积极扶植新兴阶级力量，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推行解放妇女政策。达乌德积极推动世俗化改革，对保守势力进行改造、分化或镇压。达乌德注重军队建设，提高了军官待遇，大力改善军队装备，为其改革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政治上，达乌德释放了一些自由主义分子，采纳了一些知识分子发展经济的建议，但拒绝了他们要求参政和实行彻底的民主化。外交方面，达乌德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态度强硬，积极争取外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特别是与苏联的关系得到显著的加强。尽管达乌德的改革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推进了阿富汗社会的进步，但改革自身的片面性、软弱性和矛盾的复杂性又孕育着失败的因素。1963年，随着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争端的激化和阿富汗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达乌德被迫辞职。
达乌德任首相的10年使阿富汗现代化改革具有以下特色：
首先，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外部力量开始对阿富汗现代化改革施加越来越显著的影响。美苏冷战的对峙、阿富汗的战略地位使阿富汗成为美苏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外交上，达乌德似乎左右逢源，在坚持中立政策的同时，使苏联和美国竞相向阿富汗提供经济援助。对此，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官员指出：“当达乌德使用苏联的火柴点燃手中的美国香烟时，他是再幸福不过的了。”“他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刺激了外来援助的显著增长，加快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步伐；另一方面造成与巴基斯坦关系的紧张和对苏联贸易和外援的严重依赖。阿富汗逐步被苏联纳入自己的影响和掌控之下，最终导致了1978年的政变和1979年的苏联入侵。”
其次，达乌德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的强硬，冲击了和邻国巴基斯坦及其盟国——美国的关系，造成了他对苏联的依赖，并遭到了国内部分人的反对。他的苏联倾向被指责为背离伊斯兰教，预示着伊斯兰传统势力作为一支反对力量开始与之对抗。
最后，达乌德的改革更加充分地暴露了君主制度与现代化的结构性冲突。达乌德以政治强人的姿态主导和推动阿富汗的现代化进程。事实上，“达乌德迅速地，有几次是生硬地使阿富汗进入现代化的轨道。”然而，知识分子认为他专权独断，没有民主；宗教集团认为他推行世俗化改革，剥夺了他们许多传统权利；国王查希尔(zahir)对他争权夺利和刚愎自用非常不满。达乌德用获得的权力推进现代化改革，而改革的结果是削弱了自己的权力基础，最后被迫下台。
(四)1963—1973年查希尔国王的10年宪政
1963年，达乌德首相辞职后，即位30年的查希尔国王开始真正行使最高权力，他按照自己的理想持续推进阿富汗的现代化改革。
经济上，政府制定了新的“有指导的混合经济”的经济政策，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放松了对私人资本的控制，使宪政10年中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工商业相对迅速发展、农业得到缓慢发展。外交上，阿富汗更加倾向独立自主的中立政策，积极寻求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和经济援助的多样化，力图减少对苏联的依赖。但是，这些努力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严重依赖苏联的状况。政治上，国王颁布了1964年宪法。新宪法放宽了公民的社会民主权和自由权，其中包括允许成立政党，允许私人办报，选举议员时采取无记名投票等等。在新的政治形势下，阿富汗的政党组织在上世纪60年代纷纷出现。1965年，塔拉基和卡尔迈勒等人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成立了“人民民主党”。他们自称党的最终任务是“在阿富汗社会的多民族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普遍规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该党的建立标志着阿富汗进入了一个激烈的政治斗争时期。
20世纪60年代后期，阿富汗外援逐步减少、经济发展减缓、失业人数上升。在国际学生运动和国内激进组织活动的鼓动下，1968年阿富汗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学潮和工潮。政府对激进力量进行了镇压。在1969年的第13届国会选举中，保守势力大获全胜。20世纪70年代初，阿富汗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保守派和激进势力开始发生正面冲突。政府内阁频繁替换，局势持续动荡。1973年7月，达乌德利用查希尔国王出访之机发动政变，宣布废除君主制度，自己担任共和国总统。这标志着查希尔国王10年宪政的失败。
查希尔10年宪政的特点和失败原因发人深省：
政治上，查希尔国王较之达乌德首相进一步推进了政治民主化，强化王权与政治民主化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深化。这一时期的政治特征是政府在议会的严重牵制下频频倒阁，无所作为。而政府软弱的根本原因是国王查希尔害怕政党活动威胁王权而拒绝颁布政党法，使政府官员没有坚强的政党支持。宪政的实施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给外部势力以可乘之机。
