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位于广西西南边陲的左江、右江和红水河流域部分地区，西南与越南交界，西、北两面与云南、贵州接壤，辖区内20余县，人口100多万，其中壮、瑶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成为当时少数民族地区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早在1922年，韦拔群就开始在东兰开展农民运动。1924年5月，东兰农运受挫，韦拔群赴广州。1925年4月，韦拔群、陈伯明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三期学习后，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以特派员职派回东兰，决心学习彭湃，在家乡重新开展农民运动。
9月，在已经建立起来的70多个乡农民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兰县农民协会，会员达2万人，并组织了农军。11月1日，又在武篆区善学乡的北帝岩，开办了东兰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6年4月，中共广西党组织的负责人黄日葵派在平马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任职的共产党员余少杰，负责建立右江党组织，领导右江地区的革命运动。不久，余少杰相继介绍当地的农运骨干黄治峰、李汉生、潘宪甫、李正儒等入党。
8月，在恩隆、奉议组成中共恩奉特别支部，余少杰任书记。在东兰陈洪涛等也成立了党小组。从此，右江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9月，韦拔群率领农军“攻入东兰城，将劣绅土豪、贪官污吏驱逐出红水河之北去。”
1927年2月1日，田南道农民运动办事处在平马镇成立，共产党员陆炳堂(陆玑彰)任主任，统一领导右江各县农民运动。4月11日，又成立右江农民自卫军。这一时期，“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的口号响彻右江大地，广大农民反对地主豪绅的武装斗争有席卷右江之势。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共大屠杀，桂系军阀黄绍竑紧跟策应，在南宁、梧州等地相继大举“清党”，仅南宁一地半月之内就逮捕了390多人，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惨遭杀害。
中共广西党的负责人黄日葵、陈勉恕和国民党左派俞作柏、陈协五等，因遭通缉而被迫出走。各地共产党组织、革命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均受到摧残，整个广西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4月26日，中共广西地委和共青团机关在梧州被破坏。5月，中共广东省委派廖梦樵、邓拔奇(邓岗)等回梧州重建地委。
9月，新建的地委机关再遭破坏，地委书记廖梦樵等11人被捕牺牲。邓拔奇继任地委书记，党的机关随即转移到桂平与平南交界的山区坚持斗争。
1928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西“改组地委为特委”，邓拔奇任特委书记。
广东省委先后派朱锡昂、俞作豫、雷经天、李其实等一批干部回广西，加强特委组织和开展地方工作。在地方党组织初步恢复的基础上，广东省委又派恽代英来广西，参加指导。
7月，中央“决定广西党部改组成临时省委，直属中央管辖”。当各地工作刚刚有所恢复时，临时省委转移到梧州的机关，却连续遭到破坏，在11月29日的大破坏后，“一切指导工作完全停顿。”
同时，南宁、贵县等地方党组织机关，“亦先后被破坏”，“因此，广西全省党的工作完全陷入灭亡地位。”1929年1月下旬，朱锡昂、雷经天等赴香港参加中央巡视员召集的广西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到广西恢复党的组织工作的路线。”
并根据中央指示，正式组织广西省委，由文沛为书记，偕同朱锡昂、雷经天、聂根等5人回广西建立省委机关。4月，当省委机关在南宁尚未健全之际，中央又指示“省委组织改为特委”。不久，文沛去香港汇报工作，因故未回；朱锡昂被捕牺牲。特委机关除代理书记雷经天和聂根外，寥无几人，党的指导工作又处于停滞状态。
由于缺乏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广西各地的工农群众运动在桂系军阀的镇压下受到严重破坏。从1927年4月“清党”开始，桂系军阀先后捕杀了田南道、镇南道农运办事处主任、共产党员陆炳堂、陈霁，接着搜捕各县乡农运领导人。至6月，除东兰、凤山等山区仍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外，右江沿岸各县的农运都受到严重摧残，农运骨干四出隐蔽。
这时，尚能公开活动的领导人，只有恩奉特别支部书记余少杰，他因以范石生十六军政治部工作为掩护，未遭毒手。但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组织被打散，他与上级党也失去联系，无法开展工作。
