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安帝以后，东晋赖以维系政治稳定的门阀政治秩序被破坏，社会失去重心，逐鹿者此起彼伏，形式瞬息万变。内战各方究其实力基础，大概可以分为四类：皇室衰落、门阀争权、农民起义、北府乱政。
东晋政权建立之初，就是在门阀世族的支持下才能够达成的，司马氏得以保住皇帝之位，北方的世家大族也有了依靠，同时在琅琊王氏代表人物王导的努力下，利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南北世家大族在利益达成了妥协和一致。表面上高高在上的皇帝，实际上很多时候更像是个提线木偶，到了晋安帝的时候，挟晋安帝以自重的以司马道子父子为代表的东晋皇室势力，他们最为焦虑的问题是自身实力的严重不足。
“自德宗以来，内外乖贰：石头以外，皆专之于荆、江；自江以西，则受命于豫州；京口暨于江北，皆兖州刺史刘牢之等所制。德宗政令所行，唯三吴而已。”——《魏书》卷九六《司马德宗传》
通过上面的记述，我们发现晋安帝能够掌控的权力极其有限，实际上他更像是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手里的提线木偶，东晋中央的权力已经牢牢的掌握在司马道子父子手里。但司马道子父子没有足够的实力，核心问题就是没有听自己指挥的部队，本来想通过刘牢之进而掌控北府兵这支精锐部队，但并没有成功。
司马元显只有贸然征发东土免奴为客者即所谓“乐属”，移置京师为兵，以实宿卫。但这种做法眼中危害了浙东农民的利益，让他们从耕种之人变成了地位更为低下的士卒，这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同时由于浙东地区是王谢的地盘，司马元显的征兵政策也严重激化了王谢为代表的北方世家大族和浙东农民之间的矛盾。北方世家大族是东晋统治的基础，动摇了北方世家大族的利益基础，东晋的朝堂已经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了。
“……加之以苦发乐属，枉滥者众，驱逐徙拨，死叛殆尽。”——《魏书》卷九七《桓玄传》
在桓玄讨伐司马元显的檄文中，就曾把他征发乐属作为一项大罪加以抨击。用暴力去驱使，不会带来服从，只会招致反抗，经过司马元显这样大规模的暴力驱迫，除浙东地区除了死叛者外，必然还有许多乐属被逼移置京师。但这些人不会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司马氏，只会对以司马元显为代表的东晋政权从内心充满仇恨。乐属屡经苦难，要使之形成可观的战斗力是困难的。
司马道子父子同时还力求控制世族，想通过世族重振司马氏皇权。但是这个时候，王谢的势力已经在浙东农民起义的影响下大不如前，且和司马道子父子之间离心离德，真正可为司马道子父子所用的世族，主要只有司马道子的妃族太原王氏王忱、王愉等人而已，而这些人的能力有限，司马道子父子想重振朝堂的计划，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遥不可及的美好愿望罢了。
东晋建立之初的“王与马共天下”，其实反应的是东晋政权的门阀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东晋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从王导到谢安都是这个套路，各取所需、各有所得，大家的日子过得倒也安稳。但从王敦之乱开始，平衡被打破了，荆扬之争拉开了帷幕，外番由于手中权力膨胀，而产生了染指东晋中央权力的想法。
密报兄伟令为内应。伟遑遽不知所为，乃自赍疏示仲堪。仲堪执伟为质，令与玄书，辞甚苦至。——《晋书·桓玄传》
以王恭、殷仲堪、桓玄为代表的，居于上下两藩的门阀士族势力，他们最有资格与司马道子父子抗衡，其目的以图恢复与东晋共天下的门阀政治。但他们之间利益并非始终一致，他们之间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尔虞我诈、互相掣肘是他们之间的常态，经过反复拼斗，最后只剩下桓玄一支力量。
桓玄不想和桓温一样坐失良机，此刻也没有谢安这样的人挡在自己面前，他迫不及待的要掌控最高权力，为此桓玄顺流东下，消灭了司马道子父子力量，进据建康，俨然成了昔年的王敦。
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显之恶，徙道子于安成郡，害元显于市。——《晋书·桓玄传》
桓玄没有汲取王敦事件的教训，他的步子走得太远，竟轻易地取代东晋，进而独占权力，这么做是十分危险的。要知道当时天下还有很多人对于权力蠢蠢欲动，桓玄还远没有做到一家独大的程度，贸然代晋自立的做法，无疑让自己陷于孤立。
当你距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时，越要小心谨慎，因为可能失败与成功就在那转瞬之间，正所谓欲速则不达。
孙恩、卢循以道教纽带与东土农民暴动结合而成的势力。从基本群众和他们的起事动因来看，这无疑是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吴姓士族据郡参加，是由于东晋征发“乐属”严重损害了他们利益的缘故。道教徒、农民与吴姓士族，这三种力量是偶然的结合，并不存在共同利益的牢固基础。
孙恩，字灵秀，琅邪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晋书·孙恩传》
就孙恩、卢循而言，他们是侨姓士族的沉沦者，起兵目的是冲破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以求得本身政治地位的上升，如是而已。
五斗米道的教众们，只是要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不想让那仅有的希望破灭而已。他们被孙泰、孙恩用教义所迷惑，成为了他们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
浙东农民则是底层受苦受难的人，他们本来已经成为了耕种之人，可以有自己的一块土地自给自足，首先是司马道子父子征发乐属让他们过上安稳日子的想法彻底破灭了，而王谢为首的北方世家大族对于他们的残酷剥削，让他们更加饥寒交迫，他们跟随孙恩起义，无非想要争取活下去的权力，但却不知道成为了别人手里的工具。
三股力量的利益不同，立场不同，想法不求，追求不同，就很难把他们三股力量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最终造成浙东农民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四股力量是以刘牢之为代表的北府将领们，他们在东晋时期的社会地位略同于孙恩、卢循，属于世族的较低层次。尽管如此刘牢之以及以后的刘裕一方，与孙恩、卢循一方，在战场上却是长期交锋的生死对手。
恩闻牢之已还京口，乃走郁洲，又为敬宣、刘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名转振。——《晋书·刘牢之传》
终刘牢之一生，北府兵始终是门阀政治的工具，始终未完全脱离附庸地位。刘牢之的北府兵来源于流民，依附于门阀世族，没有明确的政治追求，只是单纯的逐利避害。实际上从军事实力上来看，北府兵基础雄厚，最具有收拾动乱局面的可能。但这种可能不是实现于刘牢之，而是实现于刘裕。
刘牢之以自己的失败为刘裕铺平道路，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将领，一个逐利避害的流民，永远不可能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只能随波逐流，把自己的命运交托在他人手中。
及恭之后举，元显遣庐江太守高素说牢之使叛恭，事成，当即其位号，牢之许焉。——《晋书·刘牢之传》
王恭和司马道子之间争斗，关键点就在于刘牢之，他掌控北府兵这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但他被司马元显派出的说客用三言两语就说服了，轻易的背叛了王恭。这样的人既不值得追随，也不值得信任，北府兵虽勇却无信，单纯被利益驱使和左右，就无法成为真正战无不胜的部队。
北府兵早就背离了谢安、谢玄建立这支部队时的初衷，成为了东晋政治秩序的破坏者，而不是政治秩序的维护者。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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