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祐元年（904年）八月十一夜，大唐东都洛阳，此时正值酷暑，城中天气闷热无比；大唐皇帝、昭宗李晔因为心情苦闷，在用晚膳时喝了不少的酒，于是驾临皇后居住的椒兰殿，正准备在嫔妃们的侍候下，安榻就寝。
就在夜色深沉、万籁俱静的时候，皇宫大门外，突然出现了大批军队，并迅速包围皇宫、打开宫门，进入了内院。带领这些军队悍然闯宫的，是名义上的禁军将领——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及知内枢密使蒋玄晖；其实，他们都是实际掌握了洛阳内外军政大权的太尉、中书令、宣武节度使、梁王朱全忠的心腹亲信（其中朱友恭还是朱全忠的养子）。
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他们今天晚上之所以未经皇帝的诏令，就私自率军队包围并闯入皇宫，正是奉了在亲自率军征伐凤翔镇的主君朱全忠的密令，要弑杀不肯老老实实当傀儡、还在暗地里交通其他藩镇、企图摆脱朱全忠控制，重新恢复皇权的昭宗皇帝，以彻底消除其他藩镇打着皇帝的名号、和朱全忠争夺天下的隐患；同时，也让朱全忠能够实现完全控制傀儡朝廷，从而进一步篡位自立、受禅称帝的野心。
朱友恭等人闯入内宫门后，让蒋玄晖命在每道门上留十人把守，其余军士则一直往内宫闯入，抵达昭宗就寝的椒兰殿外。随后，氏叔琮、蒋玄晖等在殿外以“有军情急奏”的名义，呼喝殿内侍从开启殿门。此时昭宗的妃子、河东夫人裴贞一闻讯后起身开门，对蒋玄晖说：“纵有急奏，不应以卒来。”（即使有急报，也不该带兵来！）
蒋玄晖闻言大怒，命随同入宫的龙武军衙官史太赶紧处置，史太领命后立即冲上台阶，抓住了裴贞一，然后手起刀落，将裴贞一砍死。这时候，椒兰殿内的人也听到了殿外的声响，纷纷起身探视，蒋玄晖、史太则推开殿门，闯入内殿。
眼见乱兵汹涌而至，为了出言示警、保护皇帝，昭宗的妃子、昭仪李渐荣故意打开自己居住的侧阁窗户，大声喊道：“院使莫伤官家（指昭宗），宁杀我辈！”意在将蒋玄晖等人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好让昭宗趁机逃走。
但此时的椒兰殿已被朱友恭、氏叔琮率军团团围住，无路可逃，尚在醉酒中的昭宗即使听见了李渐荣的示警呼喊，也无法逃出殿外，只得在慌乱中起身，胡乱披着衣服，赤着脚，以殿中的立柱为掩护，绕柱疾行，以躲避乱兵的追杀。
蒋玄晖看到了在殿内四处逃窜的皇帝，于是命军士们立即上前包围，将其杀死。为了争夺头功，已经杀了裴贞一的史太一马当先，第一个举刀追击昭宗。此时，为了保护皇帝，李渐荣也从阁内跑出，拦在史太和昭宗之间，想要以此阻挡乱兵的追杀。史太毫不留情，先是一刀砍翻李渐荣，随后再次挥刀，将昭宗也砍倒在地。
李渐荣中刀后一时未死，见皇帝倒地后，拼死扑到其身上，以身体护住昭宗。史太随即连续挥刀砍刺，昭宗和李渐荣因此惨死于殿内；昭宗遇弑时，年三十八岁。
在昭宗遇弑的同时，皇后何氏也被乱兵们抓住；蒋玄晖原本想要将何皇后一并杀死，但何皇后向朱友恭、氏叔琮等苦苦求饶，而朱全忠的密令中，也只命杀昭宗一人，并没有说连皇后一起诛杀。同时，留下何皇后，也可以以她的名义，发布随后的诏令，做好善后掩饰工作。因此，蒋玄晖在得到朱友恭、氏叔琮的同意后，暂时放过了何皇后。
第二天天亮后，蒋玄晖矫诏，以何皇后的名义发布敕令，称昨天夜晚宫中生变，河东夫人裴贞一、昭仪李渐荣勾结侍从宫人作乱；幸好有人将消息传到宫外，因此左右龙武军才入宫平叛，诛杀了裴贞一、李渐荣；但军队来迟了一步，皇帝还是被裴贞一、李渐荣弑杀，龙武军只救下了皇后和诸位皇子。因此，奉皇后敕令，追废裴贞一、李渐荣为悖逆庶人，其他从逆宫人一律处死。
此外，蒋玄晖还胁迫何皇后，以假传的昭宗“遗诏”，立皇九子辉王李祚（何皇后所出）为皇太子，并改名为李柷。随后，在蒋玄晖的操控下，已经是空架子的外朝三省，由宰相柳璨、独孤损出面，宣布了皇太后的敕令——皇太子可于皇帝柩前即位。