6月，余少杰乘范部即将调离右江之际，得到长短枪30余支，交给恩隆农军。接着，又策动田州范部青年军官团兵变。随后，在范部开拔时，以召集散兵为名，从十六军军部搞到一笔巨款，脱离了范部，来到恩隆七里山区，将兵变后躲在山里的数十名青年军官召集起来，转移到仓圩、花茶一带，与黄治峰等领导的农军会合。
7月上旬，余少杰以中共恩奉特支名义，联络恩隆、奉议、果德、思林、东兰、凤山等县农运领导人，召开了两次会议，决定在没有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之前，暂时成立广西临时军政委员会(又称“三南总部”即田南道、镇南道、南宁道总部)，进行武装斗争。
会议推选俞作柏为主席，余少杰、韦拔群、陈守和、严敏、梁鹤如(后叛变)5人为常务委员。会议还决定将田南道各县农军编成三路右江农民自卫军：
第一路，由东兰、凤山、凌云、百色农军组成，韦拔群任总指挥；第二路，由恩隆、奉议农军组成，黄治峰任总指挥；第三路，由思林、果德农军组成，余少杰任总指挥。
会后，右江沿岸各县农军为回击桂系军阀的“清乡”屠杀，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
8月9日，余少杰、黄治峰率第二路农军，在仓圩利用圩日突袭奉议县第四区团局武装，智擒第四区团总黄锦升及恶霸黄子贞、黄静山，没收其财产分给贫苦群众。次日，在甫圩召开数千人参加的公审大会，枪决了黄锦升。这就是“仓圩起义”，又称“二都起义”，后因敌李天实营“进剿”，农军战斗失利，转移到朔乐、平桃一带游击。
8月20日，第三路农军副总指挥黄书祥，率果德、思林及武鸣部分农军及群众共3000余人举行起义攻打果德。次日，攻占县城，释放被关押的无辜群众数十人。
农军遂转攻思林县城，俘县长及国民党县党部、团务局、教育局的反动头目，缴枪20余支。但张大愚又被镇结县长押走，营救未果。次日，驻平马之敌一个营向思林反扑，农军遂撤出县城，转到新圩。第三路农军连克三县城，使广西反动当局大为震惊。
黄绍竑严令黄勋营全力进攻感圩、新圩的农军。时第三路农军共1000余人，在余少杰、黄书祥指挥下，与敌激战3天，毙敌数十人，缴枪10余支，迫敌撤退。
1928年1月，敌又派出4个营，并纠集思林、果德两县警团约2000余人，“进剿”第三路农军。鉴于敌强我弱，农军遂化整为零，分散兵力，在感圩、新圩、四弄等地与敌周旋，激战近半个月，虽重创敌军，但农军伤亡也大，被迫转移。黄书祥率一部分农军转战至果德、那马交界的山区；余少杰、黄永达率一部撤至思林、向都交界的山区。
在仓圩、果德武装起义的影响下，向都、养利等县的农民也纷纷组织农军举行起义。1928年2月5日，向都农军举行武装起义，一举占领县城，后在敌军进攻下，撤回巴麻地区。
5月，养利的农军也举行起义，包围了县城。右江沿岸此起彼伏的农民武装起义，虽因缺乏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没有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在敌人的进攻下先后失败。但是，这些起义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鼓舞了右江贫苦农民的斗志，而且锻炼了革命的武装力量，各县农军根据自身斗争的经验，纷纷退往附近山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1928年5月，余少杰为了与上级党取得联系，留下严敏坚持领导右江工作，和潘剑雄、李正儒等去香港、梧州寻找广东省委和广西特委。在找到上级党组织并听取了指示后，他们于“九月自港回”，但余少杰抵达隆安时被敌逮捕，翌年春，在南宁遇难。
与右江沿岸各县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在东兰、凤山地区，韦拔群率领第一路农军也不断地开展斗争。这个地区是右江以北的山区，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而农民运动历史较久，基础较好，当地反动势力尚不敢贸然进行反扑。
韦拔群利用这一条件，在1927年6月初，继续在武篆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8月初，形势日趋紧张，韦拔群召集紧急会议，将第一路农军，编为东兰、凤山、凌云3个自卫团和百争独立大队，准备迎接敌军的进攻。这时，敌黄明远营由凌云进攻凤山，韦拔群令黄大权率第二团在平乐进行阻击，并提前将农讲所结业，亲率学员100余人增援凤山。但未及到达凤山，县城已因第二团阻击失利为敌所占。
8月中旬，韦拔群令农军主力分数路对黄明远营取包围之势，困敌于凤山县城达月余，使其无力进攻东兰。
8月26日，黄明远在给其副营长的信中沮丧地说：
“我军不得深入穷追，最多到月里(凤山县城附近的村屯)，立刻拔队回县城。”
这说明敌军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
10月1日，黄绍竑任命第五师师长刘日福为田南清乡总办，由副师长朱为珍率两个主力团纠集各地民团，从百色、田州、河池三路夹击第一路农军。敌我形势骤变，农军由于实行分兵阻击而陷入被动。
各路农军经过顽强战斗，伤亡骤增，枪支损失达300余支，弹药殆尽。
面对困境，韦拔群当机立断，令农军各团余部分别迅速退入易守难攻的西山、中山和东山，总指挥部设在西山平峒。10月13日，敌军攻占东兰县城后，开始分区“搜剿”，进入东山、中山和西山，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所不为，连玉米等农作物都被铲光。
