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赵，分裂脱胎于汉赵的胡人政权，羯族首领石勒在公元319年的在襄国（今河北邢台）自立（史称后赵），称赵王。时隔十年的公元329年，石勒灭前赵，次年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旋称帝。后赵政权的疆域面积最大时，覆盖了北方的黄河中下游的大部分地方，约100万平方公里。后赵享国33年，历经七帝，相当于平均不到五年换一位皇帝。后赵建立之初，就表现出一种舍我其谁、睥睨天下的战争气势，北方诸国没有一合之敌，但是也不能摧枯拉朽地消灭他们完成统一。
石勒创建的后赵之所以能够统一北方最精华的黄河流域，凭借的就是以羯人为核心组成部分的胡人军团，羯人大军是后赵争霸天下的核心竞争力。石勒早期的经历和政治现实的需要，促使其十分推崇崇胡重夷之策，并在他治国理政的政治模式中体现。这种政治模式为后赵的崛起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但也使得北方胡、汉之间产生严重的对立（主要还是后赵国内）。石勒卒后，次年其侄子石虎篡位；待石虎死后，冉闵掀起空前的民族仇杀，致使后赵在混乱中走向灭亡。
后赵的国策，让后赵军队强冠北方诸国，但也让它在内乱中迅速走向灭亡。后赵，强在胡人，亡在胡人。
《晋书·石勒载记》云：“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魏书·羯胡石勒传》亦云：“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均表达了石勒所属部落是随着匈奴单于羌渠南迁而进入并州的意思。而石姓出自西域石国，而羯胡本就有数量众多的西域胡，因此羯语应该是伊朗语族。石勒的父亲是部落小小头领，由于其“性凶粗，不为群胡所附”，石勒常代父亲职权统摄部众，但这种管理统治是基于个人威信维持的，没有等级秩序关系，所以很不牢固，下面的人是否听从其命令，很看他们的个人意愿。石勒流落冀州为奴时，部落已经分崩离析，最后乘北方动荡纷乱之机起兵的依仗是身为盗寇的“十八骑”。史书记有他们的名字。
《晋书·石勒载记》云：“遂招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为群盗。后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又赴之，号为十八骑。”追随石头勒起事的十八骑民族陈芬很复杂，既然胡人，又有汉人，胡人里面还分有匈奴、乌孙、羯胡等。并、冀之地杂胡众多，胡化或汉化是不可避免的。西晋惠帝永兴二年到怀帝永嘉元年，石勒与牧帅汲桑“结壮士为群盗”，组建一支小规模的武装，依附于坐镇清河的成都王司马颖帐下将军公师藩。公师藩兵败溃逃时，石勒已经从无根据地的小股部队发展成坐拥阳平、清河、平原三郡，能与晋军周旋数月的精锐之师，虽说寡不敌众还是失败了。
几乎是一无所有的石勒逃奔他处，已在胡人中有崇高声望的他再次招揽胡人势力，再度恢复强大起来。“张斯率骑诣并州山北诸郡县，说诸胡羯，晓以安危。诸胡惧勒威名，多有附者。”石勒军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石勒转战于华北、江淮之间，但是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石勒军团，始终没有一块稳定的城池根据地，这意味着他们的后勤补给不稳定、不存在新生力量加入等可持续作战的问题。汉人张宾多次向石勒献策：“邯郸、襄国形胜之地，请择一而都之。”经过多次的失败和挫折，石勒最终在襄国站稳了脚跟。紧接着石勒军团先后攻灭幽州之王浚、并州之刘琨、幽州之段匹磾、青州之曹嶷等地方割据势力，华北已是他的囊中之物，而他的官职也被西晋朝廷不断拔升。官职最高时，加骠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高于四征大将军）、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东单于。
严格来说，石勒也算是白手起家。晋元帝永昌元年，石勒终于在这乱世站稳脚跟、有了一席之地。
石勒的后赵政权中，含有大量的杂胡，他们是以“羯”为名，以河北为根据地的胡族共同体，这让建立于此的后赵国策受此影响。后赵统治核心的石勒具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要知道五胡政权中的许多开国者都宣称自己与汉人贵族有血缘关系，但石勒就是不这样做。这与他青少年时期经历过的痛苦息息相关，使得石勒在建立政权的开始就实行鲜明的会激化矛盾的崇胡政策。例如晋元帝大兴二年，石勒下令：“号胡为国人”，汉人则称为晋人或赵人。”
记于《晋书·石勒载记》，有这么一件小事体现出石勒特别偏爱胡人：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夫人君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邪？”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石勒建立政权，制定律令是不可避免的，而其中诋毁胡人是量刑最重的。当时的汉人不能用“胡”、“羯”来称呼边疆各民族的，否则后果会很严重；而一切带有“胡”字的物品都作了相应的改称，例如《邺中记》云：“石勒讳胡，胡物改名。名胡饼曰'抟炉’，胡绥曰'香绥’，胡豆曰'国豆’。”不仅石勒如此，石虎亦是一样的，具有十分浓烈的崇胡心理。