天祐元年（904年）八月十二，在虎狼环饲的龙武军士兵“护卫”下，年仅十三岁的李柷，战战兢兢地登上了皇位，成为大唐第二十一代、也是最后一代皇帝，即唐昭宣帝。
虽然已经登基称帝，但昭宣帝知道父亲是怎么死的，也知道自己现在是个什么处境，为了不刺激幕后的朱全忠，他不敢立改立年号，只得沿用父亲的年号“天祐”，并给父亲上谥号“圣穆景文孝皇帝”，上庙号“昭宗”，奉母亲何皇后为皇太后。
朱友恭和氏叔琮奉朱全忠密令弑杀了昭宗以后，原本认为可以凭借此“大功”得到厚赏、显爵。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天祐元年（904年）八月二十二，昭宗遇弑后第十天，在河中作战的的朱全忠又有诏令传来，命蒋玄晖以昭宣帝的名义发布诏书，以“护卫宫禁不严、致使皇帝遇弑”的理由，勒令龙武军衙官史太“自裁”，当日执行。
估计到了死这一天，史太都是莫名其妙，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明明立下“大功”，却落得个“自裁谢罪”的下场。
天祐元年（904年）十月，出征关内得胜的宣武节度使、梁王朱全忠返回了东都洛阳。即使他早就知道昭宗驾崩的原因（就是他指使弑杀的），但仍旧假装震惊万分，急忙跑到昭宗停放灵柩的祭殿中，伏在昭宗的棺材上大哭：“令陛下罹难，臣之过也；此皆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
朱全忠这一番话，就将昭宗遇弑的责任，全部甩到了朱友恭、氏叔琮二人头上。很快，朱全忠在洛阳发布令旨，斥责朱友恭、氏叔琮“军政不理、怠慢职守”，在自己率军出征时玩忽懈怠、防备疏忽，导致皇帝遇弑。
因此，朱友恭、氏叔琮各自革除龙武军统军官职；朱友恭恢复本名李彦威（朱友恭是朱全忠养子），贬为崖州司户，氏叔琮贬为白州司户。
数日后，还来不及启程前往贬斥地的朱友恭、氏叔琮，又接到了朱全忠的令旨，让他们引咎自尽，“以谢先帝”。
深感冤枉、又气愤难平的朱友恭和氏叔琮有心立即举兵反抗，但军权早就被蒋玄晖拿走，想要公开揭露自己是奉朱全忠的命令弑君的实情，也没人会同情他们（大家都知道是朱全忠指使弑君，但看到弑君凶手落得这个下场，不是很解气么）。
走投无路之下，悔青了肠子的朱友恭（现在应该叫他李彦威了）和氏叔琮只得在万般不甘之下，恨恨自尽。临死前，心中愤概到了极点的氏叔琮还大声高呼：“卖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谤，其如神理何！”为自己鸣不平。
朱友恭、氏叔琮、史太大概是粗鄙武夫，平常不读书；当年成济受贾充唆使鼓动、傻乎乎地第一个动手，弑杀了曹魏皇帝、高贵乡公曹髦，最后被主公司马昭丢出来当替罪羊，遭夷灭三族之事，恐怕他们到死那一天也搞不清楚。
头脑简单、冲出来给别人当枪使，从来都是最愚蠢的行为，没有之一，朱友恭、氏叔琮落到这个下场，不值得同情（有读者要问，弑君的元凶还有一个蒋玄晖，为什么单单他没有受惩罚、遭到报应？不要急，后面会说到他的）。
时间倒退到三十八年前，咸通八年（867年）二月二十二，唐懿宗李漼的第七个儿子出生于东内大明宫，但因为唐懿宗的疏忽（或者说轻视），这个幼儿身为皇帝的亲儿子，在出生后的数年内都没有起名字，仅以“七郎”作为小名。直到五年后，咸通十三年（872）四月，唐懿宗才终于想起这个儿子，于是封其为寿王，赐名为李杰。
仅仅一年以后，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九，唐懿宗李漼驾崩于长安南内兴庆宫咸宁殿，时年四十一岁。而在懿宗去世的前一天，掌握长安军权的宦官首领——左神策军中尉刘行深、右神策军中尉韩文约、马坊使田令孜等人，没有通过懿宗的允许，就自行拥立十二岁的皇五子普王李俨为皇太子，并改名李儇。