农军被迫化整为零，隐蔽于山岩。韦拔群抱病在平峒山岩里指挥农军坚持斗争。敌军除反复“搜剿”外，还到处张榜悬赏通缉农运领导人，其中韦拔群的赏格达5000元，妄图以此扑灭东兰农民运动。
在敌军疯狂的“搜剿”下，农军处境极端困难。韦拔群等总结经验教训后，决定改变反“搜剿”的策略，把大部分农军缩编为精干的暗杀队，利用山区有利地形，运用夜袭战、地雷战、伏击战等战术，开展游击战，不断袭击并歼灭小股敌军，处决土豪劣绅和民团的头子。在游击战中农军又恢复发展起来了。
1928年春，暗杀队广泛灵活地采用上述战术，夜间潜入敌军驻地，贴标语，散传单，打冷枪，埋地雷；白天袭击分散的敌人，切断敌人的供应线。农军的暗杀队神出鬼没，使敌人穷于应付，从而有效地消灭了敌人，锻炼了自己，保存了力量，粉碎了敌军“搜剿”的阴谋。
1928年6月，农军终于迫使敌主力团调离东兰，历时将近1年的反革命“围剿”、“搜剿”宣告破产。
东兰、凤山农军经过这场严峻斗争的考验，更为坚强壮大。韦拔群经过党的教育和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摒弃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于1929年春由严敏、李正儒介绍，8月经中共广西特委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9年春，整个右江地区农民武装斗争形势进一步好转，东兰、凤山地区农军已控制了绝大部分乡村，敌人仅能占领少数县城和圩镇。右江沿岸各县农军也开始主动出击，消灭豪绅武装。7月9日，果德、那马农军在黄书祥等率领下举行起义，攻占那马县城周鹿镇，次日，成立了右江第一个县临时革命委员会。
以东兰地区为中心的右江农民运动，经受了大革命失败后血腥镇压的考验，自始至终坚持武装斗争。为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和建立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1929年3月下旬，正当蒋桂军阀战争进入决定胜负的武汉战役时，桂系将领李明瑞、杨腾辉倒戈拥蒋。4月，第一次蒋桂战争以桂系失败而告终。随即，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兼编遣特派员，杨腾辉为副主任。6月初，李明瑞率部进入广西。7月15日，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宣布就职。广西开始了俞、李执政时期。
在大革命时期，俞作柏是广西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曾在桂系军队中任过要职。北伐时任广西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省政府农工厅长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南宁分校校长等职。他与广西共产党人有较密切的联系，支持工农运动。在1926年“东兰惨案”事件中，他积极支持东兰农民运动，还暗中赠送30多支驳壳枪；加强东兰农民武装。
广西“清党”后，他被桂系通缉，避居香港，但仍与共产党人有联系。他准备拥蒋倒桂时，还曾与广东省委领导人杨殷进行过磋商。共产党员俞作豫是他胞弟，对他也有影响。
李明瑞是俞作柏的姑表弟，原在俞部任团长。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旅长、师长等职，骁勇善战，参加过汀泗桥、贺胜桥等著名战役。他同情革命，对共产党有好感。
俞、李这次回广西主政，深感困难重重：
一方面受到各处桂系势力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又受到蒋介石的心腹郑介民、卢奕农等的严密监视，深感势单力薄，处境孤危。
为了巩固其地位，扩充实力，俞要求共产党速派干部到广西协助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广西的革命势力。
于是，先派邓小平(化名邓斌)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香港与俞接洽，随即，又从中央和广东省委陆续抽调陈豪人(陈昭礼)、龚鹤村(龚楚，后叛变)、张云逸、叶季壮、徐冠英(徐开先)、袁任远、何世昌、许卓、宛旦平、李谦、胡斌等几十名党员干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
起初，由中央巡视员、广东省委常委贺昌(毅宇)到南宁领导开展工作。9月中旬，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到南宁，组织广西军委，加强对广西工作的领导。
根据当时广西的复杂形势和俞、李执政前后的政治态度，中共广西党组织确定了对俞、李的合作关系。采取团结、教育、争取俞、李，孤立蒋系和改组派，打击桂系军阀势力的策略，并以开展兵运工作为中心，以推动广西的革命工作。
6、7月间，党组织通过共产党员俞作豫对俞、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
在取得俞、李同意后，先派出几名党员干部到广西军政机关里任职，如陈豪人任广西省政府的机要秘书：龚鹤村（龚楚，后叛变）先任省政府船务处长，后调任南宁市公安局长：徐冠英任广西编遣特派员办事处总务科长。他们以公开的身份进行党的秘密工作，经常与俞、李直接联系，以影响俞、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决策。