而且这种崇胡，是涉及很多方面的，同样影响着汉人在后赵的各种地位。宗教信仰上面，石虎亦是“崇胡”，著作郎王度曾上奏石虎，主张禁佛，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生产力，但石虎没有采纳，还郑重其事地用诏书形式为佛教保驾护航（佛教是由西域传入中国的，属于外来宗教）：“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后赵统治者对崇胡重夷的基本国策贯彻落实在各方各面，同样伤害到大批其他民族之人。
后赵是一个民族色彩十分浓厚的政权，这与崇胡政策的落实实行相关，这使得北方胡人纷纷团结在后赵，氐酋苻洪、羌酋姚弋仲投奔后赵就是最好的证明，并且这些投奔来的胡人豪杰对后赵归属感极强，愿意舍小利而为国家，例如苻洪毫无私心地向石虎建议：“徙关中豪杰及羌戎内实京师。”石虎采纳之后投桃报李，以苻氏为龙骧将军、流人都督，处于枋头。有人大臣冉闵警告诋毁苻洪，石虎丝毫没当回事；后赵大厦将倾，苻洪也没有生出别的心思，仍旧冒着被杀头的风险直言进谏。
这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出于南安赤亭烧当羌、“世为羌酋”的姚弋仲身上，归降后赵后对后赵尽心竭力，谏言：“陇上多豪，秦风猛劲，道隆后服，道洿先叛，宜徙陇上豪强，虚其心腹，以实畿甸。”之后还主动率部众迁往清河，同样姚弋仲得到重用，拜其为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这样的事太多了。而对待敌对政权，只要对方有胡人，后赵的政策都能吸引着他们，减少他们的反抗，因为早在外部压力下，胡人们已经形成休戚与共的关系，后赵的崇胡国策恰好把胡人们想要的东西给出了。
早期的起兵反晋，石勒对汉人十分仇视，例如西晋永嘉三年，石勒攻陷白马，坑男女三千余口；永嘉五年四月，石勒在苦县宁平镇制造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于是数十万众，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石勒为代表的胡人最高统治者，不得不重用汉人，提高汉人的地位，准确来说是提高汉族士大夫的地位。胡人文化普遍较低，治国理政方面不行，越到后面越需要依仗汉人士大夫；而在军事征伐中亦是如此，石生、石瞻、石聪、石堪、郭静五名汉将几乎指挥了石勒末年绝大部分军事行动。
不过“胡主汉辅”是石勒的政治底线，也是后面后赵最高统治者的底线。要用汉人，但又不信任汉人；要重用胡人，胡人才干却不够。这令后赵统治阶层内部产生极大的分裂，汉人官吏将军与胡人官吏将军彻底对立起来，还让朝廷人才非常缺乏。而且崇胡政策的落实，让本就文化不高、仇视汉人的后赵统治者不将汉人当自己的人，而是把他们当作一种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时沙门吴进言于季龙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若役晋人以厌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这种无稽之谈，从古至今有多少掌权者耗费这么多劳动力和钱粮去做了？这让国家财政承受了极其沉重的负担，出现“众役烦兴，军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贵，金一斤直米二 斗，百姓嗷然无生赖”的情况。
汉人和胡人两个相互对峙的阵营，各自押宝，导致权力传承不稳，各种冲突不断升级。并且这种崇胡政策，引发后赵整个国家的民族仇杀，你杀我我杀你。胡人有兵戈和地位，但汉人有智慧和人数，这样厮杀，国家怎么能长治久安，能有三十三年国祚就很是不错了。
胡人若想在中原地区站稳脚，就必然要在这片汉人土地吸纳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学习汉族文化，接受农耕文明（这就是汉化），否则政权根本长久不了。后赵坚持崇胡策略、以胡兵立国，征战四方，建立起他们中原地区的胡人国度，追着那些不服后赵的敌人跑，国威国势一时无两；可当稳定下来治理国家，崇胡贬汉的国策让后赵整个国家陷入无时无刻的分裂斗争中，从上层官僚到下层百姓，都在见血不见血的厮杀，后赵因此而亡。
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为什么能长久，且最后由他们向南征伐统一天下，关键就在胡人统治者的全面汉化，知道如何治理统治这片土地上数以千万计的汉人们，胡汉已是一家亲。这就好比一个人生活在沙漠之中，不可能去种植需水量大的水稻。这就是所谓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治国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晋书》《魏书》《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中国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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