懿宗去世后，皇太子在宦官首领们的支持下，继位称帝，即唐僖宗。这是整个唐朝，继位时年纪最小的皇帝。
僖宗登基之前，唐朝的朝政在懿宗统治时期就已经腐败、混乱不堪，藩镇、宦官势力持续坐大；而僖宗登基后，因为是由宦官集团拥立继位的，因此更加信赖、重用宫内的宦官，任由他们把持大权、参预政务，外朝宰相形同虚设；混乱的局面在僖宗手中并没有丝毫的好转，而是日益加剧、不见起色。
乾符二年（875年）六月，席卷天下的“黄巢起义”终于爆发，在很短的时间内，起义军在黄巢的率领下，以流动作战方式，接连攻克山东、河南、荆湖、江浙、闽中、岭南等地，唐朝的统治权威及地方藩镇领地、世家大族的权势都被严重的动摇。
僖宗年幼无知，因此登基后的朝政大事皆由宦官集团所掌握；另外，僖宗只对马球、斗鸡、博戏等游玩行乐之事感兴趣，对如何治理国家没有任何经验。因此，黄巢起义爆发之后，僖宗根本没有什么应对的措施，只得被动地面对，导致起义军轻松地在南北各地来去自由、攻略城池，壮大实力。
各地的藩镇武臣们也不想中枢朝廷轻松剿灭起义军，所以对黄巢的义军队伍持观望、纵容的态度，对协助朝廷“平乱”并不十分用心，起义军的兵锋由此纵横天下各地，势力也越来越强大，五年之间，积蓄的力量已经到了可以倾覆唐中枢朝廷的地步。
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从岭南返回中原的起义军攻克了东都洛阳，僖宗大大为震动，于是赶紧派兵守卫潼关天险，想要阻止黄巢军队对关中的进攻。但朝廷官军敌不过起义军的四面围攻，十二月初三，潼关失守，长安城再一次直面来自东面敌军的进攻（上一次是安禄山的大军）。
得知潼关失守后的僖宗惶恐惊惧万分，立即决定放弃长安，南逃蜀中避难。十二月初五，在心腹宦官、左神策军中尉田令孜亲率五百神策军的护卫下，僖宗仓惶离开皇宫，只带着少数朝臣、宗室、嫔妃，弃守长安，直奔山南（汉中）暂避。
之后，僖宗远遁蜀中，躲到了成都避难。这是继一百二十四年前的唐玄宗之后，又一位放弃长安、避难蜀中的大唐皇帝。
十二月十二，起义军队进入了长安城；第二天，黄巢在东内大明宫含元殿举行仪式，正式即皇帝位，建国号齐，改元为“金统”。大齐农民军政权的统治范围包括河南、关中的广大区域。
当初黄巢起义爆发后，为了平定叛乱、消灭起义军，僖宗也曾任命了一批朝臣、甚至宗室出朝担任外官，率军对抗起义军。这其中，皇弟寿王李杰在乾符四年（877年）被僖宗授为开府仪同三司，幽州大都督，幽州、卢龙节度使，押奚、契丹藩落使，幽州观察处置使等要职，以协调地方文武官员，调动辖区内的兵马钱粮，支援、屏护中枢朝廷。
但寿王名义上管辖的幽州、卢龙等地，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不再听从朝廷的诏命了（安史之乱就是从这里爆发的），一直是地方武臣的半独立辖区，也就是藩镇。寿王的各项官职，看起来权力很大，其实根本指挥不动幽州、卢龙的藩镇兵马，也管不了地方钱粮，只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对抵抗黄巢起义军也没有任何帮助。
在僖宗将要逃离长安之时，寿王并没有出外任官，还留在长安城中；于是在僖宗出逃之时，十四岁的寿王也随驾护卫、不离左右，并在僖宗的支持下，竭尽所能地掌握部分禁军的兵权、及流亡朝廷的人事统辖权，使得僖宗在逃难的路上，人生安全多少有些保证，皇权也没有相对旁落。因此，僖宗对这个弟弟的忠心和才干极为赞誉，在之后的日子中，更加信任器重他。
中和三年（883年），在僖宗的显爵、厚禄条件承诺下，距关中最近的四家藩镇——义武节度使王处存、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凤翔节度使郑畋奉僖宗的诏令，联合出兵，讨伐占据长安的黄巢大齐政权。四月，在优势藩镇军队的围攻下，黄巢不敌而战败，退出了长安，辗转转移到商山继续作战；长安城被名义上的唐军（藩镇军队）收复。