在共产党人的推动和建议下，俞、李首先通令解散桂系军阀爪牙所把持的国民党各级党部，逮捕了一批民愤极大、罪恶昭彰的反动分子，并镇压了其中的首恶，使桂系军阀安插在地方的反动势力，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同时，释放了在“四一二”反共事件前后被监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分子，如罗少彦、陈漫远、莫文骅、何建南、吴西、谢鹤筹等，并加以任用。随即又下令开放工农群众运动，重新设立各种群众组织的办事机构，如设立慰问农民运动办事处，“派大批慰问农民代表，分赴各县”，恢复各地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凡此一切，都为革命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合法条件。
通过统战工作的开展，贺昌、邓小平等将工作重点落实在兵运工作上。
当时，俞作柏、李明瑞非常重视扩建军队，指定俞作豫负责建军事宜，并派人四处招兵。党组织通过俞作豫向俞、李建议，开办了一个培养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由徐冠英任总队主任，张云逸任副主任。
关于徐的共产党员身份，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对张云逸的共产党员身份，包括俞、李在内都不了解，只知道他曾任张发奎第四军的师参谋长，是由广东海军司令陈策介绍给俞作柏的。在共产党组织内部，他只和陈豪人单线联系。
因此，总队的工作都由张云逸出面进行。
教导总队设3个营9个连，共1000多名学员，大多数来自李明瑞部队里的班、排长和从各地招募的进步青年。为了迅速地掌握教导总队，并将其改造成为培养革命武装骨干的阵地，通过张云逸的推荐，将广东省委和广西特委陆续派来的100多名工人、学生党员，安插在教导总队各个连队当干部和学员，在各连队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
这时，9个连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并选拔思想进步的学员担任排长。总队的3个营长原是由李明瑞指派的，但思想均反动。
张云逸等：
“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不要营部，由大〔总〕队直管到连，而把这三个营长，放到训练处去，表面上升他们一级，实际上削掉了他们的实权。经与俞作柏、李明瑞交涉，他们同意了。结果，把一个营长调去当总队参谋长，升为上校；另外两个营长调去当训练处的正、副处长，均升为中校。”
张云逸回忆说：
“在我们控制全局的优越的条件下，紧张地展开了活动，加强对学员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加强党的秘密组织工作，两个月便发展了三百多个新党员。”
不久，张云逸又兼任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第四大队原是俞、李来广西后，为扩充军事实力组编的警卫部队之一，是收容土匪、民团、散兵游勇编成，成分复杂，纪律极坏，难以控制。李明瑞看到教导总队办得卓有成效，就主动邀请张云逸兼任大队长职务，帮助改造这个大队。
张云逸请示党组织后，向李明瑞提出两个条件：
“第一，军队太坏，要我兼可以，但要由我提名配一个得力的副大队长协助；第二，改造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迅速的措施。”
李明瑞一一应允。党组织决定派李谦任第四大队副大队长。张、李上任后，立即在大队中设立士兵委员会，从发动士兵揭露反动军官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罪行入手，严厉惩办了两个罪恶昭著、民愤极大的营长，改派共产党员符禄、何子祁(何莽)接任。
另有一个姓梁的营长，因是李明瑞的表弟，故而未动。连长以下的军官，除一小部分撤职，一部分采用“升迁”的办法调离外，大部分送教导总队教育改造。并从教导总队学员中调来100名左右共产党员，担任连、排干部，从而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部队。接着，对该部士兵施以革命的政治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进行大力整顿。
还招收大量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入伍，以改变部队的成份。通过一个月的整训，该大队从原来的1000人扩大到2000余人，在连队中建立了秘密中共组织，并开始吸收士兵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于是，该部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这时，包括由俞作豫任大队长的警备第五大队，中共广西军委基本上掌握了约有5000人枪的一支武装力量，为尔后左右江起义准备了条件。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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