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度即封邦建国，语见《诗·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人口，土地，武装力量，是封建制度的三个物质因素。皇上控制的是州郡，邦国不受皇帝指挥，但是要定期上贡。春秋时周王室“伐楚以公义，责苞茅之贡不入”，说的就是因为楚王不上贡而受到诸侯联军的讨伐，皇上不在乎你那点东西，但是你要在名义和形式上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权威。
东汉末年，黄巾乱起，人民流离失所，土地荒芜，“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军阀割据，地方政治机构名存实亡，两汉以来的封建制度摧毁殆尽，这也是西晋建立初期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西晋初年推行的封建制度，在《三国志》和《晋书》都有记载：
《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搜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
《三国志·魏志·陈留王奂传》“咸熙元年五月庚申，相国晋王（司马炎）奏复五等爵。”《晋书·裴秀传》“秀议立五等之爵，自骑督以上六百余人皆封。”
司马朗建议州郡置兵，司马炎和裴秀建议复五等之爵。五等之爵建立了，《晋书·地理志》记载：
晋文帝为晋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孚邑万户，制度为魏诸王。其余县公邑千八百户，地方七十五里；大国侯邑千六百户，地方七十里；次国侯邑千四百户，地方六十五里；大国伯邑千二百户，地方六十里；次国伯邑千户，地方五十五里；大国子邑八百户，地方五十里；次国子邑六百户，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户，地方四十里。
司马昭让裴秀建五等之制是他作晋王的时候，也就是264年。265年，司马昭病逝，司马炎废魏建晋，又把五等之制废除了，开始分封诸王：
武帝泰始元年，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国，官于京师。罢五等之制，公侯邑万户以上为大国，五千户以上为次国，不满五千户为小国。
这次分封，主要是同姓王，并且规定“王”留在都中，不能去所在的封国。咸宁三年（277年）卫将军杨珧等上言“古时封建诸侯，实为屏藩王室起见，今诸王公皆在京师，实与古意未合，应一律遣使出镇，俾就外藩。”武帝才开始派各王到自己的封国。各王眷恋洛都繁华，不忍遽去，奈何王命难违，不得不涕泣辞行。
封王如下：
汝南王司马亮
琅琊王司马伦
渤海王司马辅
东莞王司马伷
扶风王司马骏
河间王司马颙
章武王司马威
这几个王只有司马颙是后来八王之乱中的一员，另外武帝也封自己的几个儿子为王，不消细表。
这次分封允许王国拥有军队，司马朗建议州郡置兵的建议被搁置了，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罢去州郡兵，这对西晋的统治是致命疏忽。八王之乱，各王国凭借的都是自己的“国军”，州郡没有武装力量抵抗。实际上，对于州郡不宜去武备，交州牧陶璜上书，谓：“州兵不亦减损，以示空虚。”《竹林七贤论》记载山涛也曾经多次作出提醒：
咸宁中，吴既平，上将为桃林、华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于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时京师犹讲武，山涛因论孙、吴用兵本意。涛为人常简默，盖以为国者不可以忘战，故及之。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为后世执政者诫。
263年，魏灭蜀，司马昭因为平蜀有功，封相国晋公，加九锡，长子司马炎为副相国，百官趁势逢迎。
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立为世子，复进称太子，篡位之心昭然若揭。魏主曹奐名为人君，实与傀儡无疑，左右全是司马氏党羽。
267年，册司马衷为皇太子。
272年，贾南风入宫，立太子妃。
280年，晋灭吴。
蔡东藩先生《后汉通俗演义》道：晋武帝篡魏的时候，他或许想到了曹氏摧残骨肉，因而导致孤立，在禅位之际，竟然没有受到反抗，白白地将曹魏江山拱手相让。自己侥幸窃权，但如果不考虑将来，司马后代会不会也像曹魏子孙那样孤立无援，重蹈覆辙呢。所以他要大封宗室，列作屏藩。伐吴之前，山涛曾经私语同僚：“外宁必有内忧”，懦儿悍妇，武帝何尝不知，这或许就是晋武帝恢复封建制度的原因，这想法无法示人，只能烂在肚子里，这也是武帝不得已的苦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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