中和四年（884年）六月，退出长安后继续率余部流动各地作战的黄巢被唐军包围于泰山狼虎谷襄王村（今山东莱芜西南），最终力尽兵败、自杀身亡（也有说是被部将所杀），持续十年之久的唐末农民起义至此宣告完全失败。
黄巢起义被平定后，躲在蜀中避难四年之久的僖宗于中和五年（885年）正月启程返回长安。一路上，寿王李杰依旧承担护卫、扈从的重任，保护皇帝的安全。
三月初六，僖宗终于重返阔别四年之久的长安，回到了东内大明宫。为了表示庆贺重回国都，僖宗下诏改中和五年为“光启元年”。
原本僖宗认为这一次返回长安后，日子就会安定下来，但事与愿违，僖宗的亲信宦官田令孜，为了侵占当初僖宗承诺赐予藩镇武臣的盐池之地（以换取藩镇出兵讨伐黄巢），而与占据盐池的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产生了矛盾，更因此而交恶。
随后，田令孜勾结觊觎盐池之利的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悍然进攻王重荣。王重荣于是也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求救，请李克用出兵截击田令孜、朱玫、李昌符的联军。几大藩镇因此在长安附近展开混战，僖宗几次下诏制止都不起作用。
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王重荣和李克用击败了朱玫和李昌符的军队，包围了长安。又经过半年的作战，朱玫和李昌符的军队大败，不得不撤军退回本镇。而发起这场混战的祸首田令孜，因为他所掌握的禁军神策军在王重荣和李克用的进攻中被屡次击败、逃散，所以失去了以前的骄狂之气，只能死守长安城不敢再挑战河中、河东藩镇的权威。
光启元年（885年）十二月，大获全胜的王重荣和李克用向僖宗上表，请诛杀田令孜以谢天下，安定人心。得到消息后的田令孜魂飞魄散，立即凭借手中所剩无几的禁军，于十二月初七将僖宗挟持逃出长安，再次流亡异地。
第二次出逃时，依旧是寿王李杰贴身侍候僖宗，鞍前马后照顾、护卫，才让僖宗有那么一些安全感。
之后，僖宗在凤翔避难，逐渐疏远了把持朝政的田令孜，改为起用另一宦官首领杨复恭。长安城则被王重荣、李克用、朱玫、李昌符等藩镇占据。朱玫、李昌符见田令孜失势，于是决定抛弃田令孜，出兵劫持僖宗，返回长安。
但田令孜再次带着僖宗逃跑，躲到了兴元（陕西汉中），愿望落空的朱玫索性在光启二年（886）五月拥立在凤翔养病的襄王李煴（唐肃宗玄孙、僖宗远房叔曾祖）为皇帝，返回长安，改元“建贞”，自行建立了伪朝。
又一次遭遇叛乱的僖宗欲哭无泪，只能呆在兴元府徒叹奈何；而大势已去的田令孜为了保命、离开看起来也不保险的兴元府，于是主动向僖宗请求外放，将“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兼左神策军中尉、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等职全部转给僖宗的心腹宦官杨复恭。
于是僖宗任命田令孜为“西川监军使”，让他赶快滚去蜀中，投奔其兄、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田令孜本姓陈，入宫后才改姓田），眼不见心不烦。
田令孜狼狈离开后，僖宗用杨复恭之计，遣使去宣谕河中王重荣、河东李克用，以朝廷正统的名义，命王重荣、李克用讨逆、锄奸（同时也许诺对河中、河东藩镇厚赏、赋予自主权）。王重荣、李克用得到僖宗承诺后，立即起兵，讨伐谋反作乱的叛臣朱玫（李昌符鸡贼，没有公开参与作乱）。