经济上，阿富汗多年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使经济发展模式发生根本的转变，工业化远远没有实现。长期以来，阿富汗的经济一直严重依赖外援。这不仅仅限于依赖邻国向其提供对外贸易的通道，更严重的是依赖外国的投资和技术。有时，国家财政的运转也要依赖外援。外援一旦减少不仅影响阿富汗的经济局势，而且进一步影响阿富汗的政局稳定。阿富汗对外经济的依赖性对自身的政治独立性是一种破坏。
(五)1973—1978年达乌德重新短暂执政
在某种程度上，达乌德在建立了阿富汗共和国后，延续了阿富汗王室对现代化改革的推动。他建立的“阿富汗共和国”在本质上与查希尔政权没有什么差别。达乌德企图以集权的形式和政府的力量继续强力推动现代化改革。1978年4月，苏联支持的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达乌德被害。自此，以达乌德为代表的阿富汗王室退出政治舞台。
可以说，1978年政变是多年来阿富汗在外部干预下内部结构性矛盾的总爆发。达乌德的失败之处就在于外部势力的渗透，在于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苏联对阿富汗的多年渗透和影响，特别是在军队和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使它成为左右阿富汗政局的重要因素。“在苏联接受培训的阿富汗军官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苏联的影响，并成为苏联的代理人。即使他们没有成为共产党员，回国后也会有改变现状的愿望。毫无疑问，他们在1973年推翻国王的行动和1978年的政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苏联的多年渗透和影响下，以人民民主党为代表的部分知识阶层对王室进行的渐进性改革不满，并全盘接受了苏联的思想与经验。这预示着，他们即使上台执政，推动阿富汗现代化改革，注定会脱离阿富汗国情，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三、结 语
综观阿富汗王室对现代化近一个世纪的探索，他们作为阿富汗传统统治阶层，代表了自由化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捍卫了国家的政治独立，进行了振兴经济、发展民主和改革社会习俗的现代化运动。但最终，君主制度和现代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下逐步激化，导致了君主制度的终结和现代化的夭折。此后不久，阿富汗相继上演了苏联入侵和占领、内战和塔利班极端势力执政、美国军事打击的一幕幕悲剧，君主制时期取得的现代化改革的成果被彻底破坏。阿富汗的君主制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值得思考：
首先，君主制度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君主制度与政治民主化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立宪君主制基本上也是民主政体。而君主专制不符合历史潮流，最终会为政治民主化的潮流所吞没。即使君主专制政体能够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也是这些国家落后所致，终将面临政治民主化的威胁。由于历史原因，阿富汗自建国以来就不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王权具有很大的有限性。所以，阿富汗王室推进现代化改革中，不是分权给议会，而是继续加强王权。阿富汗王室控制着政府，操纵着议会，力图强化王权，一旦对王权构成威胁就予以镇压。而阿富汗知识阶层力图利用宪政机会参与政权，扩大政治民主，甚至不惜借助外部势力。这种政治斗争使君主制度与民主化成为一种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冲突，其结果是君主制度的终结及其主导的现代化探索的失败。
其次，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的限制和基础条件的薄弱，阿富汗经济一直严重依赖外援。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阿富汗经济的面貌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阿富汗经济上的脆弱性很容易引发政局动荡，激化社会矛盾。而经济上对外援的依赖性势必为外部势力干预阿富汗事务提供机会。只有政治独立，没有经济独立，不可能有独立的现代化进程。阿富汗王室不能使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君主制度就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一旦经济形势恶化，政局随之动荡，要么民主化改革遭到镇压而夭折，要么君主政体面临威胁。
最后，外部势力对阿富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阿富汗在现代化道路上是晚近的外源性国家，内部缺少现代性因素的基础，必须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推进现代化进程，必然受到外来的他变量的影响和干扰。这些外部因素是阿富汗自身无法掌握的。外援对阿富汗犹如一把双刃剑，虽然一方面曾经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引狼入室，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也是现代化本身的开放性和阿富汗的地缘政治特点所决定的。外部因素是阿富汗开启现代化的起因，也是影响它进程的关键因素，并成为颠覆阿富汗君主制度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 刘 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