光启二年（886）十二月，朱玫的大将王行瑜得到了僖宗宣抚的诏书，并答应他只要反戈诛杀朱玫，即以“邠宁节度使”相授。王行瑜欣喜万分，立即暗中回师长安，将毫无防备的朱玫诛杀，伪帝李煴则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诱杀。二者的首级都被送往兴元行在，献于僖宗驾前。
光启三年（887）三月，叛乱全部平定，于是僖宗准备自兴元返京。但皇帝的銮驾抵达凤翔后，又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强行拦截，请皇帝“暂时驻跸”于凤翔（李昌符想要以此讨好、奉承，从而避开自己曾经参与朱玫叛乱的祸事）。
但护驾的禁军将领们都对李昌符这个曾经参与叛乱的逆臣鄙视痛恨不已，一直想要借故发生摩擦，然后出兵将其彻底消灭。因此，禁军领杨守立唆使部下于光启三年（887）六月与李昌符的部下因琐事发生火拼，李昌符则贸然率军进攻僖宗行宫，被早有准备的杨守立击溃，随即反攻，李昌符被打得大败，只得率残军出逃陇州，之后被僖宗命武定节度使李茂贞（原名宋文通，由僖宗赐名为李茂贞）率军诛杀。
接二连三的兵变、叛乱，使得僖宗身心俱疲，李昌符的作乱则是最后一根稻草，僖宗受惊吓不轻，不能按原计划返回长安，只得暂时驻跸于凤翔行在。
光启四年（888）正月月，僖宗在凤翔度过新年后，身体一直没有恢复，自感时日无多的僖宗，在“大限来临”之前勉强起身，由皇弟寿王李杰等人护送，离开凤翔，于二月间回到了长安。为了“冲喜、示新”，僖宗改光启四年为“文德元年。
文德元年（888年）三月初三，僖宗病危；四天后，唐僖宗李儇驾崩于太极宫武德殿，年二十七岁，总算在死在了长安城中。
国不可一日无君，僖宗病重时，就应当马上准备由储君继位，承袭大统。可僖宗本人的两个皇子都已经夭折，没有正统的继承人。于是，外朝宰相和內朝宦官们紧急商议，要从僖宗诸兄弟中，挑选一位合适者继位，以承皇统。
当时，懿宗诸子（即僖宗的兄弟）中，第六子吉王李保、第七子寿王李杰的继位资格最先，而吉王为人贤德、排行也居长，所以朝臣们大多属意立吉王为新帝。但僖宗的心腹、左右神策观军容使杨复恭因为之前和寿王接触较多，且僖宗本人也对寿王更加器重青睐（几次护卫僖宗逃难），所以杨复恭坚决要求立寿王为帝，入继大统。
因为杨复恭手中握有兵权（兼管左右神策军），朝臣们无法与之相抗衡，只得附和他的意见，同意立寿王为新帝。三月初六，僖宗驾崩当天，杨复恭以僖宗遗诏的名义，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弟，改名为“敏”。
文德元年（888年）三月初八，在文武群臣的拥戴下（其实就是宦官集团的拥立），皇太弟在皇兄的灵柩前正式即皇帝位，即唐昭宗。随后昭宗给皇兄上谥号“惠圣恭定孝皇帝”，上庙号为“僖宗”。
昭宗为寿王时就颇有英气，而且喜欢读书，对父兄当政时期的朝政腐败混乱局面十分痛恨，一直有“恢复元和（唐宪宗）、会昌（唐武宗）前烈”的志向。继位后，昭宗注重提倡儒家法度，礼敬外朝文官，勤于政务、谨慎治国；相比懿宗、僖宗来说，昭宗的执政态度要积极主动得多。因此得到了“即位之始、中外称之”的高度评价。
但从中唐以来所产生的社会弊端，到了昭宗继位时，已积重难返，藩镇作乱、宦官专权、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即使昭宗本人有恢复、中兴的意愿，但唐中枢权威已在一次次的乱局中被极大削弱，朝廷仅有的一点点实力也因为和诸跋扈藩镇刀兵相向，最终损失殆尽。
所以昭宗在位时不甘沉沦，前后多次主动求变，铲除权宦、讨伐强藩，都没能奏效，反而将最后的元气统统消耗殆尽，不得不被迫接受藩镇的箝制、挟持，乃至于失去了所有的利用价值，最终被逆臣弑杀戕害，不得善终，实在是人生的悲剧（几乎和明思宗崇祯帝一模一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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